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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欧洲精英们发现的中国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神话的中国。中国这个词儿，对启蒙运动的精英来说，是一种力量，是“旧秩序的卫道士和蔑视者之间的赌注”。当东印度公司把订制好的精美瓷器运回欧洲大陆时，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在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一个被乌托邦化了的中国成了欧洲知识界借来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
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实用色彩，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实用色彩，使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永远的误读”之中，在非好即坏、非爱即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18世纪中叶，英国人终于找到了解决对华贸易逆差的“方式”。从此驶进中国港口的西方货船上卸下的银元和货物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整箱的鸦片。当启蒙运动中觉醒而起的西方开始新一轮扩张时，中国形象也变得黯淡了。此时的欧洲不再需要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1792年，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携带英王信件出使中国，把一个行将覆灭的中国形象带回了西方。40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形象一落千丈。自那时起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将中西关系史上的这个时期称为“轻蔑的时代”。英国诗人丁尼生说：“欧洲的50年，胜过了中国的一甲子。”一个当年被描述成花园的王国变成了“满街是开口粪池和垃圾”的肮脏之国，而穿着丝绸、捧着青花碗的中国人也变得贫穷、猥琐和丑陋不堪。
爱与恨的综合征
记者曾在美国的华人历史博物馆里看到过一幅漫画：来自中国的移民手举大刀砍向正在做工的美国人，刀上写着“廉价劳力”。这幅画描绘了100多年前美国曾出现过的大规模排华浪潮，也使人容易联想到另一幅在巴黎装饰博物馆里的图画，那幅画以《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天使米迦勒象征西方，以浓烟卷成的巨龙、佛陀象征东方的威胁，米迦勒邀请所有基督教民众团结起来战胜来自中国的风暴。这两幅画是当时西方出现的“黄祸论”的真实写照，背后透射出的是极其强烈的种族歧视。从那时到现在，中西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症结都在于，一些西方人总是以一种高人一等的种族优越感来俯视东方和中国。
直到二战时期，即便中国那时已成为盟国的一员，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仍是个“跟在西方后面乞求施舍和怜悯的穷鬼”。1958年，美国学者伊萨克斯曾对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做出一番调查，他在书中写道：“以美国人在对美国本土的中国人感受为基础的印象，几乎都是把中国人看作是劣等民族的。”
尽管“红色中国”也曾随着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著述，让一些西方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少了一些灰暗色调，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和冷战，却又一次将中国的形象推向了阴暗的极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斯坦利？卡诺认为，在历史上，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种“爱与恨的综合征”。1949年以来，这种“综合征”的表现是，中国的形象一直处于一种似敌非敌的状态中。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是恐怖与邪恶的象征。记者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当年有位华人的家住在华盛顿的郊区，她家周围大多居民是在美国国防部和中情局工作的，只有他们一家是亚裔。一天，学校放了一部讲冷战威胁的电影，片中的共产党全是中国人。电影放完了，老师说，如果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就一定要尽快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当灯光打开，她身边的同学都迅速把椅子挪开。
