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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歌妓们为了生存活命，也为了展示自身的价值，她们将才艺与美丽奉献给士大夫阶层。而许许多多的文人雅士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的同时，又缺乏文字以外的传媒，这就客观地搭建了一种近似市场化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文人与歌妓们既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又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唐代人才进身大都来自科举，特别是看重进士。为官的即使做了宰相，若不是进士出身，也是一件遗憾事。进士及第，必携妓游宴，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新科进士与歌妓边饮酒边唱诗，成为令人艳羡的时刻，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常携酒器行。”
不仅文人，就连武士也把携妓歌诗当作时尚。武将路岩镇成都时，将为官之事委托手下人干，自己每天携带十余名乐妓饮酒唱诗。薛涛是一名色艺超群的歌妓，韦皋镇守成都时对她百般宠爱，曾想上奏朝廷，封她为校书郎。军营中都以校书称呼薛涛。故诗人王建赠薛涛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到蜀地，耳闻有名妓薛涛却难得见面。路岩私下知道后派薛涛前往，以巴结上司。等到元稹进了翰林，薛涛隐居在浣花溪，薛便造小幅松花笺百余幅，题诗献给元稹，元稹寄诗与薛涛：“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李白的《对酒》：“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都是写娼妓之乐。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绘声绘色地描写得淋漓尽致。至于享誉千年的《琵琶行》更是借歌妓之杯盏，浇心中之块垒，将娼妓文化与诗歌创作推向艺术的巅峰。
官妓制度至唐完备；声妓冶游之风，当数唐代最盛；娼妓能诗者，也以唐人为最多。清康熙朝编《全唐诗》中所载的诗人，就有薛涛、关盼盼、刘采春等二十余人。薛涛《谒巫山庙》：“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小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自斗眉长。”其格律和意境，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由于唐代娼妓能写诗、颂诗、解诗的缘故，中唐以后新文体词的产生，妓女们可谓功不可没。胡适在《词的起源》中说：“依曲拍做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
王灼《碧鸡漫志》对唐代歌妓以文人诗歌谱入乐曲有过详细描述：白居易做杭州太守，元缜赠诗说：“休谴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白居易也戏诸歌妓说：“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下诗。”唐代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到旗亭饮酒，梨园伶官也招歌妓聚宴。他们三人私下约定，以歌妓唱诗定诗名的高下。结果，一歌妓唱王昌龄的绝句“寒雨连江夜入吴……”；一歌妓唱高适的绝句“开箧泪沾臆……”；一歌妓唱王之涣的诗“黄河远上白云间……”由此可知，当时的歌妓们将名士的诗歌作唱词已成为风气。
但是，歌妓们也体会到，拿格律整齐、字数一定的律绝句做歌词，很难与变化错综的乐调相配合。为了好唱好听，她们就应用了“胡夷里巷”之曲作为歌谱，或在字的中间加“和声”，或在句子里面插入“泛声”，无形中诗已经变成了长短句了。方成培《香研居词尘》说：“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被之管弦。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也。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到了晚唐，词已经趋于成熟。当时的中心人物如温庭筠，《旧唐书》说他“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
宋代是词发展的巅峰时期。宋初的社会安定和城市繁荣、南宋的苟且偷安，都为一些士大夫提供了享乐生活的条件。这一时期，宋诗受了道学的影响，“言理而不言情”，结果使抒发爱情和描写色情成了词的专业。这一方面是继承了唐和五代词的遗风；另一方面，士大夫阶级认为诗歌和散文是正统文体，是阳春白雪，而词则是非正统文体，属下里巴人，近于民间文学。再者，词的体裁较活，更便于文人雅士们吟风弄月，便于妓女和情人低吟浅唱。这样，两宋的大词人几乎无人不与歌妓舞女有密切的关系。宋词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这众多的词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柳永。柳永少年时在京城过的是散漫自由的生活。年轻时科举屡试不第，直到晚年才中进士，以后做过一些小官。在北宋词人中，他是官位最小的一个，但他却把毕生的精力用在了词的创作上。可以说，柳永是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一首《鹤冲天》就是他一生生活的写照：“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官场上，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深知同功名富贵无缘。因此，他把全部的天才和精力用在创作新词上，在女人堆里寻找慰藉。就这样，柳永的一生在秦楼楚馆中度过，与妓女们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他的词调几乎千篇一律，是“羁旅悲怨之辞，闺帏淫媟之语”；他的词多半是在“浅斟低唱”中写成的；他的情感大多发于“偎红依翠”；他的创作素材基本上来源于“烟花巷陌”。
