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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北京的风。这是我能够从中嗅出北京王气的东西。北京的风是冷的，硬的，粗线条的。有风的日子我喜欢穿下摆开得如同马蹄莲那样的裙子，迎着猎猎的风裙裾飘飘。那些裙子，它们有好看的花纹和形状。有一条是我所钟爱的，酒红色氤氲了一片，上面开着暧昧斑驳的花朵。我至今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会对裙子有那样强烈的迷恋。我想起高中的时候有一年冬天自己买了一条很淡雅有蝴蝶结的粉色中裙穿去学校，结果被班主任老师批评，理由是“着奇装异服”。当时我在极度的委屈中想，我要快快考上大学，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穿我喜欢的好看的裙子了。可是现在我真的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可以凭自己的兴趣随意地穿裙子了，为什么我再没有高中时候穿上裙子那般开心了呢？
高中的时候日子很单调。我所在的一中是我们市最好的中学，是省重点。省重点里的孩子们听话而坚韧，不言不语地忍受着日复一日的单调无聊。我们没有春游没有看电影没有放松之说。很多女孩子为了节省时间忍痛剪掉蓄了很多年的长发。男孩子们放弃了最最钟爱的足球。那时候我们做很多的模拟卷，在殚精竭虑中一点一点虔诚地期许自己的未来。我想起那时候班上的一个女孩子，她总是很认真地把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归纳成非常整齐的笔记，努力地做老师布置的每一套题，然而总是在考试的时候拿不到很好的分数。我记得无数次她在模考成绩发下来以后痛哭，然后追问为什么她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她让我明白了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于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悲哀。但是每每回忆起来，我都觉得那三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有时候我会翻看自己悉心保存下来的高中时代的英语笔记，详细清晰得可以出版。我会笑起来——它们见证了我的一段拼搏。还有那些成绩或高或低的卷子。其中有一张政治卷子，上面批着60分。我记起当时发下它时我的震惊与恐慌。可是很快当我得知这个成绩在全年级依然排在前三时我开始哭笑不得——学校常常组织一些很难的考试，出奇难无比的卷子给我们做。所以我们时常自嘲说“我们是被打击大的”。那是一段多么鲜活多么生动的岁月。
小可打电话来，用俄语向我问好。我在大笑地同时感到了一丝悲哀——这个立志学法律的男孩终于在高考面前低头进了他以前从没考虑过的俄语系。就像我，从前一直梦想自己能在一所南方的大学里念中文系。梦想与现实的距离真的是很大很大呀，又有几个人能做到不在现实面前屈服呢？
小可是我的初中同班，很铁很铁的死党。那时候他是我学习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初二那年我们到郊外去看流星雨，小可说那是他中学时代最最美好的回忆。多年以后我问他，当时流星划过天际的一刹那你许的是什么愿，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认真地告诉我，让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幸福，平安，我们永远不要分开。
我们永远不要分开。这曾经也是我的期望。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在北京，小可在开封，apple在呼和浩特，斐在长沙，crazy在武汉。地图上如此遥远的五个点。从前在中学里面念书的时候学到过很多唐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那时候我们笑那些唐朝的老头子酸腐矫情。现在我却怕读到这样的诗句。有的时候我攥着话筒突然就一阵沉默。电话那头的朋友会问我干嘛不说话，我总是说“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语言，让我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说出我最想对他们说的话。
