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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这一情况及其它的战时实践都值得作进一步的检验。
卡根对恶性通货膨胀所作的检验，是高度不稳定的情况下货币需求之稳定性的又一重要证明。它也是一数值上稳定的流通速度与一稳定的函数关系之间的差别的一个有趣的事例：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流通速度的数值变动极大，但是，这是对价格的预期变动率的变动的一个可预测的反映。
20．尽管本书的文章中包含了与第18点中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证据，但这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引入这些有关证据的目的是要丰富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货币需求函数的性质问题上业已经过验证的知识。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论文也提出了一些理论构造上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值得采纳的修改意见。我将对其中的几个加以评述，而不准备对这些文章本身加以全面地概括。
21．塞尔登所提供的材料涉及了最长的时间期间及最为“正常”的情况。这是一个优点同时又是一个缺点。说它是一个优点，是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结果可以最为直接地应用于和平时期的实际情况；说它是一个缺点，是因为“规范性”可能意味着这些基本变量的变化很小，所以，借以判断这些变量的影响的基础就较小。幸亏这一期间的跨度较大，所以实际国民收人是这其中的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变量．实际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一直伴随着单位产出实际现金余额的增长——流通速度的下降——从这里塞尔登得出结论说：实际余额需求的国民收入弹性大于1——用通常采用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现金余额是一种“奢侈品”。这一完全合理的结论似乎也为其它国家的证据所证实。
22．塞尔登发现，在各循环周期当中，流通速度在扩张期间上升，在收缩期间下降，乍一看来，这一结果似乎与刚才引证的长期结论相矛盾。然而，存在着另一种解释而与这一长期结论完全一致。不妨回忆一下，在方程（7）中的Y是作为一个财富指标而被引入的。这对于相关的国民收入的衡量或概念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理论分析所要求的并不是通常的测得国民收入——测得国民收入主要与扣除双重计算后的现期收入相对应——而是一个较长期的概念“预期收入”，或我在别处所称作的“永久性收入”。③现在我们假定方程（13）函数v中的这些变量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这样一来，Y与M的比率将保持不变（假定Y是永久性收入。）正如塞尔登所计算的那样，流通速度作为测得收入与货币存量之间的比率将不会保持不变。当测得收入超过永久性收入时，测得流通速度将会比较高，反之则相反。现在可以这样推测：在周期循环的高峰点上，测得收入将高于永久性收入；而在周期循环的低潮期，测得收入将低于永久性收入。所以，测得流通速度与收入的周期变动之间可观测的确实的一致性，所反映的只是测得收入与方程（13）相关的这一概念之间的差别。
23．塞尔登著作中所提到的另一点是财富在各种财产形式之间的适当划分问题。当然，前面所提到的划分只是启发性的。塞尔登发现“短期债券”与“长期债券”之间的区分是更为有用的；他将前者视为‘货币的替代物”，而将后者的收益称为“持有货币的成本”。他发现，这二者与货币需求量都是极为相关的。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也是对利率变动的预期加以考虑的方法之一。
同样，在货币与其它资产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严格的界线，且就某些目的来说，对“货币”的不同形式（如对现金与存款）加以区分可能是十分合意的．货币的这些形式中的某一些可能支付利息或可能涉及到服务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正或负收益将成为决定货币待有在各种形式间的划分的有关变量。
24．通过侧重于恶性通货膨胀，卡根得以对影响通常难以估计的一个变量，即价格变动率作了生动的描述．这一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实际上省略所有的其余变量的必要性。他根据实际变动率来估计价格的预期变动率的方法（这一方法非常适用于他的数据），也可以应用于其它变量，所以，在非货币方面也可能是重要的。我已经使用它来对作为消费的一个决定因素的“预期收入”加以估计，⑤且加里·贝克尔已经对按照上面所提出的思路（在第22点中），在货币需求函数中使用这一“预期收入”系列作了实验。
卡根的结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价格变动率的变动，或持有财富的另一种形式上的收益的变动，都对货币需求量产生预期的影响，即价格变动率越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它形式之越具吸引力，那么，货币需求量将越少。这一结论是重要的，不仅因为它与其它形式之收益（如各种债券上的利息率）的变动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因为它与这一影响有着间接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在某些方面不太令人满意，原因在于这些问题的变化范围是如此之小；“这些方面的变动的影响存在于预期的方向之中”这些尝试性的发现，通过卡根的给论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卡根的论述与他所研究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之间的不适用性，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时，用在某一时点上的预期变动率来取代价格变动的整体预期模式可能是不理想的，正如卡根所做的那样及前面第5点中所做的那样。例如，某一给定的价格上涨率被预期为仅将持续一天，且随之而来的将是价格的稳定，那么，这样一种既定的价格上涨率将意味着较高的（实际）货币需求，高于相同的价格增长率，但被预期为无限持续情况下的需求水平；与前一种价格相比，为避免支付后一种价格而发生较大的成本是值得的。这与当不仅需要将现期价格包括进来，而且需要将过去价格或须期的将来价格包括进来时，某一消费品的需求分析中所出现的情况是相同的。这一点可能不仅有助于解释卡根对最终阶段的发现，而且有助于解释塞尔登的发现（即价格变动率作为持有货币之成本的一部分而被包括进来）恶化了——而不是改善了——他所估计的相互关系，尽管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这一结果是因别种原因而起的，也就是说，为了对价格行为作出足够确定且足够统一的预期，从而使这一变量发挥重要作用，需要以巨大的实际价格变动率为代价。
