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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瞪钪械哪承┦虑橛胨吹睦贰跋嗬嗨啤薄？梢远隙ǎ�1930年他与斯大林见面谈及集体化运动时，他不是没有思想准备，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的。
以常情而论，在作家肖洛霍夫和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之间，在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双方不可能观点完全一致。
但是，斯大林和肖洛霍夫两次谈话的详细情况未见公布，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这次谈话双方有多少共同点，又有哪些分歧。
然而，两次谈话的结果却很清楚，那就是肖洛霍夫决定即刻动笔，以正在进行的农业集体化为素材，写一部直接反映这一运动的长篇小说。他说：
谈话给了我很多东西，鼓舞着我去实现新的创作构思。
这新创作的构思，就是 《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写这部小说时，肖洛霍夫本人也投身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参与了集体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1930年年底，在与斯大林两次谈话之后，经由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介绍，肖洛霍夫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先是一名预备党员，一年之后，于 1932年年初转为正式党员。
在此之前，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已经宣布，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应该说那还是根据肖洛霍夫作品的政治倾向而作出的判断，而现在，肖洛霍夫在组织上也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
现在肖洛霍夫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名党员，他的创作态度也相应地出现了某种变化。他在回答读者有关《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创作问题时，就说：
一个善于艺术地反映生活的作家，他写的作品就应该有助于共产主
义建设，特别是现在，应当使全国都知道党在农村中的工作。
从这一段话中不难看出，肖洛霍夫现在已经把文学创作同党的工作直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两者之间，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后者，因为他明确地说：“作品应该有助于共产主义建设。”
社会在变化，作家也在变化，适应这双重的变化，是作品本身所出现的变化。
与《静静的顿河》的后两部不同，《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写作进行得很快很顺利。1932年9月，这部新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已经在《新世纪》杂志上全部刊载完毕。这年的11月，肖洛霍夫在自传中写道：“现在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 （倒数第二部），并且完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最后一部）的草稿。”两相比较，不难发现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展多么不同。在写《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二部时，肖洛霍夫就象写《静静的顿河》的头两部一样，笔下生风，游刃有余。
其实这里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与《静静的顿河》的思想倾向、人物形象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肖洛霍夫在同一时间里既要继续自己原有的创作写《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又要高速度地写出面貌焕然一新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真是令人很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认定作家的思想是单纯的没有矛盾的，那么世界上大部分的作家和作品都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绝大部分的作家和绝大部分的作品，就其思想内容而言，都不是单纯的没有矛盾的，而是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风格各异的作家，没有各有千秋的作品，也就不可能有丰富多采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矛盾正是推动文学前进的动力。
在《静静的顿河》中，集中反映了作品的思想倾向的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一位被席卷到十月革命的浪潮旋涡中而始终不能理解、赞同十月革命，并且长时期地用步枪和马刀来对抗十月革命的悲剧性人物。由于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占据了小说的中心位置，通过他的性格和命运展示出来的十月革命前后的顿河哥萨克的生活画面，很显然更多地是反映革命必然带来的动荡、流血、死亡的现象，用后来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一句常用术语说，《静静的顿河》更主要地是描写了十月革命的“阴暗面”。《被开垦的处女地》则全然不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叫谢苗·达维多夫，曾经做过工人，又是水兵出身——若干年以后，肖洛霍夫透露了他为什么要把谢苗·达维多夫写成一个“工人和水兵”背景的共产党员，这是因为他“想以此来表示我对先进的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光荣的革命事业和传统的深深的崇敬”，“我的第二个敬礼是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我对他们和事业和革命的传统怀有同样的深深的崇敬。”达维多夫肩负着苏共的委托，来到顿河领导农业集体化运动，通过他的努力，团结了广大贫农、中农，战胜了反对和妄图阻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富农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显示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功。这部小说的特点，用我们常用的术语来概括，可以说是苏联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曲“颂歌”。
