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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兼具有幸福与悲伤的描写，揭示了人生的真象，使读者对人生的认识和了解更为真切、深入。
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爱情和婚姻应该一致而实际上往往彼此分离，理智和情感应该协调而实际上双方经常冲突，目的和效果应该统一而实际上两者每每南辕北辙，葛利高里与婀克西妮亚、娜塔莉亚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葛利高里与婀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的关系是小说描写的重要线索，占了小说的相当的篇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包含了爱情婚姻矛盾的悲剧冲突愈来愈成为一幕悲剧，其中的三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扮演了悲剧角色。葛利高里一度携婀克西妮亚私奔出走，希望离开家人和村邻，建立新的家庭和新的生活，但他没有成功；婀克西妮亚在离开家庭之后，与葛利高里过了一段可以说是幸福的生活，甚至生下一个女儿，一个正常的家庭似乎就要建立起来了，但她也没有成功；娜塔莉亚忍辱负重，一度曾因不堪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折磨而选择自杀，幸存下来后又试图以退让和一片痴情赢得丈夫的回心转意，然而她也同样没有成功。在这场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中没有胜利者，每个人的身上都笼罩着悲剧的色彩，每个人在命运的面前都显得渺小而脆弱，每个人都是既有所得也有所失。这样的悲剧，着重表现的不是传统悲剧的悲壮色彩，而是普通人的人生烦恼、困惑和痛苦。无论是葛利高里，还是婀克西妮亚、娜塔莉亚，都不是传统悲剧塑造的人物，他们更贴切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一面逼真而又平凡的人生的镜子，从中折射出人性的七情六欲，人的命运的酸甜苦辣。
如果这场爱情的婚姻的悲剧仅仅发生在葛利高里、婀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之间，仅仅是他们个人生活中的悲剧，那么它的结局也许会有所不同。事实上这场悲剧的背后有着深厚的而且是直接的社会背景，悲剧的起因与社会背景有关，悲剧的愈演愈烈也与社会背景有关。这里的社会背景，就是从1914年到1922年动荡和战乱交替的时代环境，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后是十月革命爆发后接踵而至的苏联持续不断的国内战争。
是连绵不断的战争迫使葛利高里与婀克西妮亚分开，战争把葛利高里从婀克西妮亚推向沙俄军官的怀抱，抱向绝望和堕落，这也就是使得葛利高里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对婀克西妮亚的热恋中，尽管他仍然不能忘却对婀克西妮亚的爱，但这种爱里面已不可避免地存有戒心、疑虑，远不象过去那样一往情深。
也是战争迫使葛利高里长久地离开娜塔莉亚，葛利高里转战于各地，来去匆匆，他不是没有体会到娜塔莉亚对他的一片痴情，也不是不知道娜塔莉亚怎样艰难地支撑了他的家庭，为抚养他们的孩子，为帮助他的双亲，做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战争容不得葛利高里去仔细考虑，用自己的行动来回报娜塔莉亚，慰藉她那受伤的心灵，来逐渐抹平他们之间过去遗留下来的裂痕。
葛利高里在战乱中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更为沉重。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男人，而且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哥萨克。在哥萨克的传统生活中，闲时以农牧谋生和战时拿起武器为沙皇作战，本来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是哥萨克成其为哥萨克的根本特点。正象哥萨克一首古老的歌谣所唱的那样：
正教的静静的顿河，波浪滚滚地沸腾着，它俯首贴耳地响应了，沙皇的号召。葛利高里的祖父是战士，而且是上个世纪对土耳其战争中以勇敢著称的战士；他的父亲也是战士，曾在沙皇检阅哥萨克军队时荣获过骑术第一名；现在轮到葛利高里继承父辈的传统，继续做一名效忠于沙皇的骁勇的哥萨克骑兵。
