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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僻静的马路，继父经常在马路边的一棵紫荆树下等她。
那天晚上，她下了晚自习后，如往常一样在校门口见到了继父。继父见到她，很高兴地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小卖部，冲她比划着手势，说天气热，你想吃冰激淋吗？她微微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继父高兴地让她在那里等他，自己把自行车一搁，兴冲冲地往小卖部跑去。
犹豫了几秒钟，她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数学课本，低头翻看着。她感觉到异常的时候，一辆车已经东扭西歪地向她冲了过来。
一瞬间，她呆立着不知所措，想要拨腿逃跑，双脚却重如灌铅，然后，她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出去，跌倒在几米远的地方。她爬起来，赫然看见继父倒在了她刚才的位置上，鲜血汩汩地流了一地。
在继父的病床前，她第一次在他面前哭得一塌糊涂。继父笑着让母亲拿过纸和笔，写道：“丫头，不哭，一定要听话，只要你好好活着，我就对得起你爸爸和妈妈了。”
她哭得愈发厉害，心想，我以前在他面前真的太不听话了。
继父后来成了腐子，不仅不骑自行车了，而且转成了文职警察。但是这时她开始喜欢用纸笔与继父交流了，有时，母亲与继父使小性子，她总会偷偷给继父支招怎么哄母亲。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和母亲一起，搀着他的手臂去逛公园、逛街。
四
继父去世的那一年，她二十二岁。
继父是在一次坐公车时，见义勇为捉小偷，被小偷的同伙在他回家的路上，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偷袭，用小刀一刀刺中心脏的，待行人发现把他送到医院时，他已经不行了。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正在别的城市实习，准备实习完后回到母亲和继父身边工作。
她赶回来时，母亲早已哭得不省人事，家里的一切都是年老的外公外婆在打理。见到她回来的那一刻，外婆外公哗哗地流着眼泪。她没有哭，也没有眼泪，她镇静地安排了一切的后事。
但是，在把继父送进火葬场的火炉时，她想起十七岁那年，在校门外的紫荆树下的自己，想起继父那年在纸上写的一句话：“丫头，不哭，一定要听话，只要你好好活着，我就对得起你爸爸和妈妈了。”她突然心痛的无法自禁，就像当年母亲扛着煤气罐摔倒不省人事的那一瞬间，那时候，她才哭得晕倒在地上。
小偷的同伙后来被继父的同事捉住并判了死刑。这当中，她认识了其中一个办案的年轻警察，他像继父一样，身材高大，为了她特意学了手语和唇语。扛煤气罐、修水管，甚至洗碗，男友总是咧着一张嘴，愉快地包办了。
再后来，她和男友结婚了。她把继父送给她的电子手表带到了自己的新房，把它擦得锃亮地放在客厅的酒柜上。丈夫问她是哪里来的古董。她说，是我爸爸送我的。丈夫又问，你有两个爸爸，是哪个呵？
张红兵爸爸。她拿过一张纸，一笔一划认真地写下这几个字。
五
母亲仍然守着她的老房子。
有一天，她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去看望母亲，发现母亲拿着一本相册坐在阳台上凝神细看。
是母亲和继父的结婚照。
她站在母亲的身后，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是的，在她和母亲的似水流年里，她们都碰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但是，只有其中一个叫张红兵的男人，左右了她和母亲的似水流年。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0
我邂逅的名人●张慕飞 口述 ○汤礼春 整理
谋面张学良
1970年的一天，于斌主教因病住进了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我这个曾受恩于主教大人的教子，自然在病房里陪护着他。那天下午，于斌主教躺在床上休息，我则坐在帷幔外面守护着他。这时，一个老人走了进来，也没跟我搭话，径直来到帷幔后，在主教大人的床前跪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主教大人醒了，大概发现有人跪在床前，便问：“是谁来看我呀？”老人这才开口说道：“主教大人，张汉卿为你祈祷求福！”
