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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我很乐意去确认死者的身分。”
“那好，你去县行政管理中心，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已上路。过后回个电话给我。”
我起身走向门口。
“麦科恩。”他在我身后叫道。
“有事吗？”
“你还能玩个侧手翻吗？”
“什么？”
“侧手翻，就像每次游泳队赢了，你们女孩子们做的那动作。”
他朝我微笑，这笑既有怀旧的色彩，又含着某种欲望。“我那时总是等着你们两手着地的那一刻，你穿的比基尼比队里哪个姑娘的都漂亮。”
我吃惊地看着他，过了一会才转身出去。
县行政管理中心在北面，挨着米拉玛海军航空站。在我开车转过奥佛兰德街时，街上的指示牌就告诉了我哪儿是验尸官办公室。
我在收看室里等着电视屏幕上出现那具未经确认的男尸。我很高兴不必进到那间冰冷的停尸间靠近尸体去辨认。然而事实上我的胃还是紧紧地收缩，呼吸越来越轻弱，就算有这样一种间隔，观看死亡者毕竟是令人不安的，如果死者是你亲爱的人，那就更加不安了。
“准备好了吗，麦科恩女士？”工作人员问我。
我点了点头。
屏幕上出现了那个男人：片子有些失真，绿得发蓝。那男人深褐色的头发，胡子下垂，严厉的面容。看得出死时很平静。
他不是海诺。他也不是蒂莫西·莫宁。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
我用工作人员的电话和瓦尔纳取得联系。“尸体不是我当事人的。我不知道他是谁。”
“你肯定没什么隐瞒吗，麦科恩？”
我目前只有凶手的名字。一起绑架，一次搞砸了的200万美元赎金，还有一个失踪者，这些情报都秘不可宣。我只好说：“我肯定，告诉我情报的人让我上当了。”
“好啦，感谢你去确认。”
我挂断电话。
回到老屋，我坐在起居室一张小书桌旁，足足坐了半个钟头。
马蒂毫无疑问在说谎。他向我描述的是一个既有海诺的特征，又有停尸房里的那个男人的特征的人。这只能证明：马蒂曾经非常仔细地观察过他们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可能都被他杀死了，首先是海诺，他的尸体先被处理了；由于警察闻讯赶来，才阻碍了马蒂转移走另一个男人的尸体。或许海诺当时负伤逃走？但到现在，他可能已死亡，或者濒于死亡。实际上，我这次去验明死者的唯一收获是产生了一个模糊朦胧的希望，而这个希望和另一种极其强烈的紧迫感交织在一起，那就是——必须把调查继续下去，不仅要加紧进行，而且要控制情绪，依靠逻辑与事实。
先从一个人名，不，是两个人名入手。布洛克威茨和安·内瓦罗。
内瓦罗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姓氏，布洛克威茨则很罕见，有这个姓氏的人既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我从书桌抽屉中翻出市县的两本电话簿，逐页地查阅。没有布洛克威茨；有一个A·C·内瓦罗。我拨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男人说那儿没有名叫安的人。我向问询台了解新编的电话用户，还是没有。
我吃了块回家途中买的三明治，马上又驾车赶回县行政管理中心，花了几个小时，仔细查阅他们的各种记录。我查出一份名叫爱德华·布洛克威茨的出生证明，但再翻查下去，又发现一份他的死亡证明书。有一个叫婀娜丽莎·内瓦罗的人于1961年出生在巴尔博·那瓦尔医院，但没有进一步的跟踪记录。选民登记，申请营业执照或其他许可证，以及交纳财产税，所有这些档案材料上都没有那两个姓氏。
我灰心丧气地离开该中心。内瓦罗和布洛克威茨不一定就出生在这个县，也许不是加利福尼亚人。按照常规，我可以把调查范围扩展到别的县、本州乃至联邦政府的各种机构，但这次不能按章办事。因为我没时间，并且什么也保证不了。
