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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罗素二人之所以在胡适心目中有如此高下厚薄之分，一方面固然与胡适本人信奉杜威实验主义学说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也不免掺杂着一些其他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据赵元任晚年回忆，罗素来华讲学，讲学社出面聘请他担当翻译，胡适即告诫他要小心，不要上了进步党的当，试图阻止他应聘任罗素的翻译，因为胡适认为梁启超等人想借机“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在一封1920年底胡适致陈独秀的信函中，胡适才算彻底表白了他的心声：“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信中，胡适隐约指责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所作所为处处是与他们作对。梁启超1920年从欧洲游历回来后，便发起创办共学社和讲学社，其主要工作是编译新书、奖励名著、出版杂志、选送留学生。当时胡适和陈独秀也有相近的计划，编译《世界丛书》即为一例，所以认为共学社的做法是与他们打擂台。梁启超等人原先办了一个杂志，名称叫《改造》，后来将之改为《解放与改造》。胡适认为这也是与《新青年》对立的。并且，他把梁启超等邀请罗素、倭铿来华讲学也看作是对他们的挑战。
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是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又一重大举动。由于梁启超等人在欧洲有机会拜访过柏格森，并且研究系中张君劢、张东荪等对其哲学很感兴趣，所以梁启超等人欧游回国后，在筹办讲学社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是邀请柏格森访华。但他因故不能前来，恰在此时，王敬芳和傅铜正好向梁启超提议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梁当即表示同意。梁启超在决定“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的同时，就已经把邀请罗素之事和成立讲学社一并提出。1920年5月，梁启超等人委托傅铜致函罗素盛邀其访华。在筹办此事的过程中，梁启超、王敬芳等人颇有借此为提高研究系接手的中国公学的知名度之意，因此提议以中国公学的名义出面邀请罗素，再加上新学会、尚志学会二组织。此外，他们主张“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也可见其有意抬举中国公学之意。研究系之所以如此抬举中国公学，也是出于通过办教育来宣传新文化而招揽人才的需要。舒新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谈及中国公学及研究系同人的办学理想时，曾经这样说过：“中国公学委诚与南陔、东荪二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设法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之长此无人也。”
罗素于1920年10月12日抵达上海后，第二天联合设宴为他接风的包括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和基督教救国会等七个团体。虽然其中直接为研究系所把持的不过是中国公学和《时事新报》社两家而已，但罗素到中国后的第一个正式演讲《社会改造原理》就被安排在中国公学，而且此后罗素先南下再北上，显然是讲学社中梁启超等人的安排在起作用。为了迎接罗素北上，梁启超亲自在北京做了布置。11月19日在北京，梁启超代表讲学社向罗素致欢迎辞，并借此向传媒界亮出讲学社不分地域门户、广纳天下才智的宗旨。他说：“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至于讲学社，是一个介绍的机关，只要是有价值的演说，我们不分门户，都要把他介绍进来。好像我们开一个大商店，只要是好货，都要办进，凭各人喜欢买那样就买那样。我常说中国学问的衰弱，由汉朝的表彰六艺、罢黜百家。无论他表彰的、罢黜的对不对，总是把思想的自由锢蔽了。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对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要欢迎、都要灌输，这就是讲学社的宗旨。”同时，梁启超也特别提到邀请罗素来华的两个理由：第一，“我们认为往后世界人类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罗素先生的学说，最能满足这个要求”。第二，罗素的人格值得敬佩，因为他具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这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最后，梁启超要求罗素将如同吕纯阳能点石成金的手指那样的“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人。虽然之后罗素的讲学地点主要被安排在北京大学，但实际的事务工作多由讲学社中梁启超的一些重要助手来处理，例如蒋百里作为讲学社的总干事，对罗素讲学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尽力协助。