《静静的顿河》与《被开垦的处女地》就是如此的不同。从表现革命的“阴暗面”到为革命写作“颂歌”，肖洛霍夫在他的史诗第一重奏和第二重奏之间，跨越了巨大的人生鸿沟。熟悉社会主义文学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对作家来说，跨越这一人生鸿沟绝非易事。可是肖洛霍夫却轻易地跨过来了。
《被开垦的处女地》再次为肖洛霍夫赢来了荣誉。与《静静的顿河》不同的是，它得到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称赞，而没有引起尖锐的争议。
肖洛霍夫在成功地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之后，他个人也开始更深入地介入了社会活动。他参加集体农庄的耕种和收割，经常受区党委的委托到区里的各个农庄调查，也经常在家中接待农民，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在1933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当时的亚速海黑海边区的领导人在领导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过火行为的斗争，并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党中央派人来调查边区原领导人的罪行和错误，要求对粮食欠缺的维约申斯克镇和顿河上游地区给予粮食援助。他的报告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应肖洛霍夫的要求，粮食不久就运抵顿河地区。
从这一时期开始，肖洛霍夫不再是全神贯注地埋头于小说创作的作家了，他同时也成了社会活动家。在后一个方面，肖洛霍夫十分忙碌而又十分成功，他的社会地位也在迅速地上升。1934年8月，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当选为第一届苏联作协理事会理事、作协主席团成员，开始成为苏联作协的领导人。这年的11月到次年的1月，苏联有关机构特意安排肖洛霍夫出访瑞典、丹麦、英国和法国，在这些国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1935年的 1月底，他作为代表首次出席了苏联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1937年6月，当选为亚速海黑海边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11月，被提名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候选人。1939年1月28日，肖洛霍夫正式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同一天，再次当选为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过了三天，即1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为表彰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学发展中取得的突出成就，授予他列宁勋章。这年的3月，肖洛霍夫参加了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发言，过了一个月，他以非军人的身份而被苏军授予团政委的军衔。
这年肖洛霍夫三十四岁，他的身上挂满了荣誉，其中列宁勋章、苏联科学院院士、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苏军团政委的军衔尤其引人注目。
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仅仅十年的时间，肖洛霍夫的处境和地位发生了根本的乃至可以是说富有戏剧色彩的转变。
但是严格地说，作为一个作家，他在这十年间取得的成就不如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三年的时间里那样辉煌。《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当时的苏联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无庸怀疑的，而在风格的独特和总体的艺术水平上，普遍都认为不及《静静的顿河》。
肖洛霍夫写作的速度在这十年间也明显放慢，尽管他当时只有二、三十岁，精力十分旺盛。1932年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同进也完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草稿，在剩下的七年时间里，他在写《静静的顿河》第四部，另外修改《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这两项工作，只有第一项最后终于在1939年底大功告成，《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则虽然多次做过公开的许诺，仍然未能完成最后定稿工作。
肖洛霍夫的小说史诗三重奏，第一乐章出手不凡，令世人为之震惊，也因争议激烈而给他带来许多苦闷烦恼，第二乐章现在看来不免有些盛名难符，但却给他带来一系列荣耀，个人的社会地位骤然上升。
也许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中本来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事情，人总是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有所得的时候也必然有所失。
这就使我们想起中国古代一位名叫孟轲的大哲人早就说过的话，美好的东西不可能同时得到，譬如鱼和熊掌就不可兼得。肖洛霍夫的经历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史诗三重奏 （下）
1938年1月，肖洛霍夫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庆贺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七十五岁诞辰。文章列举了绥拉菲莫维奇创作的一系列成就，特别提到了他对青年作家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例如是他第一个肯定了自己的《静静的顿河》。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作家——布尔什维克》，肖洛霍夫以这个题目来概括绥拉菲莫维奇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应该说，这个题目也很适合于概括肖洛霍夫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走过的道路——十几年前，当他刚拿起笔从事小说创作时，只是一个充满了创作欲望的作者，而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位全苏著名的党员作家，被公认为是继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等老一辈之后的新兴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