葛利高里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军队与奥地利军队的遭遇战。他是带着初次参战的狂热、恐怖、激动的心情投入战斗的：
葛利高里的胸腔中间，在冲锋以前觉得血液汹涌奔腾的那块地方，现在好象麻木了，除了耳朵里的响声和左脚趾头上的疼痛以外，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被恐怖压迫着的思想，象一团沉重的、凝结住的块子，在脑袋里乱成一团。
第一个从马上掉下来的是梁霍甫斯基少尉。普罗霍尔的马向他身上踏去。
葛利高里回头看了看，记忆中留下一片看到的印象：普罗霍尔的马从伸直身体躺在地上的少尉身上跳过去以后，呲了呲牙，把脖子一弯也跌倒了。普罗霍尔也被震动得离开了马鞍子，从马上飞落下来。被从后面奔来的一个哥萨克的马蹄子乱踏过的普罗霍尔，就象用金刚钻划玻璃一样，刺进了葛利高里的脑海，而且使他好久都忘不掉。葛利高里没有听见喊叫的声音，但是从普罗霍尔那紧贴到地面上，歪着嘴、眼睛努出眼眶子的脸上看来，可以知道他一定是拼命喊叫过。又倒了几个人，几个哥萨克连人带马一齐倒下去了。葛利高里透过被风吹出的眼泪的薄雾，看着自己面前那一片从战壕里跑出来的奥地利人的灰色人群。
……
一个身材高大、白眉毛的奥地利人，把一顶军便帽遮到眼睛上，皱着眉，跪在那里，差不多是对准葛利高里放了一枪。子弹的热力烧痛了脸蛋子。葛利高里挺了一下长矛，用尽力量勒住马缰绳。扎下去的力量相当大，矛尖刺进那个跳起来的奥地利人身上以后，把长矛的白木柄还扎进去一半。葛利高里扎了一矛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把长矛拔出来，只觉得长矛直哆嗦，好象直抽筋，又看见奥地利人全身向后一弯 （只看见了那没有剃过的下巴颏尖），用弯曲的手指头乱拔、乱抓矛柄，葛利高里就在向下沉的身体的重压之下，松开了长矛。葛利高里又用一只麻木的手抓住了马刀的柄。
……
一个奥地利人，连步枪都丢掉了，把军便帽攥在拳头里面，吓得昏头昏脑、摇摇晃晃地顺着花园的铁栅栏跑着。葛利高里看见了奥地利人那翘得高高的后脑勺子，看见了他脖子上的汗涔涔的领子缝。葛利高里追上了他。他被周围造成的疯狂情绪燃烧着，举起马刀来。奥地利人顺铁栅栏跑着，葛利高里觉得用左手砍他很不方便，于是他从马鞍子上把身子向下一探，斜握着马刀，砍进奥地利人的太阳穴去。奥地利人一声也没有喊叫，用两只手掌往伤口上一按，立刻用脊背靠住了栅栏。葛利高里勒不住马，跑过去了，他拔转马头以后，又迅速跑了回来。奥地利人的四方脸因为恐怖变成了长形，变得象生铁一样黑了。他把两只手插在裤缝旁边，不断地抖着灰色的嘴唇。从他的太阳穴上斜着滑过的马刀削下来的一片肉皮，肉皮象一块红色的破布挂在腮帮子上。血象弯曲的小河一样向制服上流去。
葛利高里的目光和奥地利人的目光交叉上了。两只充满了死恐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奥地利人慢慢地弯下膝盖，他的嗓子里咕噜咕噜哼哧着，葛利高里皱起眉头，举起马刀。这一刀因为是抡圆了砍下去的，一下子就把头盖骨劈成了两半，两手向上一举，好象滑倒一样，倒在地上了，半个头盖骨沉闷地啪嗒一声落在马路的石头上了。马嘶叫了一声，跳起来，把葛利高里驮到街当中去。
街上响着稀疏的枪声。一匹流着汗沫的马拉着一个战死的哥萨克从葛利高里身旁跑过去。死哥萨克的一只脚挂在马镫里，所以马就拖着这个浑身破烂的赤裸裸的死尸在石头道上翻滚着。
……
葛利高里松了马缰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到那个被他砍死的奥地利兵跟前去。奥地利兵就躺在很美丽的铁栅栏围墙的旁边，把一只棕色的脏手掌伸出去，很象是向人乞讨一样。葛利高里对着他的脸看了看，他觉得这张脸很小，虽然他留着下垂的小胡子，还生着一张受尽痛苦的 （也不知是由于痛苦，还是由于过去的不快的生活）、歪歪扭扭的粗糙的嘴，但是看起来差不多象是小孩子的脸。“喂，你！”一个陌生的哥萨克军官走过街道的中心，喊了一句。
葛利高里看了看军官的落满尘土的白色帽徽，一溜歪斜地往马跟前走去。他的脚步又乱又沉，就象肩上扛着一种不能胜任的重负似的，憎恶和疑惑的心情揉碎了他的灵魂。
毫无疑问，这是一段极为出色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无论是对战场上的细节描写还是对人物心理的刻划，都达到了传神如画的境界。读者可以把这段文字作为《静静的顿河》战争描写的一个窗口，从中可以领略到这部小说战争描写的独到之处：风格粗犷遒劲，同时笔触又十分细致深入，毫不掩饰战争的残酷，对作战双方的态度非常客观，以一种逼真的写实手法把充满血腥气味的战场厮杀场面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如果我们把葛利高里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略加分析，就可看出他表现出一种双重的性格；在投入到战争中去的时候，他是一个燃烧着战争的激情和狂热的哥萨克，哥萨克剽悍善战的传统使他几乎变成了一部极有效率的杀人机器，以置对手于死地为唯一的目标，毫不犹豫；而当战事结束，人的良知和善良的本性似乎又回到他的心中，他对对手不无怜悯，对战争的疯狂和残酷感到了本能的厌恶，同时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也充满了疑惑。