很明显，类似的论述也与利率的预期变动有关。
25．对作为一种所谓的实证科学的经济学所进行的主要指责之一在于：它所能提供的数值“内容”是如此之少，它所能归纳的基本规则是如此之少。货币领域是人们所能提出的主要反驳事例：在经济学中，可能不存在任何其它的实证关系，能象短期内货币存量的巨大变动与价格的巨大变动之间的关系那样，在如此之广泛的情况变化之下，曾被观察为发生得如此之一致；一方与另一方不可动摇地联系在一起，且变化的方向也相同；我猜想，这种一致性与构成自然科学之基础的许多一致性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一致性不仅仅是方向上的。类似于国民收入流通速度的那些变量，具有着如此不同寻常的实证稳定性与规范性，从而使得任何一个广泛地研究货币数据的人都不禁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一稳定性与规范性促成了数量理论的垮台，因为这一点被过分地强调，且以过分简单的形式被表现出来。流通速度数值本身（不论是国民收入的流通速度还是交易的流通速度）被作为一个自然“常数”而对待。既然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它的未能如此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及后来在1929年大危机之后（程度稍小一些），极大地促成了人们对数量理论的反对。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是以形式更为复杂的货币关系之稳定性及规范性为前提的，而不是以简单的数值为常数的流通速度为前提的。我相信，这些将会对这一稳定性及规范性的推导，对经济行为的数值“常量”的归纳产生重大的影响。无论如何，正是在这一标准上，我希望（同时我相信它们的作备也将希望）这些问题将受到验证。
在本篇的开头，我提及了货币领域中的芝加哥学派，及芝加哥的教师们在促进这一理论上所起的作用。我想，在本篇的结尾我应该强调一下学生们在使这一理论保持其生命力方面所作的贡献。下面的文章目录就是一个证明。尚未发表的货币方面的学术论文是另一证明。此外，我特别希望对那些参加了我的货币与银行研讨班的学生表示我个人的感谢，本卷就是这一研讨会的第一个得到出版的成果，我特别感激戴维·I·范得，菲利普·书根，加里·贝克尔，戴维·迈泽尔曼，及雷蒙德·泽尔德。他们均在不同阶段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帮助。
我们都将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货币与银行研讨班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这一支持为本书中所提到的某些研究提供了资金，并使之发表成为可能。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17．货币供给，价格与产量的变动
本文所要涉及的是与一般价格水平的波动报联系的、一再出现的两大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这种价格波动与货币供给方面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另一个是价格变动与产量方面的变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经济的历史进程充满着大量的价格波动。每当这种波动发生的时候，总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明。一种为所有的波动所共有的解释是：价格的变动反映了货币数量的变动，尽管货币方面的变动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从通货之被损毁到黄金之发现，到货币本位之变动，到纸货币之印刷，到中央银行及商业银行所进行的存款货币之创造与收缩．另一种解释是通过下列个别事件的某些特殊情况来进行的：收成的好坏；国际贸易的恶化；信心的缺乏；“谋取暴利者”或“垄断者”出售商品的活动，或者雇主力图压低工资的活动，工人或工会使工资提高的活动；等等，各式各样。这些解释的一个共同核心可能在于：它们通常把价格的波动归因于个别人或集团的、被社会性地错误引导的行为。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尽管这些其它的解释在短期当中及在较小的价格波动中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长期当中或在较大的价格波动中它们的作用很小或者一点也没有，除非当它们影响到了货币供给的时候才可能间接地发挥作用。很明显，要想在本文的篇幅内对这个意见加以详细的论证是不可能的。我对这一观点加以表述的原因是想说明：我正在将这类解释放到一边，而代之以侧重于运行中的货币力量。
货币供给与价格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得到了如此频繁且如此全面的探讨，以致于我几乎不能希望在分析水平上增添许多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涉及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尽管它是长期变动及大规模的价格变动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它却常常被放到一边，予以忽视——这也许部分地是由于人们追求新意的愿望；另一方面，目前正在进行的广泛的实证研究将为这一分析结构增添内容，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补充内容所达到的程度仍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及论证之一是要对这一研究工作的某些广泛发现加以概括①。在第一部分当中我将对货币与价格的较长时期的变动加以论述，在第二部分中我将对货币与价格的较短时期的变动加以论述，从而完成这一概括。
