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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第一次提出这项计划时写道的：
采取这种方法，将更有效地促使各类学校之间开展竞争，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它将消除要政府直接资助私立院校的压力。这样，一方面将使私立院校相对于州立院校获得发展，同时又使它们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作为附带的好处，它还会起到严格控制补贴的作用。这种补贴教育机构而不是补贴人的做法，最终将导致不加区别地补贴所有大专院校的活动，而不是仅仅补贴各州认为应该补贴的活动。即使作一粗略的考察也可看出，尽管这两种活动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但决不是一码事。
为促进公平而采用凭单计划的理由 …… 是很明显的。 …… 例如，俄亥俄州对本州公民说： “ 如果你们有小孩想上大学的话，我们将连续四年向他们主动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只要他们能够满足起码的入学条件，并明智地选择上俄亥俄大学（或其他一些由本州政府资助的大学）。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想上（或你想让他们上）奥柏林学院或西部储备大学，那他一个钱也甭想得到，更不要说去上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贝洛伊特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了。“我们怎么能为这样一种方案辩护呢？如果把俄亥俄州打算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钱花在所有高等院校的奖学金上，并要俄亥俄大学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院校竞争，难道不是更为公平，更能提高奖学金的水平吗？ ①
①引自《资本主义与自由》，第 99—100页。
自从我们最先提出这一建议以来，一些州相继有限度地实施了这方面的计划，颁发了可以在私立院校使用的奖学金，尽管只限于本州内的私立大学。另一方面，虽然纽约州立大学的董事会也根据同样精神制定了一项非常出色的奖学金计划，但这个计划却被该州州长纳尔逊 ·洛克菲勒的一项宏伟计划代替了。洛克菲勒计划是要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样式办纽约州立大学。
高等教育方面的另一重要事态发展是联邦政府在资助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大了，尤其是对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管理更多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干预是联邦政府活动大规模扩张的一部分。而联邦政府活动是在争取更大的民权的名义下采取的所谓 “积极行动”。这种干预引起了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极大关注，他们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官员过多地干预教育。
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遗憾的是高等教育的前途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学术界曾极力鼓吹对其他部门进行干预，只有干预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才感觉到干预带来的种种弊病：耗资巨大，学校的基本教学任务受到干扰，以及适得其反的效果等。此时，他们成了当初信仰的牺牲者，成了继续从私利出发仰给于联邦政府的牺牲者。
结论
按通常的习惯，我们把 “受教育”和“上学”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是，区别这两个词的意思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较为细心地使用这两个词的话，就会发现：“受教育”并不一定都得“上学”，“上学”也并不都“受到了教育”。许多学历很高的人并没有受到教育，而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上过学。
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在我国的创建者当中是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博学多才的人，然而，他只上过三、四年正规学校。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毫无疑问，每个读者都认识一些学历很高，但他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认识一些没有上过学，但他认为很有学问的人。
我们认为，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
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再没有比学校更令人不满意的机构了，几乎没有比它更能引起不满情绪，更能破坏我们的自由了。教育机构极力捍卫其现有的权力和特权。它得到了许多具有集体主义观点、热心公共事业的人们的支持。但它也受到了攻击。学生考试成绩普遍下降；城市学校中犯罪行为、暴力行动和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绝大多数白人和黑人起来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严密控制下，许多大专院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感到惶惶不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教育事业中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和社会化日益增强等趋势的严厉批判。
