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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改变法国社会，法国人认为必须起用哲学家和文学之士，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想像力、洞察力和创造性，而那些在政府部门拥有工作经验的人，对政治的本质并不一定具有真正的洞察力。因而，作家被想像成社会领导阶级的替代者，文学越俎代庖肩负起政治职能，而那些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则被摒弃。
对此，阿克顿评论道：“法国从美国那里学来的是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他们的政体理论，是他们一刀两断的气魄，而不是修修补补的艺术。”苏珊·邓恩说，一刀两断（如弑君行为、独立宣言）是轻而易举的，而修修补补倒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美国政治家莫理斯认为，在法国，“已经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试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
哈耶克这样写道：“摧毁作为一个自由文明必不可少的基础的那些自发的组成物也许并不困难，但一旦这些基础被摧毁，也许我们就没有力量再精心建造出这样的文明了。”或许这一观点可能绝对了，但历史告诉我们，相对于建立或恢复一个社会秩序，摧毁一个社会秩序则要容易得多，特别是法国当时社会，推翻君主制度只是在完成一个程序，但一旦社会秩序被打破，要重新恢复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国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是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
独裁——法国大革命的归宿
法国革命理论家的理论是抽象的，充满了主观想像，如圣茹斯特所说，“那些沿着革命方向前进的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它否弃了约束人类行为的传统、法制和宗教观念。因而，法国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表现了盲目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大革命中制定的制度总是推翻、重建、再推翻。随着革命的演进，革命理论和行为的权威性开始受到怀疑，冲突、纷争、无序随之而来；而激进变革的主张也导致社会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利益集团严重对立。由此，注定革命者最终选择暴力来消灭异己和异议，虽然革命的代表人物起初都反对暴力、死刑。旧制度下，亵渎君主要被处以极刑，在大革命中，任何对革命国家团结的反抗同样要被以危害国家罪判以死刑。温和的吉伦特派领导人及成千上万的异议、无辜人士遭到逮捕处决。最后，革命的领导人对其领导的革命濒于绝望，把死亡作为目标，希望通过死亡来获得永生，并要人民与他们一起殉道。罗伯斯庇尔说：“我确实很少相信活着的必要……非常乐于献身”，“好人和坏人都从世界上消失了，听我的，公民们，死亡是不朽的开始。”圣茹斯特发誓：“当我确信不能给法国人民和善的、有力的道德，不能对暴政施以无情时，我会自杀。”这种疯狂导致人民对他们彻底绝望，作出了将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送上断头台的抉择。西哀士在发现大革命表现出来的暴戾、失控之后，开始为君主制辩护，认为国王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是人民“集体机构”的完美管理者；“在君主制下比在共和制下更自由”。国王和人民这两种单一的人，是能够相处好的。但他已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社会的急剧动荡和血腥，导致人民对暴政的恐惧，迫使人民（包括西哀士本人）宁愿选择一个独裁者通过强力恢复社会秩序，由此，拿破仑——这位独裁者应运而生，法国又重新恢复了帝制。可以这样说，独裁是法国革命的必然结果。
理性与传统
法国大革命理论家和领导人的言论犹如横空出世，富于想像，撼人心魄。但仔细品味，又觉得是那么不切实际，有的甚至近乎疯狂，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革命的领袖们声称为了人民，但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实现人民所追求的权利。它迎合了民众的复仇欲望，以崇高理想和目标的名义进行冠冕堂皇的复仇，使人性之恶得到充分发泄。
