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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恩博士的最后飞行》＇美＇ 小詹姆斯·蒂普特里 著
有人看见了艾恩博士在从奥马哈到芝加哥的飞行班机上。一个从帕萨迪纳来的生物学家同事从厕所里出来，看见艾恩坐在紧靠过道的椅子上。五年前，这位同事曾经妒忌过艾恩获得的巨额基金。眼下他只是冷淡地点点头，但吃惊的是艾恩的反应十分热情。他几乎要回头说话，但他感到太疲倦了。几乎像每个人一样，他也在与流感作斗争。
空中小姐在飞机降落后给乘客分发了雨衣。她也认出了艾恩：一个瘦高的说不出有什么特征的男人，长着灰色的头发。他在队伍中停下来看着她。因为他身上已经穿着雨衣，她认为他属于那种傻兮兮类型的旅客，就挥手让他走过去。
她看见艾恩踉踉跄跄地走进机场的烟雾中。显然他是单身一人。尽管民防方面用大幅标语作宣传，奥哈尔机场很晚才建设了地下通道。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女人。
那个受伤的、垂死的女人。
艾恩在去纽约的途中没有被认出来，不过一架二时四十分起飞的飞机乘客名单上却有一个叫“艾米”的，人们认为这是“艾恩咿的误拼。的确是这样。飞机转着圈飞了一小时，艾恩注意到烟雾笼罩的海滨整个都斜了，接着又直了，然后又斜了。
那个女人现在更虚弱了。她咳嗽着，轻轻地抓挠着被长发半遮盖住的脸上的癣疥。艾恩看见她的曾经是十分美丽的长发现在发黄和稀疏了。他朝大海的方向看去，希望自己能看到凉爽、干净的碎浪花。在地平线上方他看见了一团很大的黑色物体：某处的一条轮船打开了它的烟道。妇女又开始咳嗽了。艾恩闭上眼睛。飞机外面尽是烟雾。
他在下一站要检票换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去格拉斯哥的班机。肯尼迪机场的地下候车室里人山人海，里面的空调设备对于一个炎热的９月下午根本无济于事。等待检票登机的人群大汗淋漓地拥挤着，目无表情地盯着新闻电视牌，“保留最后一座绿色大厦”_一个环境保护团体正在抗议对亚马逊盆地的砍伐和引水。人群挤拢来让一群穿着制服的人通过。他们制服上的钮扣上写着：“我们不怕！”
这时候有一个女人注意到了艾恩。他正拿着一张报纸，她听见了报纸在他手上发出的声响。她的家庭没有得流感，所以她很仔细地看着他。他的前额无疑正在冒汗。她把孩子们赶得离艾恩远远的。
她记起来他在使用清喉速效喷雾剂。她认为速效喷雾剂的作用不大，‘她冢用的是“清喉灵”片剂。当她看着他时，艾恩突然掉头看着她的脸，尽管喷雾药剂还弥漫在空中。真是太不顾及别人了！她把脸扭了过去。她不记得他和任何女人说过话，不过当检票人员读出艾恩的目的地时，她竖起了耳朵：莫斯科！
那名机场人员也回忆起来了。他报告说，艾恩是一个人检票进去的。没有一个妇女是持去莫斯科的票的，不过如果她买了分段的机票也是再容易不过的。（此时他们已肯定她和他是一起的。）
艾恩的班机要飞经爱尔兰，在冰岛的凯夫拉维克停留一小时。艾恩步行到机场公园，心满意足地呼吸着充满海洋气息的空气。每吸几口他都要颤抖一下。在压路机的轰隆声后面，可以听见大海正伸出巨掌来回拍击着陆地的海岸。小小的公园有一片树叶已经发黄的桦树林和一群在步道边觅食的麦翁鸟。下个月它们将飞到北非了，艾恩想。小小的翅膀要拍打二千英里之遥。他从口袋的一个包里扔给它们一些面包屑。
