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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欣然地接受了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关系这一假说。它填补了凯恩斯理论结构上的一片空白。这似乎就是凯恩斯本人所说的“我们缺少的……”“一个方程”。此外，它似乎为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工具，使经济学家得以向决策者提出几种方案供其选择。
如同任何科学中的情形一样，只要实践似乎与这一占统治地位的假说相一致，该假说就将继续为人们所接受，尽管总是会有几个持不同意见者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
然而，在由20世纪50年代进入60年代，以及由20世纪60年代进入70年代时，以其简单形式接受该假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看来需要越来越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才能使失业率有所下降。于是滞胀局面不幸地出现了。
通过将诸如工会的力量等特殊因素考虑进来，人们为补救该假说已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实践仍然顽固地拒绝与修改过的假说相一致。
更为彻底的修改在所难免了。这次修订是借强调意外事件的一重要性的形式来进行的——即强调实际规模与预期规模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它恢复了将“实际”规模与“名义”规模区分开来的首要意义。在任何时点上都存在着一种由实际因素所决定的“自然失业率”。当各种预期平均说来都得到实现时，这一自然率也将趋于得到实现。在价格变动对持有货币金额的实际成本的影响业已考虑进来的条件下，同样的实际情况既与任何绝对的价格水平相一致，也与任何价格变动的绝对水平相一致。在这一方面，货币是中性的。另一方面，名义总需求及通货膨胀方面的意外变化，将在雇主方面以及雇员方面导致一系列的错误估计，从而使失业开始以相反的方向偏离其自然率。在这一方面，货币就不是中性访了。然而，这种偏离是暂时的，尽管在这些偏离随预期的调整而得到纠正，并最终予以消除以前，这种偏离还可能存在相当一段时间。
自然失业率假说包含了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将其作为一个特例）；同时，自然失业率假说还对范围更为广泛的实际情视作了说明（特别是滞胀现象）。到目前为止，自然失业率假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尽管不是普遍的）接受。
然而，自然失业率假说以其目前的形式还没有被证明足够丰富，足以说明下面这种更为近期的新情况：从滞胀向通货膨胀下份经济衰退转化。近些年来，较高的通货膨胀常常为较高的失业所伴随——不是为较低的失业所伴随，如单一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提出的那样；也不是为同样的失业所伴随，如自然失业率假说所提出的那样。
最近出现的较高通货膨胀与较高失业相纠结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诸如石油危机等事件的共同影响，或反映了一系列独立因素的影响，这些独立因素向通货膨胀与失业注入了共同的拉上力量。
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需要予以考虑，这一因素在某些国家当中可能是主要的，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可能是次要的。这一因素就是：这些国家均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之中——这一时期要以 5年或10年为单位来衡量，而不是以年内单位来衡量。公众还没有根据新的货币环境调整其态度或惯例．通货膨胀不仅更趋高涨，而且愈益变化无常，同时，与通货膨胀相伴随的是政府对制订物价的更广泛的干预。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及相对价格与由市场力量所单独决定的价值之间的背离的加剧，共同地使该经济体系的效率降低，使所有的市场摩擦纷呈，同时，非常可能地，还将使失业记录提高。
根据这一分析，当前的局势无法持久。它将或者恶化为恶性通货膨胀及根本性的变革；或者转化为制度调整，以与长期通货膨胀的情况相适应；或者转化为政府的政策调整，从而采取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政府的定价干预的政策。
关于应如何对科学理论予以修正的问题，我已经进行了极为标准的阐述。然而这一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却是非常深远的。
政府的通货膨胀与失业政策，一直是政治争论的中心所在。围绕着这些问题业已出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经济理论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却不是思想意识斗争的结果。这一变革并非产生于不同的政治信仰或目标。它几乎完全地反映了一系列事．件的力量：严酷的现实比最强有力的政治或思想意识偏好还来很雄辩有力。
正确地理解实证经济科学对于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性，已由皮埃尔·S·杜邦在近200多年前所作的一段论述中，生动地揭示出来了。杜邦是来自来穆尔的法国国民议会下院议员。他对于增加发行阿西钠——法国革命时期的纸币——的提案作了恰如其分的发言。他说：
先生们，假定别人动机不良，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尖锐的争论很容易把人引到这种恶习上去。对待动机问题必须宽厚；应当相信动机都是好的，而且显然动机都是好的；但对待混乱的逻辑或荒谬的推理却一点也不必宽容、蹩脚的逻辑学家无意中所犯下的罪过，比坏人故意所为的还要多。”（1790年9月25日）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20。 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说明
这里将要进行的这些说明，首先讨论最近的一项理论发展，然后对数量理论的实证证据予以概括，最后以对政策含义的讨论为结束。在政策含义的讨论中，则特别地对自1971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范围内的纸币本位的各种可能含义予以侧重。
