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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mission and mission）。
“健全货币”势力对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进行攻击的理由在于：银币的自由铸造将导致货币存量的不适当的迅速扩张，从而酿成价格膨胀。财政部所进行的有限的白银购买成了人们叹惜的对象。原因在于：据认为，这些购买不适当地增加了货币存量，从而成了将由无限制的购买而引发的那种通货膨胀的先兆。事实上，即使金本位没有被废除，由这场白银骚动所带来的主要经济危害也只是在于：它加重了货币存量之过低增长率，从而产生了通货紧缩。它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美国将放弃金本位的担心减少了资本的流入，而在不存在这种担心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入将较大；同时，这种担心又促进了资本的出逃。依次地，这些情况要求美国国内的价格较低，低于在不存在这些情况的条件下，在为美国与外国的黄金官价所制订的汇率下，为平衡国际收支所需要的水平。
1896年布赖恩的失败标志着这场白银骚动的最高潮。1896年布赖恩的失败之所以成为最高潮，并不是因为布赖恩的雄辩失去了威力，也不是因为“健全货币”的拥护者以其理由说服了银币消自由铸造政策的拥护者，而是因为：黄金的发现及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的改进，使黄金成为实行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而这一有效工具正是布赖恩及其追随者试图通过白银而获得的。
1907年的银行恐慌产生了明显的、不可抗拒的银行改革压力。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至少这次恐慌的最后措施——即银行关于存款对现金的可转换性的一致限制——是一项治疗良策，它中止了这场流动性危机，它使许多优良的银行免于作为大规模歇斯底里症的牺牲品而坠入洪流。而且，以短暂但严重的困难为代价，它在短期的紧缩之后便迎来了经济的复苏与高涨。
最终制定的改革措施——联邦储备系统、其目的是防止将来发生任何此类恐慌或任何此类的转换限制，事实上并没能阻止住1930－1933期间发生的干1933年3月的银行假日而终止的美国经济史上最严重的恐慌、最严厉的转换限制及银行系统的崩溃。意在促进货币稳定性的这同一项改革，30几年来，一直伴随着货币存量方面的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其不稳定程度之高居我们的数据所及的、联邦储备系统之前的任何经历之首，而且，也许还居整个美国历史当中的任何经历之首（仅革命战争时期除外）。
股票市场之繁荣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通货膨胀之阴影，导致了这样一种广为存在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而1929－1933期间的价格暴跌则是对此作出的反应。事实上，如果要说的话，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相对通货紧缩的时代：从
1923年到 1929年——对商业周期的高峰年份加以出轨并从而避免周期性影响的干扰——批发价格以年1％ 的速度下降，而货币存量以年4％
的年际速度增长，货币存量的这年4％ 的增长率大致上是为满足产量扩大的需要所要求的增长速度。1927－1929期间的商业周期扩张，是自
1891—1893期间以来首次出现的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扩张期间内，批发价格发生了下降的情况（即使只是少量的下降），而从这以后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
从1929到1933期间的货币暴跌，并不是在以前所发生过的情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是这些年份中所实行的那些政策的结果。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在1929—1933这些年份当中，可以用来制止这场货币崩溃的各种政策都是可以实行的。尽管联邦储备系统宣称：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松货币政策，但事实上，它们所实行的是一项极端的紧货币政策。
“新政”的支持者强烈地赞同松货币政策。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出现了迅速的货币扩张，这主要地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黄金价格的上涨，二是希特勒权力的膨胀，后者促进了资本的向美国流动。这一迅速的货币扩张并不归因于除黄金价格的上涨以外的任何其它的货币行动。尽管这一上涨产生了所预期的直接影响，但与此相伴随的某些其它措施——特别是黄金的国有化，黄金条款的取消，及货币政策以外的新政计划——却因妨害了商业投资而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当中联邦储备系统所采取的一项主要的货币行动，是于1936及1937年在新获得的权力之下，将法定准备要求提高一倍．这一行动并不打算带来显著的同期通货紧缩影响；它主要地是作为一项“预防性的”措施而被采用的；联邦储备系统使它自己满意于这样一种状态；超额准备充足且分布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加之财政部的黄金冻结政策，联邦储备系统将法定准备要求提高一倍这一行动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影响。
2O世纪30年代的白银购买法案，是在这样一种表面目标下进行的：提高白银在国家货币储备中的比例，将其由1/6提高到1/3；而主要地却是为了援助白银矿工。该项法案在1933到1960期间内的总支出为20亿美元，即为使美国的白银矿工得到一美元的收益至少需支出5美元．然而白银比例增加到1／3的目标却永远没有实现。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白银购买法案却着实地使中国遭受了好几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使中国永远地、使墨西哥暂时地脱离了银本位，并且必须将其看作是在经济上及政治上削弱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曾广泛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伴随着严重的失业现象。联邦储备系统准备迎接这一可能性并欢迎债券支持计划，这是因为该系统认为债券支持计划将与战后所要求的松货币政策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赫然出现，成为较大的危险，而且，在朝鲜战争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增加的推动下，联邦储备系统最终被迫放弃债券支持这一自缚的锁链。