法国大革命理论从根本上讲源于对理性的迷信，革命的理论家和领导人相信政治理论和人的理性力量塑造了未来。他们认为人的理性在训练有素和系统的思维协助下，能够提供通向真理的途径。西哀士这样写道：“为了设想整个人类对自己真正的利益视而不见，每个人都必须有些许进步的理性观念……如果每个人都思维正确，那么最具重大意义的变化将很容易发生。”继而，他不无荒谬地宣布：“我个人的作用在于引见真理……我的原理是正确的，我的推论是无瑕的，这点毫无疑问。”这种对理性的迷信和自信为法国大革命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提供了理论依据。理性是人类的重要秉赋，但人性的缺陷和人的智识的局限性，注定人类的理性总是有限的，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法国人以为《人权宣言》的诞生预示着个人权利的实现，而没有意识到权利实现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的方式，而不是关于权利的理想。法国人带着对旧制度的憎恨，不仅要打碎旧制度，而且要抛弃过去一切的东西，而没有意识到现实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现象与法国社会长期的专制制度不无关系。政治自由长期缺失，知识分子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使得法国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事务不仅不熟悉，而且不具有洞见性，缺乏任何政治实践经验来调和他们的理论激情，只能创造他们自己想像的社会，寄希望建构一个全新完美、与过去没有任何联系的社会。
打碎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随即就要面临两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一是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它必然是见仁见智，难以统一；二是建立的制度是否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制度若要获得社会的认同，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尽管当时法国社会已没有其他的社会变革方式，暴力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法国人的必然选择，但破旧立新必将导致社会处于一个长期无序的状态。按照伯克的结论，要避免社会长期无序，人类只能依赖经历了漫长时间考验的传统。传统是人类文明的积淀，是智慧的结晶、经验的总和，是一代代人通过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传统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传统的自发性和演化性。人类的发展无不受到历史和现实的制约。人类的发展只能借助于传统使得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达致共识，各种不同的利益得到调和，从而形成社会秩序。此外，人类借助于传统，可以使我们对事物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预期，从而把自己的文明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人类的理性正是基于传统和经验，或者说，环境的力量迫使人变得理性，即使它们是难以理解和非理性的，也应承认其存在的必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若干部分或许效能已不高了，甚至成为人类进步的障碍，但人类在行动时，仍必须考虑它们。
