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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越被这二位挟着走，边走边埋怨着：“我跟他们讲了我不叫周树杰，我叫杭方越。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非把周树杰的帽子给我戴上了。周树杰是我们厅的领导，那年我的右派还是他定的，怎么我就成了他。我再回头看，他就排在我身后，戴着我的高帽子呢。我想换回来，红卫兵也不让。他们都不理我，当没听见。“
方越好像说着别人的事情，东张西望，突然站住，指着街对面一家店说：“这不是奎元馆吗？我一天没吃饭了。”
杭嘉和想，亏他这种性情，随遇而安，想得开，这十年才活得下来，换一个人试试？又想，也不知方越这孩子多久没吃过杭州城里的面了，这么想着，接过了那顶帽子，说：“走，吃虾爆鳝面去。”
他把高帽子随手放到门口，三人就进了面馆。这奎元馆的面，也是几十年的好名声了。革命，革命，总算还未把虾爆鳝面革掉。嘉和要了三碗，又对伙计说：“三碗都过桥。”伙计走开时，嘉和对方越、杭汉二人笑笑说：“今日越儿是辛苦了，汉儿又刚刚从国外回来，我请你们客，过桥。”
过桥面，或是杭州人的一种特殊的面条吃法，就是把面条上的料加足了另置在小盘中，用来下酒。嘉和要了过桥面，就是要请他们二位喝酒了。果然嘉和又点了一瓶加饭，说：“下次专门吃过，今日意思意思。”
杭汉虽和大伯几年不见，但他是最懂这老人心事的，喉咙就噎着，说不出话来，三人就先干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面上来了，他几次举著也难以下咽。他是不胜酒的，此时却陪着伯父一杯一杯喝。方越饿了一天，自顾填肚子，呼嗜呼嗜吞着面条，却问：“二哥，非洲比这里热吧，茶叶可生得好？”
杭汉一下子就想起了非洲，才离开了两三天，却恍如隔世。他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词的人，但这时却强打精神，自己宽自己的心，说出的话倒像是首诗：“非洲怎么不热，一年到头都可采茶，每个月都可见茶花发，白花花的一片。我们在苗圃里插下茶穗，一年就有一米可长。到了雨季，茶叶就越发可看。茶园周围，那是一片片的火焰树，高高大大的，比街上游行的红旗还红。火焰树旁边，芒果树挂满了浅黄色的果实。香蕉的叶子，比门窗还大，一串串的香蕉，就挂在中间，就像一串串的眉月。还有一大球一大球的菠萝，像士兵一样，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立在茶园旁边
正说到这里，突听一声吼：“周树杰！周树杰！谁是周树杰！“
只见一个服务员拎着那高帽子走进店堂，猛的一声吼，那三人顿时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眼看着杭汉的脸就刷的一下白了，方越突然就站了起来，却看见嘉和坐着，朝他笑了一笑。突然，方越就感到了一阵轻松，就像那年从深山里出来时第一次到杭家见到他一样。义父那没有了小手指的左手朝他挥了挥，他就重新坐了下来。那服务员却走了过来，警惕地问道：“谁是周树杰！”
嘉和却问：“请问，厕所在哪里？”
服务员用手指了一指，拎着高帽子回灶间去了。嘉和咧了咧嘴，说：“再往下说——”
“说什么？”
“说你的非洲啊广'
“哄哄，非洲，非洲的茶园旁边，还开满了合欢花。茶不是喜欢阳崖阴林吗？这些合欢花一束束地开着粉红的花，就是阴林。茶树上面成群地飞舞着长尾巴的金色鸟儿。我们的茶，在它们眼里，就是最美好的东方伙伴。懊，我差点忘了说，还有面包树，猴子最喜欢吃那东西。仙人掌长得比人还高，它开的花，那才叫好看呢，非洲啊……”
杭汉突然停著不言了，看着他们，他看见他们的眼睛都已经是红红的了，自己的眼眶就一热，哺哺自语：“非洲……非洲……“
“被你那么一说，我真想去一趟非洲啊……”嘉和说，和两个晚辈碰了碰杯，一饮而尽。两个晚辈却停著望着他——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崇敬的神色。这是大难临头时的成年男子对德高望重之辈的依赖。杭汉一口气干下了这杯酒，就着眼泪，说：“伯父，吃了饭，我想到父亲家里走一趟。”
杭嘉平被封在院子里，既进不了他的屋门，又出不了他的院门——红卫兵可真能革命，拿大字报把他家的院子大门和屋门都糊了起来。好在七斗八斗一阵，皮肉吃点苦头，还未伤筋动骨，也许是看在得放的面上，还没拉他去游街，只是乱七八糟掳了一些东西，一声号令，就撤了。