当美国人在用恐惧的眼光注视着中国时，大西洋的另一岸又一次出现了“乌托邦中国”的幻想。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们再一次用中国来表明他们对平等与公正的追求，从遥远的中国寻找反思资本主义的动力。
“瑞典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在理想化与理想化的破除之间摆动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罗多弼教授曾对记者做过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目睹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瑞典及一些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批判的眼光重新考察西方民主观念，在这样的一种心理气氛下，中国再次被“摆回”到理想化一面。
孔夫子＋餐馆
这些年记者去过不少欧美城市，稍大点的城市里都会发现名叫“孔夫子”的中餐馆。孔夫子与中餐馆的“完美结合”，传递出的当然不只是餐馆的信息。
近百年来，成千上万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所从事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中餐馆打工。而成千上万的西方人就是从中餐馆开始认识中国的。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到中餐馆吃顿饭或逛逛唐人街与去一趟中国似乎没有太大差别。
普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这样简单，就像他们总想用一个符号、一个替代物来象征中国，单调与符号化也使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停滞不前。194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0％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50多年后几乎没什么变化，1997年，美国有媒体作了调查，结果表明，100个学生中只有4个知道邓小平是谁，居然没人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
2001年春南海撞机事件发生，记者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个长相丑陋的华裔餐馆工人，把一盘炒面倒在了上门用餐的“山姆大叔”身上，反而要求“山姆大叔”道歉。当时，某些美国媒体甚至号召大家都不去中餐馆。居然还有一位美国妇女公开质疑，中国是不是一直想攻占美国？
从第一艘美国货轮抵达广州算起，差不多已经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依然没有走出非友即敌的怪圈。这些年来，记者在西方国家工作，常常会听到一些中国留学人员抱怨，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百年未变，说明西方人对中国远不如中国人对西方了解。其实，他们应当反向设问才对：西方人凭什么要对了解中国有兴趣？凭什么会改变他们脑海中深藏的中国形象呢？现在，变化终于开始出现了。
3年前在美国新泽西大陆航空体育馆出现的那个场景让许多旅美华人难以忘怀。“姚明，你同意和我结婚吗？”当看台上几个金发女郎拉出了一个大横幅，整个体育场都沸腾了！敬佩、爱慕、惊奇……姚明的不同在于，他来自中国。中国人不仅会打篮球，而且打得和美国篮球明星一样棒！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形象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2005年，法国里昂证券亚洲分部推出了一份有关中国发展的报告，其封面画不无渲染之意：中国巨龙正在吞噬地球。从报告的数据看，中国2004年已成为世界钢铁、铜、燃煤、铁矿等原料最大的消费国。