传统处在变化、发展之中，但传统的变化、发展最好采取修正、补充和完善的方式，通过点滴的建设和渐进的过程实现之。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秩序不至于发生剧烈的动荡，发生变化的传统才有可能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法国大革命也使我们看到，社会进步离不开公民自由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普遍觉悟，一个时代政治信念及社会信念的变革的实现，必定是在社会诸多不同层面同时展开，单靠社会某一层面的推动不会有什么作为。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如果对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身权、财产权、言论和信仰自由肆意侵犯，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注释：
〔1〕绝对主义是指君主具有最终权威，是最高行政长官、立法者和审判者，议会、法院或其他法定机构都不具有参与行使主权的基本权力。但君主不能像暴君那样任意行使权力，他必须忠于国家的基本法律，效忠于上帝的神圣律法。不考虑基本法而滥用权力是专制主义。
大雁哪里去了？
？ 蔡蓬溪
（一）
大雁飞行时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是歌谣的描述，上小学的女儿问我，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过歌里唱的大雁呢？——是啊，春天是大雁飞来的季节，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可是，河开了，雁没来，多少年没来了？好多年了。静夜中读《里尔克诗集》，想到与女儿的对话，忽觉惆怅，笔下遂为大雁的哀歌：
在童年的记忆里，飞翔着一群群大雁。
绵延着悠长的阵列，遨游于瓦蓝的天空。
“鸣雁唉唉，冬去春来”，祖母的童谣，伴着大雁飞来。
倏忽之间，祖母已逝多年，秋天仰望天空，不见了南飞的大雁。
苍穹寂寥，鸿影不再，大雁哪里去了，为何你一去不返？
《吕氏春秋》说：孟春之月候雁北，仲秋之月候雁来〔1〕。大雁从高高的天空传来略带凄凉的“唉，唉”声，四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听到过，仅就文字的记录而言，鸿雁高翔悲鸣于天际已持续了数千年，而今忽然沉落终断，世界发生了什么？而奇异的是，匆忙的世人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大雁从天空中的消失。有时凝神思之，似有神谶存焉，古人祈盼河清海晏，即使未现，不过失吉，非凶；而今鸿雁寂寥苍穹，该不会有什么大劫波正在世界中悄然地酝酿吧，为躲避内心恐怖，吾人似只有祈祷与自省了。祈祷的方式之一可以是像古代抄经手那样抄录佛经，以“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心经》句），自省的方法则可以是把问题转换为写作可供阅读的散淡文本。
每读王勃的《藤王阁序》“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一句，便想到童年的我秋天站在原野中看那高翔的雁群与闻那凄凉的雁鸣，而这又每与荒凉的野洼、水边随风摇曳的芦苇联系起来，以致我觉得这就是《诗经》里描写的野外情景。大雁在天空飞翔的景象，或者在人类进化史中眼睛明亮那一刻起就发现了，先民逐渐领悟了大雁和季节的关系，他们以大雁的来去定义春秋的轮回。大雁不只是报季的使者，传说曾作为信使穿越山高水长的空间，当它携带寄意别情的诗篇飞向苍淼的云天，在诗人的内心便隐喻了高远的志向；之外更是美的象征。《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云：“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说的是一个女子在秋天的河水边期盼着爱侣迎娶自己，正是黎明太阳东升的时候，她听见成群的大雁的鸣叫，女子希望美妙的佳期是在河水未被冰封之前；雁群的鸣叫声就与内心的美好心绪综合为一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东方自然主义天堂般的境界。
若通观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我们与数千年前的先民其实是属于“同时代”，但正是在近千年来人类文明加速度发展，使“同时代”的我们和他们本来差别很小的情愫迅速地拉大了距离，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绘画与诗文的古今之别了。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每在山水画中体现，而山水画中一个被宋元以来文人画家常画的景象，便是平远山水中一抹浅黛的山下，烟波浩淼的湖面上，芦苇边一叶独行的扁舟，扁舟上的隐士悠闲地垂钓，而画面上部大面积的空白所显示的，是天空中一行渺远的芦雁。