主教大人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张学良摸摸主教的手，然后站了起来，又一言不发地出去了。
这是我在台湾唯一一次见到张学良，但却没机会跟他扯上几句，也许那个时候张学良尚不便与人多言吧！
帮沈鸿烈一把
1957年的一天，我到台北陆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来到X光拍片室门口，见到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正坐在一个轮椅上。大概他也是等着拍片的，可他身边却没有一个护理人员。我正奇怪他是怎么独自一人来到拍片室门口的，这时拍片室门开了，工作人员对我招了招手说：“把他抱进来。”
大概那工作人员把我当作了老人的亲属。老人也不解释，我自然也不会辩解，便上前把老人抱了起来。就在我把老人抱到拍片台的时候，我从他的衣领上看到“沈鸿烈”这个名字。
“你就是海军元帅沈鸿烈？”我诧异地问。
老人笑笑而已。
我走出拍片室时，全身冷冷的，感受到了人生晚年的凄凉。
我给蒋纬国写的第一封信
我和蒋纬国交往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可以说已经数不清了，但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给他写信的来由。
那是在1941年，胡宗南将军设在西安东仓门的办公大院里，聚集了一批青年才俊作为他的特别幕僚。经人约邀，我和成家复同学也来到了这里。胡宗南的侍从副官熊向晖是这里的半个主人，在这里我们还认识了马蒙、马大恢、金古铭与蒋纬国。
蒋纬国没有一点显贵弟子的架子，随和而风趣。他对我投考黄埔军校报效祖国的志向十分赞同，特别是当他得知我为报国的决心，将名字“富民”改作“慕飞”（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更为赞赏。后来在台湾，有一次，我看见他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才知道我们都向往岳飞那样的志节。
1942年，我考上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18期。1944年毕业后分到陆军第27军当上了担架排排长。毕竟我是黄埔军校科班出身，我渴望能拿起枪杆上前线，去和日本鬼子厮杀。正在我苦恼之际，全国掀起了一场青年知识分子从军抗日的运动，蒋介石为支持这一运动，特地把蒋纬国也派到了青年军。当我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刻给蒋纬国去了一封信，表述了也想参加青年军的愿望。
信发出后，我并没有作多大的指望，我想：我和蒋纬国只是一面之交，又已过去了三年，说不定他早已把我忘了！谁知半个月后，即1944年冬，我所在的27军突然收到蒋介石侍从室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贵部张慕飞少尉即向青年军206师蒋纬国营报到。”
我如愿以偿，兴奋地即刻整理行装来到汉中，向蒋纬国营报了到。蒋纬国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好！我们从此在一起了！”
就这样，我成了蒋纬国手下的一名排长，并且开始了和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8
我的难堪，你的尴尬●安 宁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不识字，也无法带给我任何的荣耀。我年少的时候因为成绩出色，被保送至市里读最好的中学。就是在那时，我开始借外人的视线，审视自己卑微的出身，和父母粗鄙的言行无意中给我带来的重重烦恼。
一
记得读高一那年，我与一群人正在走廊里说笑，母亲突然就走过来。我先看见她，却并没有立刻迎上去，而是在母亲的东张西望里尴尬地低下头。我正试图在人群的掩护里逃开时，却被母亲给兴奋地抓住了。我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任由母亲紧紧地拽着胳膊，说着琐碎的家长里短。
