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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论概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即世界是原子论的，其中的各个实体即使相互作用也仍然彼此分立。但是人格却并不能同它的各种表现、效果或作用于它的各种刺激物（原固）分割开来，所以至少对心理学资料来说，它应该被另一概念取而代之。这一概念——整体动力学——牵涉到对观点的根本性改组，所以不能简单地叙述，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阐释。
症候群概念的界定假设能有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种对整个有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很清楚，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被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要问的是：人格是如何构成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一下症候群概念。
在试图描述自尊的各种相互关联的特征时，我借用了症候群这一医学术语。在本领域中，它被用来指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通常是同时发生，因此被予以统一的命名。用于这一意义、这一术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首先，它通常带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的含义。我们将不把它用在任何此类的特别意义上，相反，只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概念，这概念仅仅与某种结构有关，而并不涉及这一结构的“价值内涵”。
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用在一种纯粹相加的意义上，作为一连串的症状而不是有机、有结构、相互依赖的一组症状。我们则当然要将它用在后一种意义上。最后，在医学上，它是被用在因果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多种症状的症候群都被设想为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感到满足，以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一来，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是至关紧要的问题。可以举几例这类问题：①结核杆菌无所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②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出现；③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④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的轻微或严重．等等。总之，我们所应要求的是探讨生成肺结核的所有因素，而不仅仅是最富戏剧性、最为强大的某一个别因素。
我们对一种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明显不同的各种特征（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觉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一旦仔细、有效地研究这些特征便会发觉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分别称为相类似的动力意义，表现，“风味”，功能，或目的。
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样的根源或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的心理学同义词（都“指的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屎症可以是发源于同一情况，如遗弃；可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爱。这样，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是一致的。
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遇到一组在行为上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感情或行为，但这些感情或行为却互相交错、纠缠、依赖，可以被称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这样，我们既可以把它们作为部分或特征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把它们作为整体或统一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称呼这一寓于多样性之中的统一体呢？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采用“心理风味”这一概念，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一份菜由各种不同的成份所构成，但却有它自已的特色，如一碗汤，一碟肉丁烤菜，一盘炖肉等。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许许多多原料，却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或者，如果我们举一个人的容貌为例，我们马上就会发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鼻子，一双小眼，一对大耳，但却仍然十分英俊。（说一句时髦的俏皮话，就是“他生就一张丑脸，不过丑睑在他脖子上显俊。”）这里，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逐个加起的独立部分，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却有一种“风味”的整体，这种风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由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风味的多种多样的因素所构成。
解决定义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从心理意义着手，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带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么其含义便是它们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受厌恶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作是包含在这一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之内。这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互换，风味，意义这些概念尽管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但却有某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具体困难，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采用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coping aims）等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但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现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从功能心理学的观点看来，统一的有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有机体的性质，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答这些难题。于是，功能心理学家们是从有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的主要原则和中心所在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必须从它面临的难题以及它为解决这一难题正在做什么努力这一角度来理解人格组织。这样，大部分有机行为肯定是在就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在讨论人格综合时，如果两个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难题有着同样的应答宗旨，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就同一件事作同样的某些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于获得、丧失、保持、捍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机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简单的最终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如果用动力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有机体对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
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同有关性格表现的事实毫无关系，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当作所有症候群的主要特征。我们不可能讨论一个有机组织在有机体之外前世界中的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已经充分证明，在观察到的，已知的，被考虑过的资料中，组织结构无所不在。当然．这些资料不可能被说成是都有我们所用过的那种意义上的应对目标。我们对症候群的定义和韦特海默、苛勒、考夫卡对格式塔所提供的定义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我们的定义中，两个艾伦费尔斯（Ehrenfels）标准也是并行不悖的。