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在国外也发生了。人们曾广泛地认为：货币数量所具有的经济重要性很小，除非对货币数量的控制能够成为使长期利率保持较低（低于不存在控制时的情况）的手段，行长期利率保持较低依次地又将使总需求水平有所提高，否则的话，这一总需求水平将是不充分的。松货币政策是几乎一成不变的药方。通货膨胀是几乎一成不变的结果。只有当松货币政策被放弃时通货膨胀才能够得以终止。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是货币在经济事物中作用的健康一面的恢复。
与在前3/4世纪当中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对照，在几乎整个战后时期当中，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持续上升。这一上升的很大部分明显地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所作出的反应。但是，这一上升规模太大，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以致于我们不能单单以此作为解释。人们已经提出了无数的说明：从货币替代物之更为广泛的可得性与更为优良的质量，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然而我们倾向于认为：虽然这些因素可能都曾发挥了某种作用，但是，超出对战时下降所作出的反应之外的那部分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则主要地是由整个公众对经济稳定信心之增强所产生的。与这一解释相一致，我们预期长期的下降趋势将得以恢复。但是，我们与这些表面现象之间的联系仍然过密，以致于我们根本无法肯定这些表面现象在哪些方面具有欺骗性。在对这种种解释加以最后的评判之前，我们还不得不等待实践去揭示真相。
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确定无疑的：货币的历史将继续为其未来进程的见证人贮存意外之事——研究货币的学者及政治家在危难关头将予以忽略的那些意外之事。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19．通货膨胀与失业
1968年，当瑞典银行为纪念阿尔弗莱德·诺贝尔而设立经济科学奖金时，不论是在科学家当中还是在更为广泛的群众当中，在经济学受到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同等待遇是否适当的问题上，毫无疑问他曾存在着普遍的怀疑——正如无疑地现在仍然存在的那样。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等被看作是“精确的科学”，在这些学科当中，客观的、累积的、确切的知识是可能获得的。经济学及其它类似的社会科学更近乎于被看作是哲学的分支，而不是适当定义的科学分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是人类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陷入了价值判断的羁绊之中。在社会科学当中，学者们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及与他们相类似的其他人的行为加以分析，而反过来他们又在遵循着学者们的论述并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社会科学难道不需要有其与物理科学及生物科学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吗？难道不应该以不同的标准来对它们加以判断吗？
I．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我本人从未接受过这种看法。我认为：这种看法反映出了对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可能性的误解，而对自然科学的性质及可能性的误解则更甚。在这两种科学当中，都不存在着“确定的”实质性知识；而只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假说：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被“证明”，而仅可能成功地避免遭到否定；我们对这些假说所怀有的信心或多或少，这取决于这样一些特点：如相对于它们本身的复杂性及相对于其它可供选择的假说而言，这些假说所包含的实践的广度，及这些假说避开可能遭到的否定的次数。不论在社会科学当中还是在自然科学当中，实证知识体系的扩展，来自于尝试性的假说在对它意在加以说明的现象进行预测时所遭到的失败；来自于对该假说的不断完善，直至一个能更精确或更简洁地包含这一棘手现象的新假说的得以提出；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在这两种科学当中，实验有时是可能的，有时又是不可能的（以气象学中的情况为证）。在这两种科学当中，没有任何实验曾完全地得到了控制，而且实践常常能提供这样的证据：它与有所控制的实验是等价物。在这两种科学当中，都无法存在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也无法避免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数学中的高德定理，物理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及社会科学中的自我实现预言或自我失败预言等，都为这些局限性提供了例证。
当然，不同的科学所要解决的专业问题不同，有着不同的证据体系可供利用（例如：与对自然科学的作用相比，内省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一个重要得多的证据来源），发现不同的最为有用的分析方法，并在对它们所研究的现象的预测方面业已取得了不同的成功。但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和气象学之间所存在的这类差别，同这些学科中的任何一门与经济学之间所存在的这类差别一样大。