的确，现代中国让西方人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经济会突飞猛进？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姚明那样球打得像NBA球员一样好的明星？中国会不会把全球的石油用光？中国有朝一日会不会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这当中有好奇、羡慕，也夹杂着猜疑与不安，但所有这些问题都与现代中国的形象息息相关。中国的形象正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元、丰富，不像中有相似，相似中有不像，西方人再也无法用非好即坏的标尺或简单的符号来看待中国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2
西藏：远方的上方祝勇
米歇尔。泰勒在《发现西藏》一书中记述了一批暴力“征服者”的遭遇。那是在20世纪初，在英国贵族荣赫鹏（Yonghusban）及一位名叫麦克唐纳的“将军”率领下，一支英国远征军侵入了这片高原。显然，荣赫鹏或者麦克唐纳，都把自己想象成某种英雄，自信能够超越自然为他设定的极限，并认为在他英勇的部队的身后，浩浩荡荡的开发者的队伍将接踵而至。故事的开始跟他的想象相差不远，尽管他的队伍只是一支由职业雇佣兵、无赖、牧师和冒险家拼凑起来的、数量仅为八百人的乌合之众，他们却一路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兵临圣城拉萨的门户江孜城下。英国人起初对他们如此轻易地通过了西藏境内一个个不设防的要塞感到惊异，他们随即把该远征行动当作一次易如反掌、类似于旅行渡假的新奇经历。沿途中年轻的军官经常离开营地，到附近的松林猎取麂子和山鸡，另一些人则大摇大摆地走进西藏人的村庄，欣常那里“古老、具有中世纪风味及浪漫色彩”的寺庙建筑和壁画。直到1904年春天，入侵者来到了几乎看得见布达拉宫金顶的江孜古堡的城墙下，不愿看到自己的圣城遭到亵渎的喇嘛们，才向英国人发出警告，规劝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英国人由此断定，“被迫”使用武力已不可避免，并像他们所擅长的，发起了攻击，一举击溃了号称有几千人之众，主要由农民和僧侣组成的抵抗队伍，顺带着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在一个名为古鲁的山口，远征军一次冲锋后，地上便躺下600名西藏人的尸体。英国人发现，前来阻止他们的藏兵没有统一的号令，很难称得上是一支武装力量，甚至连武器也不是军队提供的，而是士兵（其实全是临时招募来的农民）的个人财产和物品。于是英国人一面轻松地开火，炫耀现代化武器的威力，一面嘲弄“西藏人破旧的武器（大刀、火药枪、弓弩和弩矢）和他们奇怪的装备（其中许多人还穿着中世纪的甲胄）”，一举攻陷拉萨。
但跨过西藏人尸体进入圣城的欧洲人，最终感受到了比明火执仗的抵抗更使他们不安的东西，那便是“土著人”对他们的极度漠视。西藏人按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布达拉宫和无数神山依然屹立在原处，当他们凝视着这些傲岸、圣洁之物，几百个闯入的英国人就成了一群形容丑陋污秽、令人生厌而又无足轻重的游魂野鬼。“拉萨的居民们似乎对于英国人的到达表现出十足的满不在乎。”“人们从店铺中和门槛内向士兵们投去一束满不在乎的目光，就如同他们的入侵仅仅为一种暂时的麻烦和没有多大意义一样。”“征服者”们未遭到愤怒或者怀有敌意的对待，他们仅仅觉得自己在圣城的存在被西藏人认为是一种亵渎神灵的事情。
在这群英国人眼里，拉萨居民肮脏单调的生活与他们圣洁的宗教形成了一种荒庭的对比；而在西藏人眼里，比世上所有怪事加在一起更荒谬的是，这些铁石心肠、为了达到目的便无所不为，毫不迟疑地攻击他人以至夺取对方生命的人，竟然自称为宗教徒。一旦双方开始用语言而不是武器来交谈，西藏人便开始断言：“英国没有任何宗教！”仅此，就决定了西藏主人在这群不请自来的“客人”面前，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泰勒以一个大团圆的收场，作为那部书的结尾，显然，这个结局，也远远超出“征服者”的预料：英国人在如他们惯常做的那样，达到了赔款、驻员、禁止西藏在未经他们许可向其他列强租借土地等目的后，决定从占领的西藏首府撤离，但精神上的胜利者却是西藏人。
这个结果的确是“过于美好而使人难以相信”：一位西藏活佛将一尊很小的金佛送给即将率部撤退的荣赫鹏，并表示，他没有个人财产，只能将这尊普通的佛像作为临别赠品，惟一希望的是，日后每当后者看到它时，都能以友好的情感而联想到西藏。荣赫鹏在黎明的城墙边接受了活佛的赠物，顿时“感到了一种美妙的欢乐和巨大的美好愿望。”“这种欢乐不断地增长，以致极大的力量触动了我的心。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产生坏念头了，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敌人了，整个自然界和整个人类都将沉浸在一种玫瑰色的灿烂光芒中，从此之后的未来只有光明和光彩夺目的美景。” 荣赫鹏死于1942年，那时，一场以“征服”为目的的世界大战恰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弥留之际，他仍手捧活佛送给他的佛像，对那位朋友充满思念，“认为这比他在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更为宝贵。”