八月份之前，嘉平是拥护这场革命的。要抓党内走资派，他想，这又何乐而不为。反正他也不是党员。有些党员干部，早就该这么冲击一下，头脑清醒清醒了。五七年是知识分子给他们提意见，还没怎么触及灵魂呢，就被一棒子打下去了，他算是侥幸过关，当时吴觉农先生也在政协，关键时刻保了他。不过他也没有少检查，想起那时候他杭嘉平竟然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痛哭流涕之时，事后他汗毛都会竖起来。他想这还是他吗？还是那个搞工团主义、去苏联留学、参加过北伐的杭家二公子吗？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唱反调了。不用他唱，因为毛主席已经发现了问题，毛主席还是伟大啊，他不会因为五七年大鸣大放之后就对党内的严重问题视而不见。这次他不再依靠知识分子了，他依靠青年学生，依靠工农兵群众。群众和知识分子风格是不同的，群众什么也不怕，他们不但要触及人的灵魂，还要触及人的皮肉。从前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下确实有他们的好看了。群众的怒火不是无缘无故就那么点起来的，他乐观地想。
要抓走资派，难免他们这些无党派人士也会吃点误伤，围攻起来一起批斗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杭嘉平私下里愿意承受这种磨难。他想，要党改正错误，看来也只有这样猛烈地冲击一下了。谁知过了八月，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发表，工作组联络组一撤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把军帽那么一挥，一切就迅猛地走向了极端。杭嘉平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是一个思想趋于极端的人，年纪虽大，思想依然容易偏激。即使是他这么一个人，对这场运动的理解也已经走向了不理解。运动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大，党内党外、各行各业、知识分子、工农群众，谁挨上运动的边就谁倒霉。最后弄到传统也不要了，学校也停课了，工厂也不上工了，街上出现造反派，所有的社会秩序、公德、规范、习俗，全都翻了个底朝天。到了这个地步，杭嘉平不得不想想，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而他自己，也正在面临着什么了！
杭嘉平最痛心的是他的得放。他没想到首先带着红卫兵来抄家的，会是他的最得意的孙子。当他和一群黄毛小子黄毛丫头站在他面前，要他交出反动证据时，他吃惊地摊着手说：“我哪有什么反动证据！我革命都革命不过来呢，你们说话可是要有证据的啊！“
孙子冷笑一声，说：“你当我们革命小将是瞎子？这半个月来，你每天早上在厕所里塞什么东西？“
杭嘉平惊得背上的汗刷地流下来。这段时间，他确实是在销毁一些信件。办法也独特，先拿脸盆把信件泡软了，第二天一早倒到抽水马桶里冲掉。他爱写信，自然回信也多，但五七年之后，他写的多是应酬之作，还参加了诗词学会，也无非是风花雪月加三面红旗罢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充满了遗老的头巾气。即便如此，这些东西他还是不敢留下，统统消灭在下水道里。有几回马桶被塞住了，他就让孙子来帮他通。他虽然没跟孙子说厕所为什么会堵，但也没有想过要隐瞒。没想到孙子就那么出卖了他。孙子竟然能从厕所里拣出一批信，那是黄娜从英国寄来的。孙子大声地叫道：“老实交代，你是怎样里通外国的？”
“那是你奶奶给我的信！”
“谁叛党叛国，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得放突然叫了起来。杭嘉平活到六十五岁，此刻真是如梦大醒，盯着孙子得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杭嘉平住的院子，在解放街的马坡巷小米园后面。这小米园，传说是明代大书法家米茉的儿子小米的故居，后来又成了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家的院子。平日里，此处也是一个闹中取静之处，杭家又是个独门独院，被画家黄娜悉心收拾，很是像样。如今造反不过月余，院里院外，摊得一世人界。各家墙头和门上贴着一张张的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墨水还是湿的，流下来一条条的，像是被雨淋过了一样，人名上打着红叉叉，那红颜色也是湿的，流下来，像血，殃及南廊下的一只八哥，也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现在整个街巷突然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打着红叉叉的人名，那情景，不能说是不恐怖的了。