我忽然想到过一个有可能帮助我的人，但我马上意识到，为安全起见，我和她的联系只能限制在通一次电话上。我发现自己的思维反应越来越迟钝，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将有可能犯下致命的错误。虽然时间才是下午4点钟，我决定回老屋去，马上睡一觉，把问题留到明天再去定夺。
一种莫可名状的声响惊醒了我。我笔直地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发现天已经完全黑透。气温明显地降了下来，一阵凉爽的微风吹得紧靠院子门的帷帘飒飒作响。我起身走到那儿，朝外看去，没见到什么。随后我摸到书桌跟前，费力地看钟，快到11点半，我已睡了六个多小时。
刚才那声音又响了，在外面屋后的什么地方。是峡谷里的一只什么动物爬上来？还是有人爬上房子？
我再移到门边，确信纱门被闩上，但对一个决定破门而入的人来讲，它起不到多少障碍作用。我凝神屏息，纹丝不动，细细地分析四周光亮和阴影的分布情况。
响声再次传来，这次我听出了方向，在右面的不远处，正对着厨房。一个黑影紧贴着树丛一晃而过，我来不及辨认出是不是个人影。我足足等了五分钟，这才悄悄地把里面的玻璃门关上，并将保险闩上好。接下去我要检查厨房的门——
电话铃声突然刺耳地响起来。
不能去接！我想。但如果是个重要的电话怎么办？不，不可能。约翰是唯一知道我在这儿的人。我要让铃声传出去，让外面的人认为这房子里没有人。然后我再给约翰回电。
铃声响过八次后停了。我走到书桌前，在电话键盘上按了约翰的号码。他立刻接了电话。“刚才我给你打电话，没人接。这么说你在那儿。你好吗？”
“很好。出什么事了？”
“你那位伦肖先生刚来过，他说——”
我立即打断他。“挂上电话，出去找个投币电话，再给我来电。”
他没多说一个字就挂掉电话。我锁上厨房门，查过窗户，然后等约翰的电话。15分钟后，电话铃一响，我便抓起听筒。
约翰的声音之外有嘈杂的音乐声。“莎伦，我在一个叫平基的店里。有人盯着我，但还没有进来，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可能来窃听我的电话，伦肖才来——”
“我不知道他们发现你有多久了。他们可能已经整天在监视你的房子。我们最好讲快些。伦肖说了些什么？”
“要我转给你一个口信，如果你去他们在拉霍亚的办公室，交还伦肖给你的钱，说出你调查到的海诺的情况，那样双方的问题就一笔勾销了。”
“就这些吗？”
“我就让他说了这些。我告诉他，你我之间有矛盾，好几年没讲话了，然后就把他赶了出去。”
“他相信你说的吗？”
“说不准。但我觉得他不知道你在哪里。他表面看起来很强硬，其实可能处在绝望之中。”
那倒很好，但另一个问题使我疑惑。如果外面那个被我瞥见的人不是RKI的暗探，那他会是什么人呢？绑架者中的一个？马蒂“随从”中的一员？还是我至今对其一无所知的什么人？
“莎伦，”约翰说，“既然他们能找到我，那他们也会找到——”
“我知道，我准备离开这儿。我需要你帮个忙。我把我的巴里凯房间的钥匙寄给你；你去一趟那儿，收好我留在那里的东西，把钥匙交还那儿的账台，然后把我租来的车——车钥匙在巴里凯的房间里，还到机场。把我的东西存放你家里就行了。”
“我会这样做的。”
“多谢了，等这事一了，我给你打电话。”
长长的一阵沉默，然后传来他的话音：“好吧，你这狗东西，不想来跟我喝一杯，操你的！”电话断了。显然尾巴已靠近，完全可以偷听到他最后讲的话。
有一小会，我为约翰担心，但我马上提醒自己，我的哥哥会照顾好自己的。此外，伦肖也很清楚，恐吓约翰并不能达到他们找到我的目的。
我把下午睡觉前搁在茶几上的那枝0。45手枪拿在手里，开始蹑手蹑脚地检查整所房子，同时探视窗外。我发现有辆车停在外面街上。前两个夜晚我没见过这辆车。这是一辆黑色达特桑，比周围大多数邻居的车破旧。车牌字迹模糊不清。我跪在窗前地板上耐心地探头观察了好久，这才确信车里没有人。
但是，这没有消除我的疑虑。我穿好衣服，把我的东西加上从约翰那里借来的卡琳的衣裤，都装进一只包里。吃完三明治的配菜，我裹着被子缩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静静等候黎明的光线照亮窗户，等候高速公路上过往车辆隐约可闻的嗡嗡声。这声音会告诉我附近乘车上下班的人们开始活动了。