柳永的一生穷困潦倒，虽然和妓女的悲惨生活有不同内容，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又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遭遇，所以柳永对妓女较理解，在词中表现出对她们的深切同情，反映了她们的思想感情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如《迷仙引》中，他描写她们“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的痛切呼声。相传柳永死后，还是由“群妓合金葬之”，并有“吊柳七”、“吊柳会”等逸闻逸事。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柳永的词完全是给妇女作的，也完全是为妇女作的。所以“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风靡天下的时尚。
宋代的大词人中，晏几道、秦观、欧阳修、苏轼、周邦彦、姜夔等都与歌妓过从甚密，并且写下了许多反映妓女生活、歌唱爱情甜蜜的佳篇名句。如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雨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姜白石的“自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小红是范石湖送给姜夔的妾。白石每作新词，即自吹箫，小红随即歌而和之。那是多么其乐融融的情景！
与唐诗宋词一样，元代的戏曲也是中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元代的戏曲以杂剧为中心。王国维《宋元戏剧史》说：“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杂剧的兴起是和当时的异族压迫、知识分子苦闷而接近下层人民、元朝统治者对封建伦理道德掌控不严以及戏曲本身的发展分不开的。当时，传统的诗歌、散文更多地被社会地位高而具有正统思想的人所运用，就不能不影响到这种体裁所表达的内容；而小说和戏剧却表现出另一特点，那就是作者们一般都是门第卑微、职位不高的底层人，题材也偏重于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以及百姓的社会生活、思想情感，其中性爱描写是主要内容之一。
据《太和正音谱》记载：元代戏曲大多是由良家子弟自己撰写并且扮演的。但因为杂剧流行于倡优阶层，娼妓们在扮演戏曲的同时耳濡目染，能作散曲的很多，而其中擅长杂剧的也不乏其人。公正地说，能使元曲进入黄金时代，骚人墨客有其作为，而下层娼妓也功不可没。
歌妓们对元曲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她们是演出戏剧的主体。元代的戏剧或说唱，大都由妓女在都市的勾栏行院里演出。妓女们也有行会组织，她们的领班被称为行首。元人杂剧演出时的角色除了净和副末二种名称沿用自六朝以来的参军戏以外，其他如旦、孛老、卜儿、小俫，原来都是行院里各种人物的名称。其二，她们中产生了一批作者，有的还是剧作家。如珠帘秀、解花语、顺时秀等，都是颇有名气的妓女剧作家。元人杂剧作家张国宾、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是勾栏行院里的人物。最著名的当数剧坛泰斗关汉卿。关汉卿不仅创作了揭露社会黑暗的《窦娥冤》，也写下了《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等反映妓女生活的戏剧。其三，充当了戏剧中的主角。关汉卿在《救风尘》等戏剧中，成功塑造了赵盼儿、杜蕊娘、谢天香等一批鲜活的妓女形象，反映了妓女阶层的喜怒哀乐，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涵。
四
1918年初夏，孙中山先生把辽宁新金县普兰店出土的四粒古莲子带到日本。日本古生物学家大贺一郎用植物生理学方法推算出，这些古莲子的寿命已在千年以上。经大贺苦心培育，古莲子终于生根发芽，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同众多行业一样，娼妓业也珍藏着许多千年古莲，有与巨商吕不韦合作、自导自演并成功地入主秦宫的赵姬；有义薄云天的西晋石崇家妓绿珠；有慧眼识英、被唐开国皇帝封为卫国夫人的隋唐奇女红拂；有同丈夫韩世忠奋勇抗金、击鼓助战、被尊为“第一武妓”的北宋名妓梁红玉；有帮助东林党魁、大学士钱谦益反清复明数十年的明末才女柳如是；有不畏强权、坚持正义以至血溅扇面的明代名妓李香君；有才艺双全、追求平等自由、成为蔡锷将军知音的小凤仙……
但是，在这些香飘四季的莲荷中，最为艳丽的，莫过于李师师和陈圆圆了。
生活在北宋年间的李师师是一名色艺俱佳的汴京名妓。因为名气大，追求她的人很多。下至开封府右厢都巡官贾奕、大词人周邦彦，上至当朝皇帝宋徽宗。贾奕与李师师是街坊邻居，两人青梅竹马，相互爱慕。但自从李师师家庭蒙难成为青楼女子后，少年的心愿只能是虚幻的风景。他恋着师师，但师师从未给他好脸色。师师担心的是，一旦交往频繁，反倒葬送了贾奕的前程。
