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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在会上说：“我初步的意见是我们大家可以从实际出发，具体的考虑一下：社会学者以前做了哪些工作，现在继续做什么工作，哪些问题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所迫切需要的，都先摸一摸底。例如，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农村社区调查、城市社区调查、家庭婚姻问题、民间风俗习惯、传统和创作的研究等等，直到现在都很少人去摸。这些问题都急需进行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有密切关系，而且社会学者能够胜任做这些工作。这样，如果我们找到了具体研究的问题，做了具体工作，并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的话，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以及它的对象问题早晚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1957年5月中旬，中央宣传部召集了在京的社会学家开了一次会，拟定陈达、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人为中科院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委员。费孝通从江苏视察回到北京后，主张尽早开会。6月9日下午，在北京南太常寺十二号陈达家里召开“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成立会议。会议由陈达主持，讨论了恢复社会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步骤。
吴文藻在会议上说首先要把过去学社会学的人适当安排较为对口的工作，要准备成立社会学学会，全国性的总会在北京，但上海另应有个中心。他还建议尽快在北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费孝通的思路是从人口问题、北京社区社会调查入手，积累资料，有了资料再进一步恢复各大学的社会学系。他主张集中一批人搞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会议决定由吴文藻、潘光旦、雷洁琼、林耀华等负责草拟教学计划。
二
回顾1957年恢复社会学的这个过程，可以清晰看出吴门师徒都卷入了这场运动。费孝通在其中起了核心的领导作用，用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专家局局长齐燕铭的话说，费孝通“既是参加密室策划的军师，又是到处放火的急先锋”。吴文藻卷入得也比较深，他特别关注的是恢复大学里的社会学系，关注的是人才的培养。林耀华只能算参与者，敲敲边鼓。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恢复社会学的努力也就戛然而止。恢复社会学被看作“章罗联盟”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批判。一时间，声讨“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
值得关注的是吴门弟子之间的同室操戈。
1957年7月7日，中央民族学院召开“批判费孝通大会”。在会上林耀华作了一个题为“阴险丑恶的费孝通”的发言，全面揭批费孝通。他说费孝通是“章罗联盟”的第一号主谋人、“军师”和“野战指挥官”，“两年来南奔北走，假借调查工作名义，到处宣传反动言论，整风中更是到处点火”。
林耀华说费孝通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1935年妻子王同惠死后不到一星期就“重新恋上一个女人，把王同惠抛在九霄云外。1941年到1942年间，我亲眼看到费孝通在云南大学组织小集团，攻击和排挤社会学系系主任陶云逵，以便自己当系主任”。“在年前我院研究部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他还鼓励同志们说：‘一个人的抱负，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林耀华还揭发说：费孝通一贯敌视苏联的社会制度，尽情诬蔑。“例如他说我想我们可以从这角度看苏联的权力性质。英美学者把它归入横暴权力的一类里，因为它形式上是独裁的；但是从苏联人民立场来看，这种独裁和沙皇的独裁不一样。”“费孝通几次召集社会学讨论会，阴谋恢复反动的社会学，以抵抗苏联民族学。”
林耀华说他同意余胜椿的话，“费孝通关关犯错误，关关检讨，关关混过去”。“这一次，我们决不允许他滑过去。”
林耀华的这个发言经过修改以后发表在1957年8月2日的《工人日报》，成为批判费孝通的一篇檄文。
1957年8月30日，林耀华等在《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一些什么货色》一文说：“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毒害是很深的。我们就以费孝通——这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成品、右派分子吴文藻、潘光旦所夸耀的得意门生为例，就可以看出这其中的货色是些什么东西。”林耀华说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是“章罗联盟”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阵地，在这个阵地上费孝通以“社会学界的把头姿态出现，拉拢他的一些一贯对党不满的‘老师’、也是他的追随者——潘光旦、陈达、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彼此勾结起来，互相标榜吹捧，利用合法组织进行非法活动，制造空气，阴谋进行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活动”。