这种双重的性格伴随着葛利高里，从194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走上战场，到1922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退出战斗，一直象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一样与他同行。由于这双重的性格，葛利高里在1914年到1922年这八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一种人格分裂的状态之中——作为战士，他骁勇善战，剽悍无比，而作为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他又每每陷入痛苦之中，为疑惑和不解所包围。
可惜的是，葛利高里性格中的后一个方面是脆弱的，他未能在痛苦和疑惑之余再往前走一步，对战争的性质和自己的行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八年这样一个并不算短的时间里，葛利高里始终没有真正理解战争的性质，对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做也未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如果说战争是一股巨大的漩涡，那么，葛利高里就是被卷入漩涡中的一叶小草，他身不由己，摇来摆去，随波逐流，终于一步一步地堕入深渊，最终无力自拔。
在与婀克西妮亚、娜塔莉亚的爱情婚姻的冲突中，葛利高里无力自拔，陷入悲剧，在绵延八年的战争中，葛利高里更深地堕入深渊，同样无力自拔，从而造成了更沉痛的悲剧。
葛利高里作为哥萨克，在第一次战斗中就显出他是出色的战士，以后他又在自己负伤的情况下，将一位身负重伤的俄军中校从战场的死尸堆中救国阵地，为此他获得了第一枚乔治十字勋章，并被升为下士。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多次负伤，幸亏死神的阴影只是与他擦肩而过。他战功卓著，因而又连获三枚勋章。他在战斗的间歇时回到故乡，曾被老麦列霍夫引为家族的光荣，他身上的勋章，也引来女人羡慕的眼光和啧啧的赞叹。但是，他对战争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怀疑，这是他从一个浴血奋战的战士接触到沙皇俄国腐败现实后产生的直觉的感受。小说写他第一次负伤后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他在初到医院时还为自己的荣誉而骄傲——他是一名十字勋章获得者而不是一名普通的伤员，但当他看到皇族成员养尊处优、鲜衣养食的样子，立即感到自己是被戏弄和欺骗了，他的同乡的死、自己的负伤都是为这样一些人，实在是太不值得。在医院中，葛利高里的人的良知复苏了，沙俄军队中正在蔓延的厌战反战情绪，在最典型的哥萨克战士葛利高里的心中也得到了回应。
十月革命爆发前后，在葛利高里所在的沙俄军队中，有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宣传活动，沙俄军队兵无斗志，不少人由厌战而转向布尔什维克，把枪口转向沙俄政府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葛利高里也在这股潮流的挟持之下，由白军转入红军的队伍。他的骁勇善战使他当上了红军队长，在与白军的战斗中同样表现出他不愧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但当他看到红军出于义愤处死俘虏的白军军官的严酷场面，一种与昔日在医院养伤时目睹沙俄皇族养尊处优面孔所产生的厌恶和被欺骗的感受相类似的情绪顿时再次出现，他感到再也不能和布尔什维克与红军为伍，于是离开红军回到家乡。
顿河的哥萨克此时已分化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两大阵营。前者追随白匪，其骨干是旧沙俄军队的军官和一部分家境富裕、或者家境并不富裕但格守旧传统的哥萨克，后者拥护苏维埃政府，其骨干是外来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家境较为贫寒的哥萨克。葛利高里刚刚离开红军，自然也就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军队伍中的一员。