难怪冯崇义先生在《罗素与中国》一书中不无遗憾地说：“也许有点令人沮丧的是，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总负责人，不是创办《新青年》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头阵从而博得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雅号的陈独秀，不是主政并革新北京大学、倡导“兼容并包”宗旨从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供舞台的蔡元培，不是借狂人之口控诉‘吃人的礼教’、发出振聋发聩之音的鲁迅，不是呼唤‘赤旗的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从而将—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引上新征途的李大钊，也不是因为倡导‘文学改良’与‘文艺复兴’而顿成明星的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从而有‘守旧复古’之嫌的梁启超。而且，由于梁启超曾是民初‘进步党’的党魁，在五四时期还领导着由‘进步党’演化而来的‘研究系’，因而人们通常也说梁启超邀请罗素是为了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张目助威。”虽然冯先生在这里强调了如果我们仅仅“将罗素视为中国政治上反动或学术上保守的一党一派的客人”将会犯很大的错误。他坚持认为，罗素应该被视为当时中国新知识界的客人。“讲学社”及其他邀请、接待罗素的团体、学校，并未将罗素的讲学活动打上鲜明的政治派别的印记。在五四时期那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毋宁说他们主要是从发展中国的学术文化角度出发，希望从罗素那里获得新的知识。而罗素在华的一切讲学活动也是以中国的新知识界为对象的。但是，冯先生最终不得不承认中国当时在政治上、学术上派系林立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他说：“由于梁启超等人的政治和学术背景。由他们出面来邀请、接待罗素，自然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至少，这样一种安排阻止了罗素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激进的政治、学术领袖的交往。”
由此可见，胡适之所以尊杜贬罗，实在还牵涉到他与梁启超之间在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界领导霸权的角逐争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胡适刻意宣扬杜威的学说，并以杜威思想在中国的正宗继承人自居，多多少少也有利于提高他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声望。后来，鲁迅先生就讽刺过新文化运动中有人借西方或别国的权威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装神弄鬼，吓唬本国的落后者：“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所以，正如有研究者评论的那样：“许多受外国教育的中国人与他们的东道国形成了不可割裂的联系，提高他们的东道国，在许多方面也就是提高他们自己的价值。”
俞氏三代悼亡诗
？ 谢超凡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德清俞氏是江南赫赫有名的一个文化世家，俞樾、俞陛云、俞平伯的学术与文学成就素来受人敬仰。作为俞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俞樾（1821～1907），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咸丰五年（1855）放河南学政，次年即被御史曹泽（登庸）弹劾试题割裂，革职回京。俞樾仕途生涯只有短短三年，凌云之志未能实现，然“拼命著书”的他为我们留下了近五百余卷的《春在堂全书》及其他著作，《群经平议》、《诸子平议》诸书奠定了俞樾清末朴学大师的地位。俞樾曾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上海诂经精舍、归安龙湖书院等，并主杭州诂经精舍讲席三十一年之久，桃李遍天下，弟子中有徐琪、章太炎、吴昌硕诸名人，“晚年足迹不出江浙，声名溢于海内，远及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俞樾在近代日本是广受景仰和推崇的人物，日本人不但将之与晚清重臣李鸿章相提而论，甚至把他与其恩师曾国藩等而视之。而且“直到今天，俞樾之名在日本文学界，几乎无人不知”。
俞樾之孙俞陛云（1868～1950），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第三名探花及第，授编修。德清自清朝以来，状元榜眼各二，唯缺探花，俞陛云完成了三鼎甲，俞樾有云：“吾孙弥其缺，如鼎三其趺。遂令邑人口，藉藉南埭俞”（《曲园自述诗》）。二十八年出任四川副主考，翌年应经济特科复试，名列一等。民国元年（1912）俞陛云出任浙江省图书馆监督，三年（1914）聘为清史馆协修，任《清史稿》“兵志”和“列传”编撰官。俞陛云幼承家学，受祖父俞樾亲自指导，《曲园课孙草》一书就是俞樾为俞陛云所作。俞陛云在文学、书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尤精于诗词，著有《小竹里馆吟草》、《乐青词》、《蜀诗记》、《诗境浅说》、《诗境浅说续编》、《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诗境浅说》及《续编》和《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二书，是两部比较有特色的唐诗和词的选本，而且解释精辟，有功于初学，在当代仍盛行。