原本那亲密无间的一群，此刻陡然就与我有了距离。母亲起了毛球的线衣，土得掉渣的方言，一声又一声唤起我一直羞于对人提起的乳名，手里提的大袋的手工煎饼，无一不让周围的人觉得好奇且热闹。这像是一场精彩的戏剧，台下的人纷纷在我们的表演里笑成一团；而台上饰演小丑的我却是在拼命的蹦跳里，忽地生出一种几乎将自己吞噬掉了的无助与悲哀。我在喧哗嘻笑里并没有记清母亲说过的话，也忘了母亲是求人才搭了顺路车来专门看望我，且将一肚子的话絮絮叨叨倾诉给我；我只是清晰地记住了那些外人的“关注”，和走廊里疏离的歌声与打闹。
此后我便再也不让父母去学校看我。我宁肯浪费宝贵的时间，将不小心丢在家里的课本，自己跑50多里回家去取，也不会让父母送来，连带地将自己晦暗粗糙的一切，重复展览给人。我只是发奋地学习，将那些外人的嘲讽、冷漠与不屑全都踏在脚下；一同踩下去的当然还有原本让我温暖的父母的关爱。
卧薪尝胆式的努力之后，我终于考入了理想的大学。去读大学那天，父亲执意要去送我。可是在临上火车的时候，看着父亲挤在一群家长里，那么笨拙地帮我搬着行李，又因为有人无意中踩了我的脚，而差点在车上争吵起来，便终于一狠心让父亲回家去，一切我自会处理。
父亲第一次跟我急了，说：“这么小，又没有出过远门，一个人怎么行？”
我也在周围的吵嚷里发了脾气，说：“你不也是一样没有去过北京？况且你连字都不认识，除了给我带来麻烦，还能有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便觉得心里空了，那些淤积了许多年的泥淖与杂草，倏忽之间便全都被除掉了。
50岁的父亲，在一个又一个人的推挤里呆愣了许久。直到火车快要开了，他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笑着帮我把行李放好，又去给我接了一杯热水，这才转身走出车厢。我在慢慢启动的火车里，看见父亲在送行的人群中，拼命地跑着，似乎要跟着这火车一同跑到北京去，但他最终还是被疾驰的火车无情地丢在站台上，再也看不见了。
二
我很少回家，电话也是从来不在宿舍里打的。即便是在电话亭，也要等到最后，人都走光了，才匆忙地插进卡去，与父母说几句闲话。大部分的时间，我是泡在自习室里的。家庭的贫寒，让我始终没有勇气与人自如从容地交际。而爱情，更是如此。
我是在被学校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后，才开始与暗恋了我两年的媛交往的。媛低我两级，是学校一个教授的女儿，但她并没有因此像那些娇生惯养的城市女孩一样，骄横霸道。我应该会主动追求媛的，如果没有媛优越的家境横亘在中间。
媛也是个矜持的女孩，等了我两年，见我依然无动于衷，这才着了急，一次次地跑来找我。媛的父母始终是不喜欢我的，尽管见面的时候，也会与我说话，但言语里明显地带了高傲与骄矜。幸亏媛是善良的，她知道我的学费都是贷款，知道我的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打工挣取，知道我的父母无法给我的前程带来任何的帮助，依然执着地爱着我。
是媛的坚持最终给我们的爱情带来了春天。媛的父母，为了宝贝女儿，动用关系，将我留在大学，并在我毕业半年后为我与媛举办盛大的婚礼。我没有告诉媛，在我们家乡，喜宴，是一定要在男方家举办的，否则，男方父母必将被亲戚朋友嘲笑为没能耐。我的父母，也曾一次次无比憧憬地谈起我的喜宴。但我还是隐瞒了这个秘密，我知道对于媛的父母，喜宴是他们一种变相的交际手段，他们骨子里的骄傲绝对不允许他们女儿的婚礼在破败的山村里举行。
三
我的父母不知何时学会了沉默。对于这次婚宴，他们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托人捎话给我，说一定会坐火车赶来参加我的婚礼。但我还是不放心，甚至睡觉时都梦见父母在喜宴上。我梦见他们每说一句话都招来外人的哄笑。我为此曾小心翼翼地打电话给父母，暗示他们到时一定记得不要随便说话，以免惹得岳父岳母生气。
喜宴终于来了。我在父母迈进豪华宾馆的时候，便红了脸。他们尽管穿了簇新的衣服，但他们的神态与举止却与周围的一切如此地不和谐。我将父母安排到饭桌前坐下，便随岳父岳母去接待那些身份显赫的客人。
忙碌的间隙，我偶尔瞥见父母在角落里孤单地坐着，像是两个被我极力想要摆脱掉却又躲闪不及的乡下亲戚。这是他们儿子的婚礼，却与他们没有丝毫的关系。开席时，涨红了脸的父亲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上得了台面的话，司仪只得请一旁的导师代表父母作了发言。我依了繁缛的礼节，一桌桌地敬酒，但一颗自尊的心却是在周围人意味深长的注视里碎掉了。