白天来抄家的时候，大门口来来回回地集聚着一群人，冲进来也是着实地看了一会儿热闹，后来大门被封上了，院子里反倒安静了。现在是夜里，残月东升，杭嘉平当院而坐，就着天光，还能看到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的那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东一条，西一条，就在风中轻轻地舞动。间或，他还能听见院角处有泼刺泼刺的水声。他想起来，那是黄娜从前在院角建的金鱼池，被小将们砸了，水漏得差不多了，那些半死不活的金鱼正在挣扎呢。
反正家里也进不去，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还能干什么，什么也不能干了，就去救那些金鱼的命吧。
院里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所幸还未被砸了，嘉平正接着水呢，就听后门钥匙响。这扇后门自黄娜走后，就没有再被开启过。嘉平神经绷紧地想，是不是小祖宗又回来了。他自己都不敢想，他竟然会突然之间地怕起他的孙子来了。
推门进来的，却是已经三年未见的儿子杭汉，他激动地冲了上来，抓住父亲的手就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他们打了你哪里？”
父亲的头就晃着，躲来躲去，说：“门都封了，瞧你回来的好时候。”
杭汉这才说，后面还有人，是伯父，专门来看他的，不知道要不要紧。嘉平说估计今天夜里不会再有人来了，赶快让嘉和进来。杭汉又说，还有一个人呢，方越，他能不能也进来？
自从方越做了右派，嘉平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算起来已经十年了。嘉平一跺脚，说：“横竖横拆牛棚，都进来。”
话音刚落，身材偏矮的方越就搀着瘦高的嘉和，出现在院子里。大家愣了一会儿，无言以答。好一会儿，嘉平方说：“惭愧惭愧。”
嘉和连忙摇手，答：“彼此彼此。”
“屋里封了门，进不去了。”
嘉和说：“找个角落就行。”他们移到金鱼池的水泥池边，摸索着坐了下来，说：“人活着就好，还能说话就好。”又说，“越儿，看看你嘉平叔，多少年没见到了。”
方越鼻子一酸，叫了一声嘉平叔，就蹲了下来。
杭汉团团转了一圈，想撕了那哗啦哗啦挂在空中的标语纸条，又吃不准，手都伸出去了，看到上面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军官杭嘉平，便问父亲：“这是谁那么胡说八道？！”
嘉平摆摆手，生气地说：“让他自己回来撕！”
杭汉知道父亲指的是得放，叹口气说：“还不如前几年跟着黄姨去英国呢。”
“她是一向做逃兵做惯的，哪一次不是国内有些风吹草动，她就想往国外跑。你看你妈，那么多年，她出过杭州城吗？”
杭汉想，也许并不是国内的那些风吹草动让他的这位后妈走的，也许正是父亲刚才的那番话才把她气走的呢。二三十年过去了，杭汉的这位岳母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嘉平前妻的忌妒。杭汉由他的岳母想到了他的妻子蕉风。蕉风十九岁就成了他的妻子，二十岁就生了得放，现在也还不到四十岁。她一向习惯了在杭汉的羽翼之下生活，她怎么对付得了这样的冲击呢？一想到蕉风那双有些木然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睁在她的眼镜片后面，杭汉心里就发急了，说：“也不知他们会把蕉风怎么了，会拉她去游街吗？”
“他们又不是要整她，只不过是要通过她整你罢了。你倒是把自己要回答的问题理一理。“
“笑话，我是什么人，谁不知道？别人不清楚还好说，这两个毛孩子也跟着瞎起哄。”
杭汉还是忍不住地站起来，要去找得放。他要他向爷爷赔礼道歉，还得让他把大字报揭了，要不一家人还怎么进屋？总不能造反造得不让人吃饭睡觉啊！
杭嘉平摇摇手说：“你几年不在家，你这个儿子可是生出大脾气来了。他苦连我都敢造反，我看也不见得就会理睬你的了。他从前除了相信我，就是相信得茶。现在我是不相信了——”
“得茶他也不相信了。”嘉和轻轻叹了口气，“两兄弟碰到一起就吵架，喉咙还是得放响。”
“这有什么奇怪。你看你儿子，刚才把我批斗的。“嘉平用手指指他头上的一个紫血包。杭汉心都拎了起来，抽了口凉气说：“他打的？”