高中的最后一个暑假，天气异常炎热。校园里的紫藤花开得异常繁盛。我和嘉琦常常买了冰淇淋来在紫藤花下吃。那一种冰淇淋现在我已经忘记它的牌子了。只记得是巧克力蛋筒，脆而香甜，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一款。我们喜欢把它作为赌注，输的一方要请赢的一方吃。那是我们在高三还拥有的小小乐趣。那时候还有一个乐趣就是，我们叠很多很多的纸飞机在教室里面掷来掷去，机翼上写着很温情或是很幽默的言语。通常我是经常被掷到的，因为坐在教室正中的缘故。有一只断了一只翅膀的飞机，我依然记得它残余的那只翅膀上写着：“无论远方有多远，无论前路有多长，我都会与你一同风雨兼程。”没有署名，但是我很感动。
大学里面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呆在寝室里足不出户。他们说王府井搞了人工降雪，还有很多地方在放烟火。我马上想起2003年的春节，我所在小城燃放起了绚丽的烟火。我和小可去看。小可推着他破破的自行车，一面仰望天空一面对我述说他未来十年的构想。那一晚的夜风清冷而平和，城市上空的烟火渐次绽放然后交融在一起，竟然成为一种有些血腥的颜色。我的MP3里反复地放着王菲的《流年》：“遇见一场烟火的表演，用一场轮回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很想问小可究竟一场轮回是什么样子的呢，可我终究没有问出来。我想我永远都记得那晚的夜空那晚的烟火，小可清澈的眼睛，周围暖然的人们和身旁的小幸福，那是我无穷无尽的怀念，那是时光深处的温暖，那是记忆角落的扬花，那是难以言说的眷恋。
我喜欢《B小调雨后》里的两句歌词“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我觉得我的回忆我的爱恋我的怀念就像这池塘边落落野花，已经悄无声息地被卷入岁月的流波中去了。而那一泓清流，我想我不会刻意地伸手去掬，也许它们将要流向的地方，有我更美丽的珍藏。
咱们的城市
诗秀
第一次进城 父亲说要实现一个梦
第一次进城，是在那个秋天的早晨。那年，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
父亲说，他这一生，就想进一回城。电视里的城里太好看，进城看看，是他惟一的梦。父亲又说，眼看秀儿就要上高中了，如果将来考上大学，也做一个城里人，老爸总得给她积攒一点儿学费。
临走的前两天，父亲才跟母亲商量，说他要去城里打杂工，给包工头老贾看工地，每天20块工资。母亲便支持，说家里的事儿你尽可放心，秀儿那么懂事，我只担心你从没去过城里，小心受欺负。父亲便说怕什么，我和姓贾的还沾亲带故呢，况且，城里，是个文明的地方，谁会欺负你？
只到三四个月后，要过年了，却不见父亲的音讯，焦急才写在母亲的脸上。
在村旁的那座石拱桥上，我跟母亲都瞅着张记杂货铺门前的一块空地。那里，太多太多的背包打伞的打工人会从那里下车，再从那里散开，急急匆匆奔回自己的家门。望眼欲穿，却不见父亲。
除夕来临，我跟母亲依然在石拱桥上无功而返。母亲说，秀儿，咱回吧，年还是要过，就咱娘儿俩。她杀了一只鸡，做了几个菜，还特意到张记杂货店买了一瓶甜酒。就在买酒的当口，张老板告诉她，晚些时候，还有一车人要回来。到家，母亲便笑逐颜开了，吩咐我洗菜、烧火、摆桌凳，她说，秀儿，今天晚上，你爸肯定会回来。把饭菜弄好，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顿年夜饭。
饭菜好了，我跟母亲再到石拱桥，却依然没父亲的影子，那东风车没来。
此时，村庄里的爆竹响起，可母亲却失落地笑了笑，我知道，在她的心中，这些喜庆是属于别人家的。
回到家，正摆开饭桌，却听见了远处一声汽车的喇叭声。我大叫一声，“娘，汽车！”便见有亮亮的灯光扫过山坳。母亲忙进厨房热菜，我则忙去给父亲准备洗脸水。
敲门声响了，门开，却不是父亲，而是跟父亲一同进城的黎叔。他走进来，将一小袋东西交给母亲，并对她说，阿德（父亲的名字）不回来过年了，工地上没人看管，贾老板不放心，就把阿德留下来了。黎叔又说，元宵节过后，阿德就有时间回来了。
临走，黎叔掏出500元钱，递给母亲，说是父亲托他捎回的。母亲哆嗦着嘴唇，问他，他为啥连个电话也不打？黎叔便有些歉意地说，阿德还不是想节约几块电话费，贾老板又有两个月没发工资，他说总得攒足娃上高中的学费钱。