林耀华认为费孝通的农村研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帝国主义主子提供资料情报的。费孝通的成名作《中国农民的生活》，“用反动透顶的功能学派的观点，把中国农村描绘成落后不前的士绅乐土”。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为之写序，并称费是“一个缺乏国家偏见和民族仇恨”的中国功能学派青年社会学者。林耀华借题发挥：“这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祖国和民族观念的帝国主义的奴才”。林耀华揭发说：“在《禄村农田》（1944）一书中更露骨地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这是帝国主义最欣赏的。他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讥讽为‘铁律’，他说：‘在二十年代社会史论战曾闹得锣鼓喧天，不幸的就是他们（林耀华按：指马克思主义者）所奉行的铁律并没有事实的根据。社会变迁并不若他们所想像的那样简单。连马克思自己对于他深信的进化程序能否通用于东亚，尚且存疑不论。何况代公式的本领还没有深通的人，自然更难有精彩表现。’在这里，费孝通极其恶毒地诋毁马克思主义者。”
林耀华讥讽费孝通自称民族学家，但费孝通除了1935年真正做过一个月的实地调查外，基本没有做过民族学的田野工作，“费孝通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实在是贫乏得可怜”。
林耀华还指责费孝通的治学方法存在严重问题。林耀华指出：“费孝通出身于地主家庭，长期承受英美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早就奠定了他仇视人民的，买办、封建的政治立场。”“为了积累政治资本，他搞学术的手法是很卑劣的。他在学术研究上一贯采取右派分子的手法，夸大歪曲我国农村生活的落后面貌，以迎合英美帝国主义主子的需要。他的治学态度极不老实，例如他假装强调实地调查的价值，实际上，他一生在农村调查的时间不过五个月，对象不过二千零六十九人，居然代表起全部五亿农民的面貌，从而诬蔑中国全部的农民群众，真是荒谬绝伦，无耻之极。”
林耀华说费孝通“在学术上并没有下过功夫，平时很少读书，即使他所吹嘘的功能学派，他也没有真正下过功夫。只是玩弄几个名词——像功能、制度、差序格局……来蒙混读者。他的学术，常常是文不对题的七扯八扯”。“费孝通教书一向不负责任，事前不备课，上课以后就信口开河，连一些科学名词如科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定义都说不清楚”〔2〕。
三
费孝通此时已经成为一只人人可打的“落水狗”。1957年7月13日，费孝通在人大会议上就作了《向人民服罪》的检讨。费孝通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文化买办，他说：“从《中国农民的生活》这篇论文得到一个贩卖公式，就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写中国社会状况；在中国写英美社会情况，实质就是公开提供情报，向中国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双方都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从中取得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从那时开始，本质上已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帝国主义多年造成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丑恶的文化经纪人。”
在“反右”那场运动中，林耀华因为反戈一击有功，免于被划为右派。而他的老师吴文藻和同门费孝通被划成右派。除了教授的职衔外，费孝通被剥夺了一切社会职务。吴文藻、冰心、费孝通等人1978年之前一直搞翻译，摘编西方国家的民族学材料，做了高级资料员。他们除了给我们留下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这本译著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留给费孝通的是深深的伤害。其实，在这场同室操戈以后，林耀华背负良心的谴责直到晚年，他或许是时代悲剧的真正承载者。
注释：
〔1〕毛泽东：《毛主席在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号：C－11。
〔2〕林耀华：《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一些什么货色》，《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3～529页。
唐德刚与李敖
？ 章成帅
最近逛书店，看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印的《李宗仁回忆录》，虽然已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早些年出版的此书，还是拿到手上翻了起来。我首先看到的就是李敖的《推荐〈李宗仁回忆录〉》，这是一篇写于1988年的旧文。不知道是不是现如今李敖行情大涨，唐德刚先生连在内地出书也要挟李敖之名而自重？其实不必。这边喜好唐德刚的大有人在，至少不会输于李敖；况且以文章而论，前者也要胜过后者，李敖不就自承“他（唐德刚）的白话文在某一方面也比我好”吗？〔1〕李敖向来瞧不起人，这从他的大话“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就看得出来。但他对唐德刚却推崇备至：“他除精通中西历史外，还兼及写小说、剧本、写诗，才气之高，举国罕见。”〔2〕又说：“承他不弃，在我冤狱之时，远道前来探监。”〔3〕话虽漂亮，还容我辈补充一二。林清玄在《我所认识的李敖》一文中说：“李敖第二次坐监已经两个月了，可是没有见过一个访客，连写《胡适杂忆》年高德劭的唐德刚先生远从美国到土城去看他，他都不见。”〔4〕当然，李敖后来写回忆录对此也不讳言，也说得更详细：“我在‘二进宫’六个月里，除了见了‘汝清’、武慰先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朋友们我都没见，唐德刚、张坤山、陈晓林、李昂、许以祺等等都枉来土城看守所。”〔5〕可见在李敖眼里“漂亮的小女生”比朋友重要得多了。唐德刚毕竟年长李敖十几岁，对此并不为意。
其实，唐德刚对李敖只是爱其才而已，如他赞赏李敖的《胡适评传》“写得很扎实，也是有关胡适的家庭和幼年时期最好的一本传记，极有参考价值”〔6〕。在他眼里李敖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他在1984年的香港《百姓》上发表了一篇《十载功勋才一半——为邓小平半途结账》，其中说：