当朝皇帝宋徽宗如果不当皇帝，一定是个相当不错的艺术家。他诗词歌赋无所不精，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花鸟虫鱼无所不爱，尤其是他的书法自成一家，后世称为“瘦金书”；他的水墨丹青，细究起来，还是国画写意的开山鼻祖。可惜他是个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皇帝。宋徽宗迷恋于金钱巷再隐秘，也有透风的墙。都巡官贾奕听说后妒火攻心，在师师的住处，他随手写下了一首《南乡子》：“闲步小楼前，见个佳人貌似仙。暗想圣情浑似梦，追欢执手，兰房恣意，一夜说盟言。满掬沉檀喷瑞烟，报道早朝去晚回銮，留下鲛绡当宿钱。”宋徽宗听说后大怒，差点杀了贾奕，最后还是把他贬到琼州做个参军。
其实，在所有客人中，李师师最中意的是大才子周邦彦。周邦彦妙解音律，工于文辞。年少时，因一篇《汴京赋》得到了宋神宗和宋哲宗两代皇帝的赏识，朝野上下，盛名远播。有一次，宋徽宗生病了，周邦彦趁空看望李师师。二人正叙谈之际，忽报圣驾前来。周邦彦躲避不及，藏于床下。徽宗送给师师一个新鲜的橙子，聊了一会儿就要回宫。师师假意挽留道：现已三更，马滑霜浓，龙体要紧。而徽宗因身体欠佳才不敢留宿，匆匆走了。周邦彦躲在床下，竟吟成了一首《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岂知宋徽宗痊愈后来李师师处宴饮，李师师一时忘情把这首词唱了出来。徽宗问是谁人所作，师师脱口说是周邦彦，话一出口就后悔莫及。徽宗立刻明白，那天周邦彦也一定在场。过了几天，徽宗便借口监税不力，罢了周邦彦的官，逐出京门。
李师师为周邦彦送行，并将他谱的一首《兰陵王》唱给宋徽宗听：“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锦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半，似梦里，泪暗滴！”听了李师师唱完词曲，宋徽宗有些感激。他感觉周邦彦的《兰陵王》里有一种“小雅怨诽而不乱”的情绪，周邦彦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徽宗又把周邦彦招了回来，封了个大晟乐正的官，专门研究音乐。宋徽宗本人也不再偷偷摸摸地逛青楼，索性册封李师师为李明妃，把金钱巷改名为小御街。
及至后来，梁山泊首领宋江想投降朝廷，又不好意思明说，只好派通晓音乐的浪子燕青去走李师师的后门，将《水浒传》后四十回，演绎得波澜起伏、悲壮无比。
如果说李师师的浪漫故事渲染了帝王将相的大雅大俗，那么陈圆圆的喜怒哀乐，却影响了历史特殊时刻的重大转折。
被列为秦淮八艳的陈圆圆是明末著名的歌妓。吴伟业《圆圆曲》中说：“家本姑苏浣花女，圆圆小字娇罗绮。”因家道中落，陈圆圆被卖进秦淮河边一家青楼做歌妓。及笄之年，她与江南名士冒辟疆相见倾心，以终身相托。
崇祯末年，李自成起义军威镇朝廷，崇祯帝昼夜不安。外戚嘉定伯周奎欲寻求绝色美女进宫，以舒解皇上的忧虑之心，于是派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下江南觅艳。田弘遇寻得陈圆圆后，被其姿色迷醉，遂私下占为己有。不久，李自成的军队逼近京师，崇祯帝急招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田弘遇惧怕义军，四处寻找靠山，即设宴招待吴三桂。席间，陈圆圆率歌队表演。吴三桂见到陈圆圆后心驰神往，竟要求田国丈以圆圆相赠，藉此保证田家安危。当时，崇祯帝催促吴三桂出关甚急，此时如带上圆圆随军，定会受到皇上责备，吴三桂只好将陈圆圆留在京城府中。不久，李自成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吊死于煤山。三桂父吴骧也投降了义军。正当吴三桂准备顺应时势投靠李自成之时，闻知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所掠，勃然大怒，高叫：大丈夫连家室都保不了，活着有什么意思？于是投降了清军，与农民军开战。这就是《圆圆曲》中所讲的：“恸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娼妓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毒瘤，娼妓史是一部妇女受难的血泪史，但那些置身泥淖却尽展风流的苦难姊妹也为历史留下了华彩乐章。我们完全可以怀念，并且从灵魂深处真诚景仰众多充满诗性、奉献美丽、演绎真情的崇高形象：“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
一种身体社会学
？ 章益国
“道在屎溺”，这是《庄子·知北游》里说的话。便溺是身体的一个基本机能，关于便溺的那些事儿，虽然谈的人不是很多，但确实构成一个独特的领域，还可以折射出社会的千姿百态。
如厕与“平等”
“人生而平等”是支撑近代社会的基本理念之一。所有人都要上厕所，所以“如厕”倒容易成为平等的象征。人生自古谁无屎，吃喝然后拉撒，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干的事儿。正如那副有名的厕所楹联所说的：“天下英雄豪杰到此俯首称臣；世界贞节烈女进来宽衣解带。”如厕是一件上不了台面的俗事，但这俗事却是无论贵贱人人免不了的。无论你是贵族权要、绅士淑女，或是草根市民、贩夫走卒，吃完东西，都要脱下裙裤去拉屎。不论本来是珍馐百味，还是粗茶淡饭，被人消化之后也都统统变成排泄物。于是，如厕是对“高贵”、“等级”的祛魅，厕所是实现平等的最佳所在。新社会礼遇掏粪工人时传祥，曾经是社会主义追求平等价值的符号性象征，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对时传祥说：“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句话，抹灭了高低贵贱。
戴高乐在其阐述领导艺术的著作《剑刃》中曾经提到，领导者保证自己权威的一项基本技艺，就是和下属保持一定距离，让人过近接触，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