合理预期理论
1961年由约翰。F。马司在一篇久为人们所忽略的文章《合理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中种下的一颗种子，若干年后，开出了姗姗来迟的花朵，这便是后来的一项理论发展。合理预期理论在静态均衡分析或长期均衡分析方面，没有提出什么独到的见解。它的贡献集中在动态方面——短期变动，所以，它的贡献潜在地集中在稳定政策方面。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一个世纪以前所指出的那样：“你不可能永远地愚弄所有的人。”长久以来，这一点一直为各派别的作者们所承认。公众从实践中学习，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这一趋势，构成了戴维·休姆的下述观点：货币扩张仅在其最初阶段才“会对工业起促进作用”，但如果货币扩张持续进行的话，那么终究它将会为人们所预期，从而只影响到价格与名义利率，而不影响实际规模．它也构成了与自然失业率假说相关联的另一种观点：以货币措施（或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失业增加的这种“充分就业”政策，将几乎不可避免地不仅导致不稳定的通货膨胀，而且导致围绕着一种上涨趋势波动的、不稳定的通货膨胀——人们经常通过下述比喻来说明这一结论：通货膨胀就好比这样一种麻醉剂，吸毒者必须服用越来越大的剂量才能达到同样的快感。
尽管如此，在决定对货币方面及其它方面的变化的动态反应问题上，预期的重要性及预期的形成方式等，仍然大体上是不明确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卢卡斯与萨金特将马司的这一合理预期思想，明确地应用到经济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可能性及稳定政策中来时为止。
合理预期理论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地看待各经济单位，就好象它们的预期不仅完全地与目前可得的关于世界局势的信息相结合，而且完全地与关于各交量间的相互关系的正确理论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而形成的预期，平均说来大致是正确的（这种表述的简化形式掩盖了阐述中的根本性问题）。
合理预期假说对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合理性有着深远的意义。假设一位统计学家能够设计出一种模型，从而对过去某一时期中的所有有关变量进行高度准确的预测；又假设人们能够设计出这样一种货币制度，如果在过去那一时期中，在那一模型下使用这种制度，则必定早已能够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比如说，将失业率保持在4％～5％
。现在假定那一政策制度在以后的岁月里得到采纳，那么，我们可以几乎肯定地说；人们创造出这种制度时所针对的那种模型将不再起作用。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经济等价物将取而代之。这一模型是针对那种不存在那一货币制度的经济而言的。将这一货币制度付诸实施，那么它将改变合理预期，并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即使不将这一制度付诸实施，该模型也很有可能只有在其存在得到保密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如果市场活动的参与者知晓了这一模型，那么他们将在形成其合理预期时使用这一模型，从而或大或小地审改了这一模型。很少有人对下述观点表示怀疑：每一主要的计量经济模型都总是当经验把它否定时而要重新加以设计；或者说，每一主要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制作者都已对合理预期理论作出了如此强烈的反应。
一种已引起了最多的关注并业已产生了最大的分歧的理论的另一种形式的含义，就是所谓的关于稳定政策的中性假说——特别地，是关于意在促进经济稳定的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的中性假说。各经济单位的正确的合理预期将包含任何系统的货币政策的正确估计，所以各经济单位在决定他们的行为时将对这样的政策予以考虑。如果进一步给定自然失业率假说，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任何系统的货币政策都仅会影响到名义数量的情况，而不会影响到如产量与就业等此类的实际数量。有关当局只有通过“愚弄”参与者才能影响到事件的进程，即以一种不可预测的特殊方式行事。但是，一般说来，这种严格特定的干预将会破坏经济的稳定性，而不是使经济趋于稳定。这些干预只会在经济中注入另外一系列的随机冲击，而参与者必须对此作出调整．同时，这些冲击又削弱了参与者形成正确的和准确的预期的能力。
以上是对合理预期假说及其含义所作的一个高度简化的说一明。一种经济的在各种情况下均合理的模型，不会因为被公诸于世而失去其正确性。系统的和公布于众的政府政策的所有实际影响不会完全流于虚无。严重的问题出现在以一种逻辑上令人满意的方式构造该假说的过程中，出现在为该假说赋予一种实证内容的过程中，特别地出现在融合多位（而不是单值）预期，并对长时期内事件的非独立性予以考虑的过程中。这一领域的探索突飞猛进；在合理预期革命完全为人们所把握之前，我们相信将会出现迅速的进展及业已取得的观点方面的诸多改变。
实证证据
在经济现象中，可能没有哪一种实证规则，象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变动与价格水平的大规模变动之间的相互联系那样，基于如此之多的证据，适用于如此广泛的情况。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存在这种情观：单位产量货币数量方面的大幅度变动，曾独立于价格水平同方向的大幅度变动而发生。反之，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存在这种情况：价格水平方面的大幅度变动，曾独立于单位产量货币数量同方向的大幅度变动而发生。而价格与货币数量同步变动的事例，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在遍布地球的每一角落的众多国家中，且在各种各样的货币安排下，却处处可见，比比皆是。