俞平伯（1900～1990），俞陛云之子，俞樾曾孙，1915年入北平大学，毕业后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学院等校任教。他不但“对于旧词曲的造诣极深，同时又是提倡新体诗的最早的一个人。所著《冬夜》、《西还》两集，风靡初期的白话诗坛”。除了文学创作，俞平伯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俞平伯“研究古典文学是从小说开始”，散文集中收有不少如《谈中国小说》、《谈〈水浒传〉七十回本之有无》、《〈三国演义〉与毛氏父子》等有关小说考述的文章。继胡适《红楼梦考证》之后，俞平伯发表了《红楼梦辨》（1923年初版，五十年代初改名《红楼梦研究》），是“新红学”的代表作之一，之后终其一生，不断进行《红楼梦》研究。俞平伯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亦是有目共睹。
俞氏一家不但在学术上堪为人范，斯文一脉，而且还有一个让人敬佩的地方，就是夫妇相敬如宾，伉俪情深。
道光七年（1827），俞樾七岁，求婚于舅氏平泉公第四女。道光十九年（1839），俞樾与外姊姚氏完婚，写诗志曰：“催妆诗赋小春天，莫怅秋风未著鞭。但使登堂得佳妇，何妨攀桂缓今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婚后二人夫唱妇随，感情深厚。曲园里有曲池，曲池中有小浮梅槛，“仅容二人促膝”，夏日时，俞樾与姚夫人坐其中闲话古今，出入诗史小说，《小浮梅闲话》就是二者夏日闲谈的成果。虽然《小浮梅闲话》的文字是枯燥的，但透过文字，我们看到的是俞樾与姚夫人的伉俪情深。俞樾后来虽名扬海内外，但在那个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年代，他的家庭饱受乱离之苦，在《春在堂词录》卷二《调笑令》中，俞樾提到自己四岁迁居临平镇，“辄数岁一徙井陵，仕宦迁移，兵戈奔走。越至今行年四十有九，而移居已三十一次，萍梗飘零，仍无定所”。而姚夫人就随着俞樾到处漂泊，患难与共。“蛩蹷相依四十秋，今年六十正平头。算来生日无多日，竟不人间两日留。”“日日寒厨数米炊，偶呼小婢助操持。至今头白门生在，及见当年作苦时。”“五张六角本来乖，多事行年为我排。自向丛辰问凶吉，累君逢午必持斋。”（《百哀篇》）姚夫人去世后，俞樾百般思念，以悲切的心情写下《百哀篇》（《俞楼杂纂》卷四十一）一百首感怀，取元稹“贫贱夫妻百事哀”之意。诗中追忆了姚夫人与自己患难与共以及二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思念与悲哀之情溢于字表：“莫向空帷哀永逝，相逢地下料非迟。”并“手书《金刚经》为内子资冥福”（《春在堂全书录要》）。姚夫人的去世对俞樾打击巨大，葬姚夫人于右台仙馆后，俞樾自营生圹于其左，并且筑屋其旁，曰“右台仙馆”，以此悼念姚夫人。“内子姚夫人卒，余感念不已，冀有所见，而竟杳然，虽每夕必梦，然止是《周礼》所谓思梦耳，非果其魂魄之入梦也”（《右台仙馆笔记》卷一二第三十六则）。俞樾终其身未置一妾，姚夫人逝世后也未续娶，这以俞樾的时代和地位来说，是相当难得的。元稹原配夫人韦蕙丛死后，“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遣悲怀三首》之三），发誓不再娶，但不久即再婚。与之相比，俞樾可谓言行一致，称得上是真正的至情之人。
俞陛云之偶彭见贞，为尚书彭玉麟长孙女，颇有才华，善书法，孝且贤。光绪三年（1877），彭玉麟养疴西湖，俞樾携陛云相见，彭公大悦，同年勒少仲做媒，为聘之。后因姚夫人卒，俞樾意兴阑珊，体弱多病，十分盼望孙儿早日成婚，以慰晚年，遂一再向彭公要求早娶，在俞樾殷切要求下，彭公应允。二人于光绪七年（1881）拜堂成亲，但不圆房，陛云时年十三岁，彭氏大陛云两岁，“同拜堂前，长短略相等，亲友众观，以为佳话”。婚后，彭氏即回湖南彭公处居住，直至二三年后方正式成婚。据俞平伯之子俞润民书所言，二人刚成亲时，经常在闺房里像孩童般嬉耍，“情意相投，闺房静好，从无龊龉”。陛云本为俞樾次子祖仁子，因长子绍莱卒无子，遂为绍莱后。彭氏周旋二姑间，得二姑欢心，处置家事井井有条。彭氏生二女，因病不育，欲为陛云置妾，陛云不悦，遂用己资为置一妾（《孙妇彭氏传》，《春在堂杂文》五编卷三）。然红颜薄命，光绪二十年（1894）彭氏病故。彭氏葬于右台山麓墓地，安葬之次日，俞陛云在风雨中坐墓前竟日，纪以诗曰：“华屋山邱尽目前，深深埋玉锢重泉。红杉春影销胡蟪，黑月秋原响杜鹃。到此忍凭无鬼论，归根终遇有情天。霓衣风马还稍待，同穴心期盼暮年。”次年11月俞樾为陛云续娶次女绣孙之第六女许之仙为妻（即俞平伯生母）。俞陛云于夫人彭见贞去世后，写下悼亡诗《绚华室诗忆》，序云：“不有哀咏，胡达幽忱，芳籬郁郁，恸君于锦瑟弦旁，琼玖珊珊，迟我于华鬘天上。”回忆了彭见贞生前情景及自己的哀思。彭氏病笃时，俞陛云为作《病榻琐记》，以存其情貌：“妇之病久矣，人不能无病也，人又自有命也。余以其贤，谓命必相之，病不足虑，乃竟以病亡矣。当病革时，余不忍其人将亡而情状语言与之俱亡，为作《病榻琐记》，凡十有五日，今录成一册，告之以诗。天促其命而余永其情，情不能与命争，命亦不能强夺余情也。”压卷《情诗》有云：“情天不用娲皇补，留取情诗压千古。情随诗笔空中来，笔花香孕相思胎。诗是后天生，情是先天结。诗诚不破情不亡，情海不枯诗不灭。诗以情为根，沈沈黄壤追精魂；情以诗为翼，遮空纯作凄凉色。”在光绪二十年，发出这么强烈的情的呼喊，俞陛云对夫人的真情可见一斑。
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