最早用绘画艺术表现大雁形象的是古埃及人〔2〕，在公元前两千六百年古埃及第四王朝一个名叫梅杜姆的墓室内，就画了六只野鹅（即大雁），画面中野鹅步态安详，形神皆肖，甚至能辨其雌雄。中国宋元以来画芦雁的画家很多，如北宋的崔白、赵佶，元张中，明林良、汪肇都是画野禽、芦雁的高手；清人以画芦雁出名的画家当属边寿民，我曾见高其佩、八大山人所绘芦雁也别有情致。
遗憾的是今日中国的山河大地，那一行秋雁渐渐地消逝了，古人笔下那荒寒的境界也就失了点睛的一笔。现代人身处喧嚣的旅游景点，那种古人出门即见的荒山野水、飞禽走兽，成了无法企及的梦想。今日画家下笔即为悦目的艳丽，而少悠远的韵味，今人之不如古人，不全是技法的不精，而主要是心境的变迁。今人丧失了与大自然亲近的能力，表现在他们的心灵与自然的关系之“主”与“客”的分立，而非古人天我的“合一”？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雪。大自然因人类的活动而大大变化了，自然中既没了冷僻荒凉的地域，画家也就少了冷僻荒凉的心绪。无论任何名山大川，作为天空点睛之笔的雁阵一旦被高压线或旅游缆车取代，则“心”顿失“远”，“地”立即不“偏”了。
没有天空中高翔的大雁和草丛中嬉戏的走兽野禽，大自然的生机之美在今人和古人之间也就有了巨大的差别：“天”与“人”似乎都不再是当初的二者了。古人诗文中那种神秘、荒寒、悠远而苍莽的意境，来自于他们乘着缓慢的舟车艰难旅行的体验，人烟的稀少、舟车在大自然中的渺小，使古人眼里的自然有无尽的神秘，这种神秘浸染到他们的生活与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是人对“天”的无限敬畏。当初苏东坡在贬谪的途中每日行走不过数十里，时光和行程都同样缓慢，内心推敲着文章的字句，耳闻秋水断桥边的鹤唳溪喧，目送白云千里飞鸿远逝，想像胞弟接到家兄手书的喜悦。而信息时代的现代人，“鸿雁传书”的比喻意义都大半忘却（写亲笔信的人越来越少），也就不在意雁阵从天空中的消失了。
人们忘记了，自然原本不是外在于自己的“客观”风景（更不是实用的矿藏），而是与人类脐带相连的、孕育人类的母亲—子宫；而人一旦作为生物人（脱离动物）之后，在人类心灵觉醒的历史中，自然又以她丰富的意象启蒙人类的心智。而鸿雁的“实际用途”就远不止于工具性的“陆机黄耳”（更非如字典中的“毛可用，肉可食”）；一如华亭鹤唳、上蔡苍鹰所隐喻的对生命的渴望，天际鸿影所蕴涵的意义更多是精神性的，作为自由精神的形而上启蒙者，鸿雁、鸿鹄（天鹅）意象使人类的视野从大地上升到天空延展到宇宙（而牛羊的视野没有离开草地，虎狼的视野没有离开奔跑着麋鹿的原野，它们都没有发现鸿鸟的意象，它们“心灵”中也就没有自由的概念）。“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于太玄”（嵇康《赠秀才入军》）。嵇康欲把先秦哲人的世界呼唤到眼前，其比兴“游于太玄”之自由境界的自然符号是“归鸿”——南归的鸿雁。哲学史家说中国哲学没有“自由”概念，是不对的，每一个发现鸿雁与鸿鹄之诗性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自由”，或曰鸿鸟的诗性总是启发人类对自由的理解，“逍遥”的“自由”意义在庄子是以大鱼鲲变幻的大鸟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来比喻的，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或是庄子从对晚霞中雁阵高翔云端排列如巨翅的超现实主义想像而来，是精神自由理想的外化形象，也暗合了生物从远古鱼类到爬行类到哺乳类到人类的演化历程，以及与此平行的自由精神在心灵中的成长——从“物”到达“心”（远古人类祖先如牛羊狼犬动物一样有物—肉的自由，而无现代人心—灵的自由），有如鲲鹏从海洋到达天空。
考证手持汉节被困异国泽畔牧羊的苏武是否把帛书系在雁足上试图与汉帝交通并不重要，《汉书·苏武传》记录的苏武思念故国、渴望自由心灵的真实性才是重要的，因此那只被诗人想像的鸿雁因其承载的历史性心灵以及以其所演义的诗剧浸润到后辈的幽思，苏武悲凉的真情以鸿雁的诗性—神性到达我们，使我们在闭目中仿佛看见了汉代的大地和天空。〔3〕中国的大地之比美洲、非洲乃至欧洲大地显得古老而文明，是因为中国山河大地的诗性—神性被先民很早地发现和吟咏，如“雁门关”、“回雁峰”文字镶嵌在砖石结构的城墙的匾额上、或刻在摩崖巨石上，书法汉字内在的精神性的美和人文意义，使观者即刻感受到了其蕴涵于山川大地的历史性和诗性；而地名如“衡阳”对于读书人就非是单纯的地名，而有太多诗意的韵味，“衡阳雁去”的自然景象在小诗人也可以脱口而出，如唐吴融《望嵩山》句“不觉衡阳遮雁过，如何钟阜斗龙盘”。大雁春秋两次大规模迁徙，绕衡山之南回雁峰而过（北雁至回雁峰不再南飞），长烟落日中谁能“无留意”呢。但“工业文明”对“文明”含义的扭曲使大地的诗性—神性日益丧失，没有“雁”的“雁门关”、“回雁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