然而，这一统计联系本身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影响方向的问题，而影响方向问题正是存在着最大分歧的问题。价格方面的上升或下降（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将产生出货币数量方面的相应的增加或减少，所以，货币变动是一种被动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货币数量方面的变动又会导致价格方面的同方向变动，所以，对货币数量的控制意味着价格控制。第二种解释——即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变动，是一般价格水平大动模变动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得到了各种货币安排情况的有力支持，而我们正是在这些货市安排下来考察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的。但毫无疑问，这一解释并不排除价格变动对货币数量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通常是重要的，几乎总是复杂的，且可能是任一方向的（这取决于货币安排）。
来自于硬币本位的证据 。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货币几乎全部是金属制成的：铜，黄铜，白银，黄金。金属货币名义数量方面的最为显著的变动，来自于受潮与削割，来自于改变该种金属的一定实物量所具有的名义价值的政府法令，来自于新的金属资源的发现。经济史上充满着头两种情况的事例，充满着头两种情况与名义价值方面的相应变动同时发生的事例。16世纪新大陆上金属资源的发现，是第三种情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例证。由此而导致的货币数量的增加与16世纪及17世纪的价格革命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尽管存款货币与纸币均有更大程度的发展，但19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与美国的黄金发现仍然伴随着19世纪50年代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当黄金存量的增长减慢时，特别是当各个国家先后从银本位转向金本位（德国是在1871年…1873年，拉丁货币联盟是在1873年，荷兰是在1875年…1876年）或从银本位回归金本位（美国是在1879年）时，以黄金表示的世界价格缓慢但相当稳定地下降了大约30年。19世纪8O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黄金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又极大地为采矿与冶炼方法的改进所加强，特别地为在经济上可行的、从低质矿石中提取黄金的氢化物方法的使用所加强），导致了世界黄金存量更为迅速的增长。此外，没有其它有影响的国家再转向金本位。这样一来，从19世纪助年代中期到1914年，以黄金表示的世界价格上涨了25％…50％。
来自于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证据 。一些存在着较大的货币骚乱的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货币数量的作用问题的最有力的证据。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奥地利及苏联的恶性通货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希腊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与后期中许多南美洲国家及某些其它国家的价格急剧上涨（如果不是恶性通货膨胀的话）。这些20世纪的历史事件业已得到了比一些较早时期的历史事件更为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几乎肯定地证明了货币数量变动的关键作用。
在一价格水平相当稳定的时期之后而发生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通常开始于战争时期——尽管近来它们在其他情况下发生已很普遍了。重要的是某些因素（通常是为政府的非常支出筹集资金）导致了货币数量的更快增长，价格开始上涨，但其增长速度慢于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实际数量有所增加。其原因是两方面的：第一，人们重新调整他们的货币余额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第二，开始时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预期：价格的上涨是暂时的。且将为价格的下降所伴随。此类的预期使货币成为持有资产的一种理想形式，从而导致了以实际形式表示的合意货币余额的增加。
随着价格的持续上涨，人们的预期得到了修正。货币持有者开始预计到价格将继续上涨，从而减少合意的货币余额。他们还将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措施来消灭实际货币余额与合意的货币余额之间的偏差．结果是价格开始以快于货币存量增长的速度而上涨，而实际货币余额开始下降（亦即：货币流通速度开始加快）。这一过程将走得多远取决于货币数量增长速度。如果货币数量增长率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那么实际货币余额将归到一种虽低于初始水平、但大致不变的水平上——一个不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意味着一个大致不变的合意实际货币金额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最终地将以与货币数量增长相同的速度员上涨。如果货币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也将随之下降。随着人们对其预期的重新调整，这依次地又将导致现实的实际货币余额与合意的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反之亦然。一旦这一过程进入了全力进行状态，实际货币余额方面的变动将为货币存量变动率方面的滞后变动所伴随。这一时滞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人们对未来价格变动率的预期明显地部分地基于对前几年之经历的平均估计，加以平均的时期越短，通货膨胀则越为迅速。
在这些极端情况中，那些业已恶化为恶性通货膨胀并导致了交换媒介的完全崩溃的价格变动率是如此之高，且实际货币余额下降得如此之低，以致于导致了替代货币（通常是外国货币）的普遍引入。在这一点上，全新的货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