在这一章里，我们曾试图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偿还条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该制度不仅将使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将消除目前征穷人的税来资助富人家子弟上学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
这些计划是富有想象力的，然而，并非是行不通的。阻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偏见，计划的实施和管理根本不成问题。在我国和其他国家，早已有人小规模地实施过类似的计划。公众是采取支持态度的。
这些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在目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巩固我们自由的基础，并使教育机会的均等具有更为实在的意义。
版权说明；摘自《自由选择》第六章，版权 1980，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D·弗里德曼。经H·B·乔凡诺维奇公司允许重新出版。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10．经济方面的报刊文章
有害的法令
有一种很不错的方法可以用来预测政府社会计划的结果；而这些政府社会计划都是为了实现高尚的目标而实行的。首先看那些赞成实行该项计划的、善意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他们希望该项计划达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再将这些期望颠倒过来，于是你就会得到对实际结果的准确预测。
理想主义者（从哈罗德·拉斯基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都曾经向受苦受难的印度人民保证：“民主的经济计划”将消除饥荒，带来物质上的繁荣，解决种姓之间的、历时久远的冲突，并消灭不平等。结果是：对人民群众的、连续不断的剥夺，种姓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暴力，及更加深化了的不平等。
事与愿违的结果。现在再来看看一些较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为了实现幻想中的太平盛世，人们提出了房租控制计划，希望这种方法能够降低房租，并确保穷人得到更多的住房。然而，对于除少数幸运者以外的所有房客来说，哪里实行了这一计划，那里的实际结果就刚好相反。房租控制鼓励了对住房空间的浪费使用。同时又打击了更多的居住单位的建造。这样一来，对于除了那些没有搬家的房客以外的所有房客来说。他们实际支付的——不论是合法的还是私下的——租金，在飞速上涨。而且即使那些没有搬家的房客也在抱怨上涨的房租使得他们吃不消。
两年多以前，当三藩市的行政官员在考虑实行一种房租控制的时候，我在当地的报纸上重新发表了一篇我曾发表在《新闻周刊》上的关于房租控制问题的文章。我在序言中写道：在考察了关于房租控制的影响的大量证据之后，只有“傻瓜或无赖”才会支持这样的做法。不用说，这并没能阻止城市管理委员会（它的组成者既不是傻瓜，也不是无赖）的大多数成员实施我所反对的这一条令。而且，这些经验教训也没能阻止房租控制条令在其它城市的实施——或者说，没能阻止悲剧的重演。
人们又提出了城市重建计划，以期治愈“都市生活的恶劣影响”，并改善穷人所能得到的住房条件。但结果却正象马丁·安德森对他的城市重建调研报告的命名所显示的那样，这一计划成了一架“联邦推土机”。被推倒的居住单元的数量，大于所建造的居住单元的数量。而建造起来的新单元，大部分是为具有中等或上等收入水平的人提供的。“都市生活的恶劣影响”不过是被转移了，而且，由于将穷人移出“重建的”地区而在别处造成的更高的密集程度，又使得这种恶劣影响更为严重。
在教育方面，专业化、取消种族隔离、使用两种语言、大剂量的联邦援助——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提倡，以期提高教学质量，缓和种族紧张状况与种族歧视。其结果是可以预知的：教育系统成效的大幅度下降，以及（至少在北方）实际的种族隔离的加剧。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15日实行了价格控制，以消除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大约为年4％至5％。当价格控制于1974年结束时，通货膨胀已经发展到了2位数字。
卅际商务委员会是于19世纪80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为当时的拉尔夫。纳德家族所提倡的，其目的是要惩治垄断性的铁路，并为铁路顾客谋利益。今天的纳德集团的一个分支，公布了一项关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毁灭性的研究报告，证明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加强了铁路的垄断势力，后来，又加强了卡车运输方面的垄断势力。交通运换设施的使用者一直享有这样一种令人怀疑的特权，即对较差的服务支付较高的价格。
讲出一种例外的情况。我还需要再继续列举下去吗？我想请我的读者们讲出一种业已实现了为真善意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支持者们所保证的那种结果的政府社会计划。我一再重复使用“善意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支持者们”这一词句，是因为他们普遍地一直是那些有着非常清楚的自利动机，并且是常常确实能够实现他们预想的结果的人的愚弄对象——以19世纪90年代的铁路为例。
使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知识分子及人民大众的、一再的轻信。我希望有谁能够为我解释一下这一问题。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还没有人给这一业已得到广泛征明的结论赋予一个容易记忆的名称——如……（欢迎提出建议）吗？
（原载《新闻周刊》，1982年）
自由市场与将军
在以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政府的赞同与支持下，智利对自由市场政策的采用，更加促进了这样一种神话；只有独裁政权才能成功地实施自由市场政策。