综观肖洛霍夫1932年以后的公开言论，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自觉地把苏联的文学创作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在一起，把作家同共产党人联系在一起。就这个特点而言，他庆贺绥拉菲莫维奇诞辰的文章取名为《作家——布尔什维克》，正是浓缩了他这些年来的思想和主张。在肖洛霍夫的公开言论中，读者不断听到的是他强调作家应该为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创作，苏联的文学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重申自己作为党员作家“将一如既往地为党和工人阶级服务”（见1936年4月24日塔斯社记者采访肖洛霍夫的谈话报道）。
也就在这一时期，肖洛霍夫开始改变过去的看法，公开承认《静静的顿河》前三部的描写“存在缺陷”。他在1935年2月与《文学报》编辑的谈话中首次表示了这样一种态度，并做出许诺，前三部的缺陷将在正在进行写作的第四部中得到改正，第四部将集中描写“白军在顿河地区的彻底的失败”。
有意思的是，当肖洛霍夫自己改变了过去的看法的时候，有些评论家却坚持认为，肖洛霍夫昔日所表示的追求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的观点，才是他创作最显著的特点和成就所在。1940年5月，当《静静的顿河》第四部全文发表完毕之后，在莫斯科的作家俱乐部举行了《静静的顿河》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大部分评论家都认定，《静静的顿河》是一部“社会主义的作品”，是新兴的苏联文学代表作。但也有两位评论家的看法与众不同，一位是弗·彼尔措夫，他强调指出，《静静的顿河》对当时苏联文学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部小说所表现的“绝对的真实性”，对生活的本来面目毫无粉饰，也决不加以扭曲，作品与生活本身完全一致。另一位是阿·别克，他认为，把《静静的顿河》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作品”是不切实际的，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无庸怀疑，但从小说的思想倾向来看，它与“社会主义的作品”并没有血缘关系而只是“同路人文学”，别克还充满自信地说，“同路人文学”才真正反映了这部小说的特点，用不了几年，他的评价就会得到证实，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肖洛霍夫本人没有介入评论的争论。他现在忙于繁多的社会活动，同时还在继续修改《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部。但是，尽管他未对争议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他内心深处必定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肖洛霍夫关于文学创作的公开言论，一般都是泛泛而言地论述文学与无产阶级事业的关系，给人的印象是立场十分鲜明但观点显得有些空洞，言词豪迈雄壮但回辟了具体的现实问题。他在个别地方也的确表示过《静静的顿河》前三部存在着“缺陷”，然而“缺陷”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他又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就像是一个犯有过失的孩子，只承认自己做得不对，却不说明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如果肖洛霍夫参与了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争议，我们也许有机会更多地、更深入地了解他此时的的真实的思想，看看他到底是站在当时大多数人的一边，强调《静静的顿河》是“社会主义作品”呢，还是与少数人为伍，坚持自己的作品所追求的不过是反映“生活的真实”？看来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意见，对肖洛霍夫来说都不相适宜，都会带来难以把握的麻烦，所以最合适也最简洁的办法，就是以沉默来表示不介入。
1940年5月24日，肖洛霍夫年满三十五岁。从这一年开始，他的诞辰在苏联文学界及新闻界就被当成一个固定的节日加以庆贺，尤其是逢五逢十的年份，庆贺肖洛夫诞辰的活动就更具规模，有声有色。许多著名的苏联作家也享受过接受同行甚而整个社会庆贺自己生日的礼遇，然而通常都是在五、六十岁以后，肖洛霍夫则早早地得到了这种荣誉。
1941年1月，肖洛霍夫在其文学创作生活涯中获得一个新的显耀的荣誉——他的 《静静的顿河》荣获该年度的斯大林奖金一等奖。这标志着《静静的顿河》在苏联官方的地位又上升了一大步。两年前他获得第一枚列宁勋章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命令还只是笼统地说是表彰他在“苏联文学发展中取得的突出成绩”，现在，斯大林奖金则明确说是对《静静的顿河》的奖励。
这不禁使人想起十几年前，斯大林以相当严厉的语气批评这部小说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说对当时负责顿河地区工作的苏维埃领导人的描写“简直是不确实的”。
看来不仅肖洛霍夫在变，斯大林同十几年前相比也在变；不过肖洛霍夫的变化多少带有一些自我忏悔的性质，而斯大林的变化很可能是基于下面的事实，那就是《静静的顿河》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国外，都受到了读者空前热烈的欢迎——
仅1928、1929两年间，《静静的顿河》的第一、二部在苏联国内就印行了三十万册，创当时苏联年轻作家小说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1929年，《静静的顿河》被德国共产党员作家译成德文，立刻受到广泛好评，以至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指示德共的二十家地区报纸同时连载这部小说；
1930年，从年初到年末，《静静的顿河》先后被译为法文、瑞典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欧洲文字，法共著名作家巴比塞不仅撰文高度评价这部小说，而且建议由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全文连载，从此《静静的顿河》不光赢得了大量法国的读者，亦流传到了法属的亚非两大州的殖民地；
1931年，《静静的顿河》的日文译本在东京出版，同一年，它的中文译本在中国的上海出版，由中国左翼文学的主将鲁迅先生亲自为之作序介绍；
1934年，《静静的顿河》的英译本在英国和美国问世，马上引起轰动，在伦敦更出现了四个月里连续发行十版的盛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政府把《静静的顿河》拒之于斯大林奖金的门外，显然是难以解释也是不明智的。
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年仅三十六岁的肖洛霍夫虽然仍然很谨慎，但无疑显得有些陶醉，尽管他在答谢人们为庆贺他获得斯大林奖金奖金的晚会上表示，他将勤奋工作，“争取新的创作胜利，去歌颂祖国和党”，然而实际上没有具体的创作计划。《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草稿放在他的书桌上已经接近九个年头，仍然无法定稿；他曾经计划过写一部反映集体农庄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却始终不能付诸文字；这两年他完成的可以一提的工作，当推与两位剧作家一起把《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改成电影剧本，但严格地说，这也只是重复以前的创作。
多方面的情况表明，肖洛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