“谁晓得是谁打的，反正是他带来的人打的，说我是红茶派，红茶是专门给帝修反喝的。我心里想，真要批判红茶派，还不是得先从你爹批判起。那年是你跟我谈了国内红茶出口的情况，我才在政协会议上作了个提案的。“
“这话怎么说呢，扩大红茶生产还是吴觉农提出来的，莫不是他这个当过农业部副部长的人也是红茶派，也要挨批斗了？”
“当过部长算什么，吴老现在还是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比他厉害的人，还不是名字上都打叉叉了？”
杭汉就更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场运动，但他非常清楚什么是红茶派。1950年12月，得放的母亲在杭州家中分娩生得放的时候，他正在杭州参加全国各地茶叶技术干部集训。开学第二天，吴觉农先生的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与全世界红茶生产趋势。正是在这次报告中，杭汉知道了国外红茶的市场。当时的需求量是二十四万担，而我们的实际生产只有十四至十五万担。杭汉还清楚地记得吴先生的原话：至于国外市场上的需要，特别是苏联红绿茶的消费，红茶要占75％至80％，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等都需要红茶，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需要的也是红茶。杭汉记录下这些国家的名字时，一点也不曾想过，把苏联和美国放在一起有什么关系。正是那次回家之后，家人告诉他，蕉风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他和同样兴奋的父亲跑到了产房门口，在等候新生命出生的那个空隙里他们也没停止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探讨，谈到锡兰这个国家还没有我们浙江省大，但我们中国的红茶生产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占全部茶叶需要的90％。正在这时，婴儿出生了，孩子那张小老头一般的红脸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刚过天命之年的杭嘉平激动地说：“中国人民得解放，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得茶，就叫他得放吧。”
今天，就是这个得放，把苏联、美国和他杭嘉平一锅端了。他不但封了他的门，还让人在他的大脑门上砸出了一个包。他们祖孙两个一向亲密无间啊。就像杭汉一点不理解那个陌生的营业员为什么那么恨他一样，杭嘉平也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孙子会这么恨他——嘉平突然激动起来，仿佛忘记了儿子刚刚从非洲回来，盯着儿子，又盯着哥哥，问：“这句话只有今朝夜里蹲在门角落里问你们了，这是为什么？啊，这样弄，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的声音忍不住又要响了起来，嘉和站了起来，用手压一压，说：“轻一点，轻一点，要熬得过去，要熬得过去……·”
杭家这四个男人，同时蹲了下去，谁都不再说话，却就着天光，捞起那些半死不活的金鱼来了。
杭得放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批斗爷爷杭嘉平的。他并没有什么批斗目标，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必须行动了！必须批斗了！必须造反了！
前不久杭得放与堂哥得茶交换过对运动的看法之后，的确是打定了主意，暂时看一看，不以眼下的得失论成败。他自信这场运动不会只给孙华正之流一个舞台。他应该学一学得茶，应该沉得住气。然而他太年轻了，世事太瞬息万变了，造反太突然了。总而言之一句话，革命太伟大了，大出了一切年轻人的梦想。一夜之间，全班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战斗队，干部子弟跟着董渡江去了，工农子弟跟着孙华正去了，黑五类子弟灰溜溜地回家陪斗去了。一小撮中间的红不红灰不灰的子弟们，自己集成一个小堆，一边有心无心地说着话，一边脸上挤出一种讨好的笑容，朝各个阵营里探头探脑。得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