然后，黎叔拍了拍我的肩：“好好读书，你爸说了，城里真的不错，考上重点高中，他就带你进城好生玩一回！”
断了手指 城里仍然牵动着父亲的神经
苦苦地盼到元宵节过后，父亲依然没有回来。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农历二月初，我从学校回来，突然看见父亲，他胡子拉碴的，孤零零地坐在院坝的屋檐下。门上一把大锁，显然，母亲去了田坝还未回来。我急忙打开门，给父亲端来一盆洗脸水。
绞帕子时，我发现父亲的左手上缠了绷带，绷带上粘着泥灰，污糟糟的。
“爸，你的手怎么啦？”我去扳父亲的手。他急忙躲开，说：“没事，两个指头受了点儿伤。”他僵硬着手腕洗完脸，又神情严肃地小声叮嘱我：“别大惊小怪的，叫你娘担心。”
回到家，母亲先是一喜，接着便破天荒地将父亲骂了一通，说他在外野了，是不是城里又有了一个家？父亲只是憨憨地笑笑，说哪能呢？
母亲是在吃晚饭时发现父亲手上的伤的。“哎呀！你的手怎么啦？快叫我看看。”她扔下饭碗，也去扳父亲的手腕。父亲边躲边说，“没事没事，吃饭吃饭……”但母亲没听，她哆嗦着双手，费了好大的劲，终于解开父亲手上的绷带。
灯光下，父亲的食指和中指不见了，血糊糊的，只剩下两截桩头儿！
“天哪，你怎么啦？”我跟母亲都傻了一样。
父亲却浅浅一笑，没事儿人一般说：“有什么嘛，不就两个指头嘛，还会妨碍干活儿？”
只等饭后闲谈时，父亲才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他那手指，是在抬预制板时被钢丝勒掉的。本来要去医院，贾老板一时没有钱，就去了小诊所……父亲的神情很平静，好像丢了两个指头，只不过丢了两截无关紧要的东西。
然后，父亲说起了城市的高楼、度假村、立交桥、菜市场、音乐喷泉和城中绿地……说着说着，他的神情就兴奋了起来，将目光落到我的脸上，说：“秀儿，专心读书吧，读完初中读高中，读完高中就读大学，读完大学就到大城市工作挣钱！城里，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父亲的脸色红彤彤的，似乎他的眼前展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梦。
三天后，父亲就急着回了工地。临走，他再次对我叮嘱，秀儿，好好读书，等上了高中，我就带你到城里逛逛。
在我临近中考的前几天，有人回村了。从他们的口中，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贾老板打麻将输了几万块钱，无法给工人们发工资，前些天逃跑了。工地上人心惶惶，乱糟糟一片，有人已提前卷着被子回家了。
我便猜想，父亲这下肯定也会回村了。可是，第二天下午，黎叔回来，却告诉我们说，父亲原本是要同他们一块儿回来的，哪知临走时又变了卦，说他放心不下工地，得再在那儿呆两天。
当晚，父亲打电话回家，吞吞吐吐地说，虽然包工头跑了，可工地没跑呀，得有人照管才行呀。母亲便问：“那贾老板给了你多少工资，还欠你多少？”父亲老实地回答说，每天20元，从去年到现在，才领过两个月零10天。母亲便恼了，铁青了脸说：“回来！明天就回来！你一个乡下人，没半分报酬，跟着在那儿瞎耗些什么？”
做了一回城里人 父亲用鲜血圆梦
父亲终于没有听从母亲的话。他还是那句话，工地上材料多，又紧靠着大街，很是危险，老板没来处理前，要砸着个把行人，怎么得了？母亲于是就无奈地放下话筒，却打定主意要亲自去一趟城里。
我中考完后，母亲收拾几件衣物，拉上我，踏上了去城里的路。
工地上冷清清的，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些钢筋、水泥、砖块。脚手架静静地矗立着，几只不知名的鸟在顶层上空飞来飞去，啁啾鸣叫。
问一个瘸腿师傅，他说父亲到另一个工地去了，要天黑才回来。他领我们拐弯抹角地来到一座小窝棚前，指着说：“阿德就住这儿，你们等他吧。”
那是一个潮湿阴冷的窝棚，昏暗的灯光下，黑乎乎的塑料布和丢弃的杂物堆了一地。紧靠着屋角有一床草席，席上丢着一床失去了颜色的毛巾被，那就是父亲的床铺。旁边有个纸箱，里面放着两三只碗和几双筷子，还有半袋盐，几个瘪瘪的皱巴巴的袋子。
我心中突然一颤，退到门口，忍不住心酸地想到，爸啊，难道这就是你极尽夸赞无限向往的城市？
天光完全暗了。四周的灯光，把城市的上空映照得通明透亮，工地，却变得更加深沉、冷暗。
瘸腿师傅说因为下雨了，父亲可能离不开，叫我们不要等他，早些休息。