关于价格问题的公共政策的讨论必然要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价格变动才是社会所希望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价格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上涨的价格水平对于产量的迅速增长来说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就我们现阶段的知识水平来说，对这一问题还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第三部分给出了证明这一主张的某些分析与证据。
本文的最后部分给出了某些政策含义，这些政策含义是由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原理，以及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原理所给出的。
1．在较长时期内货币存量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象货币存量的大规模变动及价格水平的大规模变动之间的联系一样的、以如比多的证据为基础的、涉及到如此广泛的情况的经济现象之中，可能不存在任何实证规律。②据我所知，不存在这种情况：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的大规模变动，脱离了价格水平同方向的大规模变动而发生。③反之，我也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着价格水平的大规模变动，却不存在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同方向的大规模变动。而且，关于价格与货币存量一同变动情况的记载已经延续了许多世纪，涉及了地球每一部分上的每一国家，共涉及了许多种类的货币安排。
关于这一统计联系问题可能存在的疑问很少。然而，这一统计联系本身却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影响方向方面的任何问题，而且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最大的分歧。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价格的上涨或下跌（不论因何缘故而发生），将导致货币存量的相应上升或下降，从而货币变动成了一个被动的结果。此外，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货币存量的变动产生了价格同方向的变动，从而货币存量的控制意味着价格的控制。借以观察货币与价格变动之相互关系的各种货币安排，有力地支持了第二种解释，即货币存量的大幅度变动是一般价格水平的大幅度变动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当然，这并不排除价格变动对货币存量的反作用。这一反作用通常是重要的，几乎总是复杂的，且取决于货币安排（可以在任一方向上）。④
这个一般性的证据为许多更为特殊的特征的历史证据所加强。这一更为特殊的特征证明了：货币存量的变动（至少当货币存量相当大的时候），可以对价格产生独立的影响。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于联盟在南北战争时期的经历。1864年，“在三年战争之后，在全面破坏及军事失利之后，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失败，这一在减少货币存量方面业已取得成功的货币改革，却停止不前并转变为长达几个月的价格上涨，且在大部分战争期间里，上涨的比率为月10％
！组织一个管理较好的实验来证明货币供给的重要作用这将是十分困难的。”⑤16世纪新大陆中贵金属的发现，19世纪40年代加利福尼亚及澳大利亚黄金的发现，19世纪90年代南非采矿的氰化物处理工艺的发展及黄金的发现，在各种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货币的印刷，包括我们自己的革命战争经历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经历等，这些事件的影响都是说明将带来价格上涨的这种货币存量增加的有力证据。19世纪后半期世界许多地方的长期价格下降，是将带来价格下降的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之减少的一个不太有力的例证。
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价格方面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十分紧密，但毫无疑问，却并不是精确的或机械不变的。两种主要的因素产生了不一致：产量的变动与公众希望持有的货币数量（相对于公众的收入）的变动之间的脱节。
就目前来说，我们将把产量视为独立于货币与价格的变动而决定，而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推迟到第三部分中去讨论。很明显，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事实相矛盾的简化，但是对于这一部分中所讨论的这些较长时期及较大规模的变动来说，十分肯定，这一简化既不与事实激烈冲突，也不会造成结论方面的重大失误。
假定在一若干年的期间内货币存量保持不变，但在这同一期间内总产量增加一倍。很明显，人们会期望价格下降——其它方面保持不变——一直下降到大约原有水平的一半。可以说该货币存量所做的“工作”总量增加了一倍，且相同的名义货币数量唯有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下才可以进行这一“工作”．大致说来，这正是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到1879年硬币支付恢复这一期间内美国所发生的情况。1879年的货币存量大致与1865年的货币存量相间——如果有所不同的话，前者大约比后者高出10％
；而在这一斯间内产量的增长十分迅速，大约增长了一倍以上；批发价格为原有水平的一半。所以，对于价格波动而言，相关的变量是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而不简单地是货币的总存量。
可以使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相脱离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公众愿意保持的现金余额与收入之间的比率③，这里的公众包括个人、非银行的商业企业、非盈利性的机构、等等。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