我在父母走后许久，还无法洗清烙在身上的难堪的印痕。半年后，我回家。小姨和我聊起我的那场喜宴，说：“知道么，你的婚礼，给你父母留下了那么深的疤痕，他们从来都不愿在人前提起你这个留在大城市且富贵起来的儿子。他们不愿意我们去看望你，不愿意我们给你打电话，不愿意我们在你的岳父岳母面前露面……可是，你不知道，他们也同样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曾有过这样一个忘记了自己根基的儿子……”
我一直以为，父母是自己笔挺的西装上难堪的一片菜汁，却是没有想到，原来自己也是父母身上一团尴尬的饭渣。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54
问对问题●赫广才
查理是许多公司的企管顾问，他闯荡江湖的绝招就是“问问题”。
有一次，一家专门在欧洲机场做咖啡餐饮的连锁公司，请查理来帮忙，想找出提升业绩的答案。查理把几个机场的店长找来，然后开始问问题：
“你们感觉业绩不能提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人太多。”其中一个店长说。
“什么意思？”
“就是店里老是客满。”
“客满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在机场的旅客他们进到咖啡店，一屁股坐下来就不动，一直等到要登机，才会起身。中间他不会多点东西，他只是占着位置……”
“对，其他客人也进不来，所以店里老是客满，看起来好像生意很好，其实业绩不佳。”另一个店长附和着说。
“好，问题是旅客占着位子不走。那怎么办？怎么让客人快点走呢？”
“把椅子换成硬的，让他坐得不舒服，这样就待不久。”
“我的办法是盯住客人，只要他杯子一空，就过去清桌子……”
“如果客人不动呢？”
“我刚刚没说完，接着问他要不要再点什么？”
“如果他说：不要，谢谢！怎么办？”
“那就叫每个服务员每隔30秒，就过去问他要不要再点什么？”
“再不行，就叫最丑的恐龙妹服务员去问他点东西！”
“可是你们的女服务员不都是漂亮妹妹吗？”
“那就每店雇一个恐龙妹！”
“不，说正经的，我认为可以在每张桌子装个计时器，坐超过时间就加钱，跟计程车一样，时间也算钱嘛！”
“不，这不实际，我认为只要加收座位的桌钱，很多人就会选择站着吃喝，吃喝完就走人。”
“不，加收不好，不如是带走的算便宜……”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查理眼看快不可收拾，赶快拉回正题，说：“好，大家刚才说的都是要做什么才能让客人早点离开。有没有不做什么？就可以达到效果。”
“不做什么？关店不卖吗？”
“有点接近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客人在店里，眼睛都在看哪里？”
“看妹妹啰！”
“还有呢？”
“对啦，客人最常看着‘航班显示机’的电视嘛！”
“客人在咖啡店里，都是等着要登机。如果有航班显示机，他们就会安心等待，不怕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
“如果把航班显示机关掉，假装坏掉，他们便坐不安心，一定坐不久的。”
“一直都关掉吗？”
“不，等客人少了，便把显示机打开，其他的客人就会进来。”
“然后呢？”
“等人多了，再把显示机关掉，假装故障。”
“各位，你们真是一流的店长，我想我们找到答案了。”
这家机场连锁餐饮公司，就靠着假装故障的航班显示机，业绩果然大增。
所以，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找问题。 但是要注意问题往往不在问题的本身。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61
温情人生●琳达？赖恩奇 ○聘 卿 编译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医院的急诊科工作。作为这个科室的新成员，排值班的时候，我总是做殿后，特别是圣诞节晚上的值班非我莫属。平安夜上班是公认吃亏的事，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家。那天，我吻别家人，去医院上班。晚上九点，救护车送来一位60岁的心脏病病人。他脸色灰白，抽搐颤栗，心跳微弱，他在死亡线上徘徊。我尽自己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