即使是区分价值判断与科学判断这样的难题，也非为社会科学所特有。我清楚地记得在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的宴会上，我坐在一位同行经济学家和一位伟大的数理统计学家兼遗传学家罗纳德·A·费雪之间．我的这位同行经济学家给我讲述了他所指导的那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学生的一件事：在谈到关于工会的影略的某一分析意见时，这位学生说到；“毫无疑问，X先生（具有不间政治主张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同意这一点。”我的同事将这件事看作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可怕的指控，原因就在于它说明了不存在价值考虑的实证经济科学之不可能性。我转过来问罗纳德爵士：这样的事情是否确实为社会科学所特有？他激动地否定了这一点，接着他又讲述了一件又一件的往事，以说明他可以多么准确地从政治观点中推导出遗传学方面的观点。
我的伟大的老师之一，韦斯利·C·米切尔使我深深地懂得了下述问题的基本原因：为什么不论学者们的价值观念如何，也不管他们多么强烈地希望传播并促进这些价值观念，他们都将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一种不存在价值考虑的科学。当我们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建议某一行动进程时，我们首先必须知道这一行动进程是否会实际地促进这一目标。明显地，使我们得以对某一可能的行动进程的种种结果作出预测的实证科学知识，是作出如下规范判断的先决条件：那一行动进程是否是合意的。正是因为人们忽略了这一非常明显的问题，所以良好的愿望反而成了通向地狱之路的铺路石。
在经济学当中这一点则尤为重要。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今正在经历着具有社会破坏性的通货膨胀，超出一般的高失业率，经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及（在某些情况下）对人类自由的压制。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有坏人在处心积虑地想要达到这些结果，也不是由于各国居民之间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而是由于人们对政府措施的各种结果的错误判断：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是由实证经济科学的进步而能够加以改正的错误。
我不准备抽象地对这些观点加以探讨（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我已经更为详尽地讨论了这些方法论问题），我将通过对业已成为整个战后时期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的一个特殊经济问题的讨论，来说明经济学的实证科学性质；这一特殊的经济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整个该时期内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例证，然而为人们所接受的经济专业观点方面的具大变化，却主要地是下述科学反应所引起的：对否定了暂时地为人们所接受的假说的实践的科学反应——对一科学假说加以改进的、完完全全的传统程序。
在这里我无法详尽地罗列出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所业已进行的工作，也无法详尽地罗列出导致该假说的改进的有关证据。我只能匆匆掠过，希望能反映出该方面的工作及该方面的证据的精神实质，并指出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专业分歧，一直交结着人们在货币、财政及其它因素在影响总需求的相对作用问题上的分歧。一方面所涉及的是：名义总需求方面某种变化（不论是如何引起的），如何通过就业及价格水平方面的变化而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所涉及的是：导致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化的因素是什么。
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动时就业及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可能独立于该项变动的根源；相反地，货币、财政或其它力量对名义总需求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就业与价格水平的反应如何。很清楚，要想进行全面的分析就不得不同时对这二者加以考虑。然而，在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就第一近似而言，对就业及价格水平的影响可能仅取决于名义总需求的变动幅度，而不取决于名义总需求变动的根源。不论在这两方面问题中的哪一方面，今天的专业观点已截然不同于二战后初期时的专业观点，原因在于实践已否定了暂时地为人们所接受的各种假说。所以这两方面问题中的任一方面都可以用来说明我的主要议题。为了使本篇演讲篇幅得当，我只选取一个方面来阐述。我选取的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因为：与我的关于导致名义总需求变动的力量的早期著作的充分性相比，近来的实践情况使我对我的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早期著作的充分性更加不满意．
II．第一阶段：科率为负的菲利普斯曲线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专业分析已经经历过了两个阶段，现在正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人们对一个与A·W·菲利普斯这一名字相联系的假说的接受，即这样一种假说：在失业水平与工资变动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比关系——失业的高水平总是伴随着工资的下降，而低水平的失业总是伴随着工资的增长。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长期提高，并通过将价格超过工资成本的剩余部分看作是由一大致不变的毛利因素所给出，工资的变动依次地又与价格的变动相联系。
图19·1给出了这一假说，在这一图中我仍然采用标准的做法：将失业直接地与价格变动相联系，而超过工资这一中间环节。
这一关系被广泛地理解为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它为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交替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低失业为政策目标，如UL。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得不接受通货膨胀率A。余下的问题则是能产生出为实现外所必需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