在这里，那女人看上去要健康一些了。她在海风中喘息着，一双大眼睛始终看着艾恩。在她的头顶上，桦树就像他第一次看见她时那样金光灿烂。那时他的生活刚刚开始……他蹲在一个树桩下观看着一只嗣精，眼前突然出现一团绿色的涟漪。他吃惊地看清那是一个裸体少女白里透红的胴体——在金黄色的欧洲蕨丛里朝他走来！年轻的艾恩屏住呼吸，他的鼻子埋在苔藓里，心怦怦乱跳。接着他看着那一头从她窄窄的肩膀披落而下的长发，看着头发围绕着她丰满的臀部翩翩起舞，酾睛早已从他发呆的手中跑掉了。静静的湖面在灰雾的天空下显出暗银色，而她只需轻轻拂动一下就能使浮在湖面上的金色树叶跳动起来。在艾恩的闪动着光亮的眼里，裸体少女走过的林带，树叶仿佛燃烧的火炬一般，在少女的身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有一阵子，他相信他看到了山中的女神。
艾恩在前往格拉斯哥的航程时是最后一个登的机。空姐隐隐约约地回忆说，他看上去很不安。她没有认出那个女人。机上有许多妇女和小孩。她的旅客名单有好几个错误。
在格拉斯哥机场，一位服务员记起说一个像艾恩的男子要了苏格兰燕麦粥。他吃了两盘，当然那不是真正的燕麦粥。一个推着童车的年轻母亲看见他向鸟扔了面包屑。
当他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服务台检票入口时，一个格拉斯哥的教授向他打招呼。这位教授也是前往莫斯科参加同一个会议。这个人曾经做过艾恩的指导教师。（现在知道艾恩曾经在欧洲读过研究生）。他们在飞越北海时，一直都在闲聊。
“我是感到奇怪，”教授后来说，“我问他，为什么你绕个大圈子飞过来呢？他告诉我直飞的机票已经订完了。”（事后发现这并非属实：艾恩是在有意回避莫斯科的班机以避免惹人注意。）
教授说话时对艾恩的工作颇为赞赏。
“才华？啊，是的。还有固执，非常非常固执。就好像一个观念——注意，只是最简单的观念——那会使他发生兴趣，停住手中的事。他会全力以赴地扑过去，而不是像一些比较灵活的人那样转移到下一个目标上去。说真话，我起初也认为他是不是有些过分。不过你记得吗，不知谁说过，天才的头脑往往会对平凡的事寻根问底？他在酶转换问题上就让大家吃了一惊，这当然就是一个证明。可惜你们政府没有让他搞下去。不，他一点没有提到这件事，我告诉你，年轻人。我们事实上谈的大多是我的工作。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很了解。他问到我对这些方面的看法如何，这又让我吃了一惊。现在明白了吗？我五年没有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上去——怎么说呢，也许仅仅是疲倦，可是谁不疲倦呢？我相信他渴望着换换环境，我们每次停下来时，他都要下去走动走动。在奥斯陆，甚至在波恩。噢，是的，他确实喂了鸟，可是这对艾恩不是什么新鲜事。至于我认识他时他的社交生活？他是激进党吗？年轻人，我说过，既然我的朋友介绍了你来，我只是复述一下我说过的话，不过我要你知道，把查尔斯·艾恩朝坏处想，或者认为他会做出什么犯罪的事，那是荒唐的。晚安。”
教授丝毫没有提到艾恩生活中那个女人。
他也不可能提到，虽然艾恩在大学时代的确和她的关系很密切。他不让任何人看出他迷上了她，迷上了她的神女般的躯体和她无法穷尽的精力。他们一有空就见面。有时在公共场合和在朋友面前，他们装作还很陌生，彼此谈些很正式而愉快的题目。随后在私下—_那是何等灼热的爱情！他狂热地爱她，占有她，告诉她任何事。他的梦充满了春天里和夜色中的她，还有她在月光下仿佛一尊白色女神，每次都给予他更多更新的欢乐。
她的虚弱体质的危险在那鸟语花香、野兔乱蹦的田园景色中还丝毫没有显现出来。在阴沉沉的日子里，她或许会咳嗽几下，而他也如此……在那些年代里他根本没有想到研究疾病的迫切性。
在莫斯科会议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注意到了艾恩的举止，考虑到他的职业修养，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这是一个小型的高度专业的会议。艾恩来时已经迟到了。一天的报告已经结束，他自己的报告被安排在第三天即最后一天进行。