再看我的小友李敖。这小子终日在骂“混账国民党”，骂得名满全岛，稿费如潮，施施然“总统候选人”焉！
“敖之呀！”一次我告诉李敖，“你是国民党民主橱窗内的模特儿啊！”但是李敖不以为然，他认定那是他不怕死的结果。
敖之，小麻雀也。就把你陈文成一下，看你怎样？小蒋先生不闻不问者，非不能也，大可不必也。不理你，你小子能撒出丈二长的溺！〔7〕
就像李敖在他的私人信件里称唐德刚是胡适的“假犹大”、“杂牌犹大”〔8〕一样，唐德刚对李敖也有微词：“就因为看中身后之名，所以胡适之对那些足以为他传身后之名的‘文人’，尤其是那些和他有同样‘考据癖’的文人真是礼遇备至。他回台湾之后，连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小李敖他也要去惹一下。结果胡公羽化之后，李敖反叫他一声‘小嫖客’，这也该是胡氏生前所未曾逆料的罢！”〔9〕
总之，唐德刚与李敖之间，彼此欣赏，但又有所保留；虽为“忘年之交”，却也不拘泥于礼俗。唐德刚作文喜跑野马，李敖则全篇“资料扣得紧”（李敖自语），一正一反，大有野狐禅之趣。他们的成名都与胡适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一些老人眼中都是对胡适“大不敬”的狂徒。两人有关胡适的著作，都是研究胡适绕不过去的开山之作。谈胡适，不能不提唐德刚与李敖。
注释：
〔1〕龚鹏程：《李敖·胡茵梦与青年朋友谈——历史·文学与电影》，《李敖文集·世论新语》，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2〕〔3〕《推荐〈李宗仁回忆录〉》，《李敖大全集》第28册，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2000年版，第456、456页。
〔4〕《林清玄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5〕《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98年版，第319页。
〔6〕《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7〕转引自李敖《别把国民党的无知，当成国民党的宽大》，《李敖文集·国民党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198页。
〔8〕《豹死留了什么皮——致陈宏正》，《李敖大全集》第18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48页。
〔9〕《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人情世界的异态返照
？ 李兆忠
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认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譬如极狭隘、极狭隘的个人生活描写，极渺小、极渺小的抒情文字的游戏，甚至对于狭邪游的风流三昧……一切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病毒，都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
郭沫若指出日本文坛的种种“病毒”，是很有道理的，至于它是否属于“日本资产阶级”，则应另当别论。因此，与其说中国学子受了“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毒害，不如说他们受了“人情”丰沛的东瀛文化风土的潜移默化更为确切。要知道，才高志大、泱泱大国的中国学子，并没有把日本的资产阶级真正放在眼里过，他们身在东瀛，心系欧美，西方个性解放的思潮与东瀛“人情”文化风土的联手，才是使中国学子“中毒”的真正原因。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留日作家所学专业均非文学，鲁迅、郭沫若、陶晶孙学的是医学，周作人学的是海军，郁达夫先学医学，后学经济，成仿吾学兵造，张资平学地质，向恺然（不肖生）学的是政治经济，最后他们几乎都放弃了专业，选择了文学。这证明：日本是一个特别适合文学家产生的国度。
这种普遍的专业转向，无疑包含复杂的个人动机。在鲁迅，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就想提倡文化运动了。”（《呐喊·自序》）在郭沫若，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困顿和苦闷、涤荡历史罪恶的强烈冲动驱使他抡开如椽之笔，“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用诗人的话来讲，就是“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凤凰涅槃》）；在郁达夫，是“弱国子民”不可救药的“性苦闷”，使他长歌当哭，写出《沉沦》这样的惨不忍睹的故事；在不肖生，是理想和道德泯灭后，听凭陈腐的“大中华”与“厚黑学”的驱使，将“日本是个卖淫国”的传奇贩运回国，迎合国人对东瀛的奇思异想，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鸦非凤地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留东外史》第一章）。
留日作家的写作动机虽然因人而异，格调也大相径庭，却有一种艺术上的共同倾向，就是滥情、颓废、走极端。无论是《女神》天狗吞月似的自我扩张，还是《沉沦》的主人公无条件的“弱国子民”的性苦闷，抑或是《留东外史》里衮衮诸公的疯狂堕落、《木犀》畸形而神经质的师生恋，都超出了正常的宣泄。这种倾向推究起来，不外乎两股力量造成：第一，“小日本”的种族压迫；第二，日本社会发达的“人情的世界”。如果说前者激发了中国学子的不平之气、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反帝”的话，那么后者则诱发中国学子人性的弱点，使其放纵，失去把持。两股力量相互激荡，导致中国学子精神扭曲，理智与情感分裂。
以往学界对留日文学的研究注意力，往往集中于政治层面上的“反帝”，而对日本的文化风土、尤其是日本独特的“人情的世界”与留日作家之间的关系缺乏关注；对于留日文学的颓废倾向，也习惯从“弱国子民”的苦闷这一角度作同情的理解，或者着眼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批判性的阐发，衡量的尺度是直线性的历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