艾伦费尔斯给一个有机精神现象所下的第一个标准是：分别提供给一些人前单个刺激因素，如一支乐曲的单个音符，缺乏一个被赋予刺激因素的有机整体如整支乐曲的人所可以体验到的一些东西。换言之，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的部分相加之和。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意义，风味，或宗旨），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地，而是整体地理解，则可以通过它的任何一个部分来观察这一品质本身。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可以预料它会遇到实验上的困难。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有通过理解一个特殊行为在其中只是一个部分的整体，才能发现这一将殊行为的风味或宗旨。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能使我们相信，宗旨或风味不光是整体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例如，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演绎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感到不安全；再如，我们只不过从一个妇女对衣服的选择，就可以知道她的自尊心的大体情况。当然也得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从一个整体得来的判断根据充分。
艾伦费尔斯的第二个标准则是一个整体内部各种元素的互换性标准。这样，一支乐曲即使用两种不同的调子演奏，它的单个音符在两种情况下各不相同，这支乐曲也仍然保留着它的本来面貌。这类似于一个症候群内各种成份构可换性。有同样宗旨的成份可以互换或者彼此都是动力意义上时同义词；在一支乐曲中起着同样作用的不同音符也是如此。
一般讲来，格式塔心理学家可以说是同意韦特海默原先的定义，即当一种可以证明的相互依赖存在于各个部分之间时，整体就有了意义。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这一说法尽管非常确切并常常可以证明，但作为一个实用的实验室概念却用途不大，而且常常被属于另一传统的心理学家们认为是过于含糊；因为即使证明了整体的存在，对它的界定和鉴定还依旧是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还要求这一定义具体可行，具有启发性，并能够强迫属于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坚持原子论，机械论世界观者）接受它，那么很明显，就不能认为对一个格式塔进行确切界定的难题业已彻底解决。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一困难，但我只想讨论其中的一个，即对所用资料的选择。格式塔心理学家研究的主要是现象世界的结构组织，主要是在有机体之外的“材料”（material）的“场”（field）。（应该指出，他们通常并不承认这一点。）然而，有最高的组织形式，内部相互依赖性最强的却正是有机体本身——这一点已被戈尔德斯坦因很充分地证明。有机体看来是证明组织和结构规律的最好场所。对资料的这种选择还有另一个好处；这使动机、目的、宗旨、表现，方向等基本现象在有机体内显得清楚多了。从应对目标的角度来界定症候群立刻就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以将功能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意图论（Purposivism）（并非目的论），精神分析学家和阿德勒（A1fred Adler）派精神分析学家等所倡导的那种伪动力学，以及戈尔德斯坦的有机整体论等本来是各自孤立的理论统一起来。这就是说，得到正确界定的症候群概念可以作为一种统一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我们称这种世界观为整体动力学观点并用这种世界观同一般原子论观点相对照。格式塔的概念也应如此——如果它象我们所说的那样得到扩展；如果它更注重于人类机体及其内在动机。
人格症候群的特征（综合候群动力学）
互换性
在前面所讨论过的动力学的意义上，即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和症状，既然它们有同样的宗旨，便可以互相替换，做同样的工作，有同样的出现的可能性，可以有同样的把握或可能性来进行预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综合症的各个部分可以互换或者说是对等的。
在癔病患者身上，病症从这个意义上讲显然是可以互换的。在传统的病例中，一条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术或其它暗示疗法所“治愈”；但后来却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其它症状所代替——或许是一只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全部著述中，也可以遇到许多对等的症状，例如，对一匹马的恐惧可能意味着，或代替着压抑下的对父亲的恐惧。就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表现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上他的所有行为表现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前面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的一般愿望最终既可能导向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居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在一宗未知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患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确信不疑地断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公益心（socialinterest）的表现，但却无法对确切的表现形式进行预测。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
循环决定
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例如霍尼（Horney）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197）。霍尼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源源不断的运动，每一个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它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它部分所影响，整个行动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
完全的神经病性依赖意味着期望肯定要被挫败。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使很可能因此而早就存在的怒气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人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灼不安和对报复的恐惧。但造成对完全依赖的需要，这些心理状态原本就正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将会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源源不断的运动和相互间的增强之中的。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所有的因素都同样既是因又是果。
再如，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求保持自己的安全感。他如果不是感到被遗弃、被厌恶（不安全），便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指出某些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开脱自己的仇恨，但这些被厌恶种族的性格却恰恰是几乎全都要被部分地归结到这种仇恨和遗弃。①
如果我们想用比较熟悉的因果词汇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互为原因，互为后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互补变量。
结构良好的症候群抗拒变化或保持原状的趋势
不管安全感处于什么水平，要想将它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象被弗洛伊德描述为抵抗．（resistance）的那种东西，但却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这样，我们就既会在健康的人身上也会在不健康的人身上发现某种拒绝放弃既定生活方式的趋势。趋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将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安全感水平所遇到的困难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人格症候群有时在外界发生最惊人的变化时也会保持一个相对的常数。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却仍然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②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中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一位德国流亡者，以前极为富有，后来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来到了美国。然而，他却被诊断为一个具有安全感的人格。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最根本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觉得，如果能给它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不快可以用各种方式当作有外部原因的现象解释过去。通过了解在德国就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财政失败之前差不多也是同类人。
从病人对心理疗法的抵抗中也可以见出许多其它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根据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顽固不化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结构良好的症候群在变化之后复原的趋势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人们常常可以注意到这种变化只是暂时的。例如，一种遭受创伤的体验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