这时，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片断闯进我的脑海——是令人恐惧的姨妈克拉丽瑟在我们小时候上床时经常讲的。故事的细节淡忘了，但我姨妈的警告现在回响在我耳畔：“当心那只阴影中的狼。它总在窥伺，很沉得住气，一旦抓住了你，它会把你吃个精光，连皮带骨还有那颗心，一点都不剩。”
17
6月11日 星期五
我提着包走进一间低矮的平房，心想最好的藏身之处往往是那些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
这家汽车旅馆位于拉霍亚的一条小街上，距RKI总部办公楼仅几站路，旅馆的红瓦屋顶上爬满了紫藤。这地方早在40年代曾是个停车场，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当作幽会的好去处——我也来过几次。
我要了院子后部的一间，门口有棵大树。一踏进房门，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气，这房间我曾经住过。有一年夏天，我从学校回家，神差鬼使地跟一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男子在这里住了几夜。他是附近斯克里普斯学院的职员。
我关上房门，把包放在床头的行李架上，然后到厨房去检查窗户。窗外是条小巷，厨房里有扇后门能通出去，我租来的汽车就停在那儿。我拉了拉插销，注意到窗户是钉死的，又试了试前门和其他窗户。我认为这房子还是安全的，便走到小书桌跟前，想在抽屉里寻出个信封来。
这天早晨在往市中心来的路上，我发现有人跟踪。一进城，我便向霍顿广场停车库驶去，把我哥哥的“侦察者”停在车库底层，然后从边门走了出去。我进了附近一家餐馆，强迫自己咽下了早点，又喝了几杯咖啡。我假装细阅《联合论坛》，暗中观察其他顾客和窗外的行人。外面有个戴软帽的男人很可疑，他在人行道上蹓跶了半个钟头。于是，我在餐馆里磨磨蹭蹭一直坐到10点，然后出门顺百老汇街往休斯顿百货公司走去。我以前在那家公司当过保安。那男人继续跟着我。
商店雇员（尤其是当过保安的雇贝）对店内诸多不向顾客开放的通道、备用出口等了如指掌。谢天谢地，自我离开以后，这家公司的商场并没有进行过大的改建。10分钟后，我从边门出去来到一条小马路上，尾巴被我甩掉了。然后，我混进购物人群中，穿过几条马路，先后乘了三辆公交车，辗转迂回地到了皇家海滨。
我租了一辆蓝色别克一云雀车。这车租金低廉，只是损坏得厉害：左边车身有个四痕，坐垫破破烂烂，挡风玻璃上有一条带缺口的裂纹。我开车到科罗纳多，从花旗银行的活期账户上取出RKI预支给我的大部分款子。在到拉霍亚的途中，我去了一下霍顿广场停车库，从“侦察者”里取出了手提箱，然后来到这里。
我终于在客房小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信封落款上印的是别家饭店的名字。这正合我意，可以迷惑那些跟踪我的人。我把巴里凯房间的钥匙和我租的车的钥匙，还有“侦察者”车的钥匙、取车牌都封进了信封，又从钱包里取出三张邮票贴上。
我打电话到汉克的妻子安妮·玛丽在旧金山的公寓，答录机说她在萨克拉门托市的加州环境保护联盟办公室。我没有留下口信。
我又打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安妮·玛丽正在开会。我问了会议结束的时间，说到时候再打过去。接下来该干什么呢？对了，有一件该做的事，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
我对着梳妆台上方的镜子仔细端详自己。我穿着卡琳的牛仔裤，那宽松的款式，我以前从不穿，上身是她粉红色衬衫，也是我绝对不会买的。我们两人截然不同的穿着爱好倒是对我很有利。至于上午跟踪过我的那个戴软帽的男人，我怀疑就是RKI派的，不过他根本就没有正面打量过我。真正伤脑筋的是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又黑又密又长，而且我的发型很可能就是我最易被识另u的特征。必须把长发剪掉。