就这两大阵营而言，无疑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反对布尔什维克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也可说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反动的。这一点，在后人看来如同泾渭分明，无容置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非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在当时而不是事过境迁之后就看清历史发展方向，并使自己的选择与之相一致的毕竟都是极少数人，而大多数人是无意识地被历史潮流卷进去的，其中有的人后来看清了方向，也有的人始终不能觉悟，葛利高里就属于这最后的一种人。在现实生活中，象葛利高里这样的人也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在普通人中占有相当的数量。葛利高里的性格和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反映了1914到1922年这一段时间里顿河哥萨克中一部分普通人的形象，他的悲剧，也可以说是顿河地区一部分普通哥萨克命运的缩影。
出色的战士这一哥萨克传统的特点在葛利高里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经验的积累，表现得越来越显著。久经沙场的葛利高里在白军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先担任哥萨克骑兵联队的队长，继而又升任白军主力第一师团长，在指挥白军与红军战斗中，成了远近闻名的骁将。在他的指挥下，哥萨克疯狂地与红军对抗，不少红军战士牺牲在哥萨克锋利的马刀下。在 1919年，整个顿河地区几乎全部落入叛乱的白军手中，白军甚至和昔日一次大战中的敌人携手合作，与外国干涉军一起与红军作战。这一时期，是葛利高里战争的狂热发展到顶点的时期。
但是，不管葛利高里本人有着多么出色的军事才能，他手下的哥萨克骑兵怎样锐不可当，时代的潮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到了1919年底，整个顿河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红军以有力的反击击溃了白军。此时，葛利高里在白军中也因非哥萨克贵族出身而被免官，他随着溃败的白军被红军一直追到里海岸边，但未能允许上船与白军贵族军官一起逃跑。他留了下来，又被潮水般涌来的红军队伍吸收做了一名战士，不久以其出色的作战本领而升任骑兵团副团长。然而他在白军中长时间养成的思想意识使他不能在红军中成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员，不久又回到故乡，希望能在战乱动荡的缝隙中重新开始生活。
现在，顿河地区已经为苏维埃政权所控制。葛利高里回到村中，只过了几天的平安生活，即被苏维埃政府发现是一名叛乱白军的军官，在准备逮捕他的时候，他逃跑了，并又一次加入了残存的以佛明为首的叛匪队伍。这支叛匪队伍的骨干不少是曾参加过红军而后又叛变的匪徒，他们被视为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被红军围追堵截，最后也被击溃，残兵游勇只能如鸟兽散，落荒而逃。
到了这个时候，葛利高里的家庭和他本人都已经面貌全非：他的妻子娜塔莉亚怀着一片痴情等着他归来做一个忠实的丈夫，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他的父亲老麦列霍夫和母亲也先后病故了；他的哥哥彼得罗作为白军骨干被红军枪毙，他的嫂子妲丽亚堕落后自杀身亡；他的女儿波柳希珈死于白喉病，他的情人婀克西亚和他一起逃避红军的追击，不幸在逃亡的路上被流弹击中，死在他的怀里。
从1914年开始的战乱现在到了尾声，在战乱的废墟中诞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充满了生机的苏维埃政权，使这场战乱划上了一个应该说是完美的句号。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生活中既有欢乐也有痛苦的普通的哥萨克，葛利高里几乎失去了昔日的一切，只有妹妹与年幼的儿子与自己相依为命。今后的生活将会怎样，作者一笔收住，读者可以去做各种设想。在小说的最后的部分，作者以一种写实的又是惊心动魄的笔墨写下了葛利高里与自己儿子的久别重逢：
葛利高里走到了阶磴跟前，他气喘吁吁地，沙哑地叫噜着儿子：“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