终于看见珠穆朗玛。那里居住着最高的山神。山峰以无与伦比的体量与高度，拒绝着一切事物的遮挡。即使在数千里外，我也能感觉到它巨大的投影。人们很难从视线中将它删除。现在它已不是试卷上的一道填空题，不是埋在地图册里的蓝色三角，它不可能受控于我们的手掌。它是一条向上的通路，循着它的坡度攀援，人们就能逐渐摆脱地心的缚力，抵达天空的彼岸。
珠穆朗玛在我们转过一个山角时突然出现。那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视角，但我知道这只是错觉，是距离暂时赋予我与它平等的权利。几乎所有同伴都端起照相机，以纪录自己的荣耀。当然，这种荣耀是虚假的，当我们真正来到珠峰脚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自己不可能与它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这一点如同我们不可能与神灵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一样显而易见。与珠峰的合影只是我们通过现代技术炮制的一个谎言，现代科技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制造谎言的过程简化到只需轻轻一击，传播这样的谎言则更不是费吹灰之力。它使虚假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并很快走到了反面，导致了信任的危机。没过多久，假象就被始终沉默的石头击碎。珠峰下面到处是各种形号的石头，像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彼此挤压或者依靠。石头掩埋了道路，使攀登过程异常艰辛。每个人的登山动作都像狗熊一样笨拙和缓慢。没有人说话，他们只顾艰难地喘息，甚至没有勇气仰望一下那悬在头顶的山峰。
我还是感觉到轻微的激动。尽管此行并不以登山为目的，但这次经历显然与攀登我家后面的那个土坡有所不同。除了缺氧和疲劳带来的正常反应外，我并无更多不适。我显然有理由为自己冒险的成功沾沾自喜。在这一刻，我跨越了一道对自己封禁多年的门槛。而这种状态，又助长了我的某种野心。即使走过的第一大本营，我仍然不愿就此停止自己的脚步，不愿意在离珠峰越来越近时突然折返下山。野心是一种古怪的病症，而极端的处境则是它的诱因。这种病症通常使我们对自身能力的估计显得草率、简单和失实。
少年时，我对攀登珠峰的英雄充满敬佩。攀登珠峰的纪录电影，是我在那个时代看到第一部“大片”，不仅有着壮美的大场面，而且情节也惊险离奇——登上世界最高峰，本身就是一件离奇的事情。而祖国、人民这样一些大词，也在报纸广播的裹携之下汹涌而来，迅速将我覆盖。于是，我在作文里表示了长大接好革命的班这类宏伟志愿，显然我病弱的小身体一时还无法给这样的志愿提供支撑。对于攀爬类动作有着先天的恐惧，心理与生理的双重脆弱很可能使我慷慨激昂的表白成为空头支票。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鞍马，我可以在跃起的刹那从鞍马上翻滚而过，出于炫技的考虑，我甚至将跳板从鞍马边拉开一两米远，使得整个跳跃过程显得更加刺激和舒展。但是每当体育老师带领我们爬绳的时候，我都会愁眉不展。在摇晃的绳子上，我手臂吃力，身体笨拙，悬在半空的高度更令我晕眩。我像树枝上一个摇摇欲坠的果子一样忐忑不安。很多年后，我尝试过攀岩，但仍以失败告终。
我想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对于攀登充满渴望。他们不仅用长度，而且用高度来计算他们的路途。显然，这是在证实某种能力。于是，他们的视线开始寻找最大的攀登物，那么，在大地上，就不可能有比攀登珠穆朗玛峰更高的理想。＇6＇最高的山神预示着他们的伟业也标定了他们的界限，他们的足迹不可能比珠穆朗玛更高哪怕一寸。他们试图证明自己的伟大，却反过来证明了山的伟大。他们的全部努力仅仅验证了山的不可超越。珠穆朗玛提供了天梯也拦截了去路，它用最通俗的语言规劝人类——你们的生活其实是有限度的生活。
珠穆朗玛收容我们的梦想，同时为我们划定了道路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并要求我们最终回到地上，如同藏民，在高山上安置世俗的家。我们无须把自己虚构为神，也不可能打造一副超自然的臂膀。承认自己是一个凡夫俗子，也许是登山者的最大收获，是对于山峰和自身的最终理解。西藏让我们目睹了神与人的分工，人们把难以完成的事业交给神，这是对自然与神的敬畏，同时也是对自身的保护。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30
吴冠中撕画丰绍棠
世称吴冠中先生为“艺术混血儿”，他由初小而高中而师范而工业学校而杭州艺专之跳跃性极大、互不搭界的独特经历，促其率而滋生出离经叛道气质，当中国传统笔墨养育他时，西洋绘画技巧又使他找到了艺术恣意扩展的天空。吴先生数十年朝耕夕耘艺术之壤，汲取丰富养料，执著地求异觅新，其画作将中国画的韵味、意境与西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