那一夜，风声、雨声、雷声，闹了一夜。我跟母亲都睡不着，翻来覆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天亮了，住了雷雨。母亲说，出去看看。
紧临大街的北口处，围了好大一圈人。拐角处的脚手架，不知什么时候，塌了一角，安全网被戳了几个大窟窿。两株梧桐杈被砸得枝断叶残，呆立在清冷的晨风中。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树边，几个警察和穿白大褂的人正七手八脚地抬着一个人往车里送。
等母亲惊叫着扑向车子，我才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刚迈出两步，就瘫倒在地。
那是父亲！他苍老的脸上，挂着混着雨水的血迹；他惨白的眼神，已失去昔日的神采。
扑到父亲的担架前，母亲为他揩净嘴角上渗出的血，已是泪流满面。父亲大张着口，喘息着，努力睁开眼，看一眼不知所措的母亲，看一眼同样泪流满面的我，气若游丝地说：“别……别哭……我……我会好起来的……旁边这学校来来往往的这么多学生……出了事，叫我咋心安……”
父亲终于没有醒来。后来查证，是那晚突发的暴风，将脚手架顶层的捆扎绳弄松动了，父亲想到第二天楼下有很多孩子路过，怕出事，所以爬上去想将它们捆扎结实，不想刚到第三层，脚手架就垮了。
在我们乡下都兴土葬，而死在城里的父亲却进了火葬炉。这一辈子，父亲也算做了一回城里人。
假如没有读书
郑俊甫
这是某电视台举办的一档谈话节目。嘉宾一共四位，都是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他们来自这个城市的各行各业，引领着各自领域的潮流和风骚。他们有房，有车，事业有成，是无数男人眼里的标杆和努力的榜样。
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无一例外地生长在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地区。从小家境贫寒，衣食无着，完全依靠父母节衣缩食，供养着读书、上学，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有了今天的成就。
谈话就是围绕着“读书和命运”这个话题展开的。四个男人的故事虽然各有千秋，却也没有多少出人意料的新意。节目在平静和缓的氛围里接近了尾声。
接下来，照例要有台下的观众来提问。第一个获得机会的是位记者，他问了一个记者们都喜欢问的问题：“假如父母没有送你读书，你觉得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男人说：“假如父母没有送我读书，那我现在肯定不会坐在这里。前不久，我回了趟老家，发现村子里跟我一起长大却没有机会读书的男人，大都在家里守着几亩薄田。山里缺水，每天驮水吃饭，引水浇地，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第二个男人说：“假如父母没有送我读书，你们说不定就会在城市里随便的一个建筑工地上见到我。念高中的时候，很多学生就是因为家里拿不出学费，背上背包出去打工了。说真的，当时，我也偷偷打好了背包，要不是母亲求亲靠友借来的钱，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第三个男人说：“我们那个村子现在是全乡有名的养鸡专业村，很多没有机会读书的男人，都在家里养鸡。假如父母没有送我读书，说不定大家餐桌上的烧鸡炖鸡叫花鸡，都是我养的呢。”
台下响起了一片笑声。气氛轻松活泼，一切都朝着节目预定的方向发展着。
最后，观众的目光落到了第四个男人身上。大家都觉得，在那样的场合，他也一定会照着这个思路说下去的。
没想到，第四个男人沉默了一会儿，却忽然用一种沉重得有些压抑的语气开了口，就像是迈进了某种痛苦的回忆。他说：“我念高中的时候，家乡正值旱灾，庄稼几乎颗粒无收。这对靠田糊口的村里人，无疑是个灾难，那时候，村里一共有三个人在县城读书，其他两个人都因交不起学费退了学。我也想退，父亲不让，父亲甚至为这件事打了我一巴掌。”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筹的钱，供我读完了高中，又让我念了大学。临毕业的那年，本想着可以挣钱养家了，没想到父母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