一个小时后，我从附近一家美容院出来时，口袋里减少了200元钱，但我深信，剪了头发的我走在街上，谁也不会一下子认出我来，甚至连我哥哥也不例外。
这次我打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安妮·玛丽接着了。
“你好吗？”她问我，“汉克说他们给你晋升了一个对你绝对不合适的职位。依我看，你不辞而别，没什么不对。”
“我现在不能谈这事。这会儿我需要打听点事情。”
“说吧，莎伦。”
“你听说过一个叫‘陆海卫士’的组织吗？”
“他们是最极端的生态恐怖分子。”
“极端到什么程度？”
“几年前，有人怀疑他们杀人，杀了一个捕金枪鱼的拖网船船长。据说那个船队为了逃避鱼网检验，在一个外国港口入了船籍。不过，这件杀人案一直没有证据。”
“外国船籍是怎么回事？”
“大拖网船用的老式深海网捕捞金枪鱼时，会连海豚一起拉上来，海豚夹在里面一挤压就会闷死。《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通过以后，规定拖网船换用一种能使海豚逃生的网。美国船队被监视得最严密，但，如果是外国船籍的，可以免检。那些不响应《保护法》的渔船就找外国港口重新注册。”
“‘陆海卫士’杀那个船长是为了杀一儆百？”
“我们想是这样。”
“这么说，他们从事恐怖活动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会不会为了谋取钱财呢？他们会不会为了索取赎金而绑架某个人呢？”
她迟疑了一下。“他们有可能绑架人，不过不一定为钱，可能是为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无法解释莫宁绑架案。“你知道一个名叫伊曼纽尔·方特斯的墨西哥环境保护论者吗？”
“他干得十分投入，也很受人尊敬。”
这又与绑架者打算通过方特斯的公司收取赎金的说法不合。
“真有意思，你怎么会提起方特斯，”安妮·玛丽接着说，“那个被杀的船长正是给伊曼纽尔·方特斯的弟弟吉尔伯特干活的。吉尔伯特买下了科罗娜船队。那个船队原先停泊在圣迭戈。他买下以后，就挪到墨西哥去了。”
我回想起伦肖曾提到过方特斯兄弟关系不和。“照你看，伊曼纽尔·方特斯会不会跟‘陆海卫士’有关系？”
“绝对不会。”
“如果‘陆海卫士’的目的是让吉尔伯特丢丑，或者对他的反环境保护做法进行报复呢？”
“那也不会。伊曼纽尔无论如何也不会跟恐怖分子同流合污。去年我在里奥会议时见过他。我们交谈过。”
我叹了口气，刚才一瞬间还以为自己摸到了线索呢。“你听说过一个叫布洛克威茨的人跟‘陆海卫士’有联系吗？”
“斯坦？”她似乎很惊奇，“我听说过他，但是跟那个组织没关系。”
“他是什么人？”我立刻又振奋起来。
“斯坦·布洛克威茨是个十足的混蛋，专为反环境保护运动筹款。听说过‘明智用途协会’吗？还有全美联合会？”
“‘明智用途协会’不就是那个与里奥会议同时召开的反环境保护最高级会议的团伙吗？”
“嗯，他们的计划全是破坏性的，甚至要废掉联邦政府所有的环境保护规定。全美联合会是一个代表采矿业、伐木业、牧场经营和其他行业利益的集团联盟。另外还有‘保护自由企业中心’，那是个非营利性的团体，专门为反环境保护论的组织筹款。大企业给他们捐许多钱。不用说，他们的手段都是合法的。布洛克威茨的公司叫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在哪儿？”
“圣克利门蒂岛。”
“好地方。他们为谁募钱？”
“他们的对象差不多就是‘保护自由企业中心’的那些组织。”
我脑子里飞快地考虑刚听到的新情况。“等会儿再谈布洛克威茨，你知道安·内瓦罗这个名字吗？”
“内瓦罗是布洛克威茨的妻子。”
“噢？”
“布洛克威茨是前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成员。大概六七年前，他玩弄权术，被赶了出来。于是，他成立了自己的筹款公司，反对绿色和平，讨好大企业和财团，以此作为报复手段。”
“很聪明，”我说，“这倒是让大财团掏腰包的好办法。”
“是的。布洛克威茨募到许多钱。但是捐钱人并不了解布洛克威茨。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