事实却截然相反。智利只是一个例外，而并不是规律。武装部队所实行的是等级制度，它的人事织成渗透着某些人发布命令，而某些人执行命令这样一种传统：它的组织是由上至下的。而自由市场则刚好相反。它是唯意志论的，权力是分散的；它的口号是讨价还价，而不是屈从于命令；它的组织是由下至上的。
而其它南美国家中的军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独裁统治，与其在政治须域中的独裁统治完全是同等程度的。弗朗茨将军与希腊的上校们也是如此。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引入自由市场因素以对付经济危机——但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在其新经济政策下也曾这样做过，而且近些年来，中国也一直在这样做。然而，据我所知，除智利外，作为一种原则，没有一个国家赞成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奇迹。智利是一个经济奇迹。通货膨胀从1974年中期的年700％下降到年10％
以下。在经历了困难的过渡时期之后，经济开始上升，在1976至1980期间，经济以平均每年大约8％的速度增长。实际工资与就业迅速提高，而失业下降。在出口补贴取消之后，在关税大幅度地削减到10％的统一税率之后（对大多数汽车所课征的、暂时的较高关税除外），进口与出口迅猛发展。许多国营企业都已实行了非国有化，而且汽车运输业及其它部门都已经实行了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的措施。凭单制度已经在初等及中等教育中得到实施。最为突出的是，社会保险改革已经得到采纳，从而允许人们在参加政府保险体系与由个人为其退休作出准备之间进行选择。
智利还是一个更为令人惊诧的政治奇迹．一个军政府居然会支持极大地削减国家的作用，并用从下自上的控制来取代从上至下的控制这样的改革。
这一政治奇迹是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情况的产物．阿连德政权所导致的混乱局面——正是这种混乱局面加速了1973年军管的发生——使得中央经济控制的信誉丧失殆尽。为了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军方制订了一项广泛的自由市场经济计划。这项计划是由一些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起草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不是所有的人）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在头两年当中，这些所谓的芝加哥小伙子们参与了该项计划的实施，但他们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而且降低通货膨胀方面的成效甚小。在多少有些绝望之下，军政府让这些芝加哥小伙子们担负起了主要责任。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将杰出的智力及实施能力，与勇于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的胆略及对完成这项计划的献身意识结合在一起了——于是，这一经济奇迹就开始了。
智利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困难——同世界许多其它国家一样，而且已经几乎全部地被成功压倒了的、对自由市场政策的反对意见，现在又开始频频出现——既来自军方内部，也来自军方外部。
这一暂时的挫折很可能会得到克服。但是我有言在先：除非军政府为致力于政治自由的民政府所取代——正如民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政治自由是它的目的所在，否则的话，这种自由市场政策不可能持久。若军政府不能为民政府所取代，那么，或早或晚——而且可能是或早而不是或晚——经济自由将屈从于军方的独裁性质。
自由。民政府也可能会破坏自由市场——毕竟，当阿连德被军方推翻时，他在智利的所作所为就是如此。然而，下述情况绝不是偶然的：自由市场在19世纪的扩展，伴随着政治自由的不断扩大；而且尽管政治上自由的社会业已朝着集体主义的方向发展，但若不是通过武力，没有哪一个社会会一直走下去的。
我始终强调：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已经认识到，除非伴之以这样的论断。即政治自由反过来又是经济自由得以长期保持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这一句概括（虽然是正确的）将是令人误解的。
（原载《新闻周刊》， 1982年）
贿赂的用途
那些有关大公司桌下支付的标题，在声嘶力竭地叫嚷着‘公司贿赂”．然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所记载的每一起事件，所涉及的都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订货合同而进行的支付。还从未存在过任何关于私人企业之间的可疑支付的丑闻——尽管的确存在着私人企业的、其它类型的腐败活动，正如在关于英国演员工会融资问题的丑闻中的情形那样。
目前大量涌现的这些事件说明了：某些政府官员（他们毕竟是在耗费人民的钱财），很想利用他们的职位来为个人谋利益；私人企业则很想迁就他们；而那些抵制这种诱惑的企业很可能要失去有利可图的生意。
道德与市场
这种贿赂在私人企业之间是极为罕见的。这很好地说明了私人的贪心如何能够促进道德标准。贿赂的供给，只能来自于销售收入。但那些耗费他们自己的钱财的人们，几乎不可能被来自他们自己的花费所贿赂。那些将他们的钱财的开销事宜委托给代理人的人们，会有着强烈的个人兴趣来搞清楚他们的代理人是真正诚实的、可信的，并对这些代理人的所做所为进行监督。在非个人的大公司中，这种个人兴趣有所淡化，但即使是这样，与庞大的政府中的情况比较起来，仍然要远为有效得多。在一个小村庄里或一座小城镇里，单个居民可能有能力来对他的代理人进行监督；但在大城市里（比国家要小得多），他则无法进行监督。在商业界中，诚实与公正待人是有市场价值的。在政界中，诚实与公正的声誉可能会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但事实却可能是一种义务。
政府贿赂久已存在——这部分地是因为（而不论在道德的天平上这是多么地令人遗憾）它有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