许多人都和艾恩说过话，有好几个人还和他同桌进了餐。他很少说话，没有人对此感到奇怪。除了在一些热烈辩论的重要场合外，他是个不爱交际的人。他给一些朋友的印象的确有些疲倦和焦躁。
一位看见他使用清喉喷雾剂的印度分子学工程师和他取笑说，别把亚洲流感传播开来。一个瑞典的同事回忆说，艾恩在一次中饭时被一个越洋电话叫走。当他回来时，艾恩主动告诉大家，在他自家的实验室里有东西发现不见了，还开了另外一个玩笑。艾恩兴致很高地说，“噢，是的，非常有意思。”
在这时候有一个来自“契康”团体的生物学家又开始了他每天关于细菌武器的抨击，并且指控艾恩制造生物武器。艾恩来了个先发制人，说：“你是完全正确的。”会上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很少提起军事应用、工业垃圾以及这一类的题目。没有人回忆说看见艾恩和任何女人在一起，年迈的维尔希夫人除外。她坐在轮椅上，恐怕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多大影响力了。
艾恩的有一次谈话状态很糟，即使对他自己来说。他在公开场合的声音总是很糟，不过他的思想有着典型第一流头脑的那种清晰。这一次他看来有些笨拙，话说得很少。他的听众原谅了这一点，认为这是他基于安全原因而有些吞吞吐吐。艾恩接着谈起了一个棘手的题目，试图说明某某事的确是糟透了。当他最后说到哈得逊河的钟声鸟“是为后代鸟类而呜叫”时，好几位听众都认为他是不是喝醉了。
涉及到人类安全的大题目直到最后才进行，他突然开始描述他曾经用过的使白血病病毒发生变异和重组的方法。他用四个句子无比清晰地解释了这个过程，然后停了下来。接着他简单地描述了一下变异病毒的威力，其威力只是在高级灵长目动物身上才达到最大。至于病毒的宿主——他继续说——任何热血动物都可以成为宿主。此外，该病毒在大多数环境介质中均能保持其存活力，而且在空气中十分活跃。感染率是极高的。艾恩几乎没有停顿就补充道，没有任何参加实验的灵长目动物或偶然暴露于病毒下的人类能存活超过二十一天。
整个会场对这番话的反应是一片肃静，这种肃静仅仅被埃及代表跑向大门的脚步声所打断过。接着一个跟着他离场的美国人跑动时把一张镀金靠椅掀翻了。
艾恩似乎并不知道他的听众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麻木状态。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一个刚擤完鼻子的男子直直地盯着他的手帕不知所措。另一个在点烟斗的人叫了起来，因为他的手指被烧痛了。两个在门口谈天的人完全没有听见艾恩说些什么，他们的笑声清楚地传进死一般寂静的会场，紧跟着艾恩刚落的话音：“——拯救是毫无意义的。”
后来他们发现他在解释病毒是利用了身体自身的免疫机制，所以抵抗注定是没有希望的。
话说完了。艾恩无表情地环顾四周，等待着回答问题，然后便走下过道。等他到达门口时，人们蜂拥着追上他。他转过身来，很不愉快地说，“是的，当然这是十分错误的。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都犯了错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一小时后他们发现他预定了一张途经西奈的卡拉奇机票，已经离开了。
安全人员在香港追上了他。此时他看上去病得十分厉害。他顺从地跟他们走了。他们经过夏威夷返回美国。
缉拿他的安全人员都是一些彬彬有礼的人；他们看见他很温顺，也就没有难为他。他身上没有武器或毒品一类的东西。他们在大阪时去掉他的手铐，让他散散步和喂喂鸟，‘很有兴趣地听他描述棕色矶鹞的迁徙路线。他声音沙哑。这时候，人们缉拿他唯一考虑的是安全问题。根本不存在一个女人的问题了。
在到夏威夷的路上他一路打着瞌睡，不过当海岛出现时，他紧贴着玻璃窗，开始喃喃低语。在他身后的安全人员立刻发觉可能有一个女人在那里，于是打开了录音机：
“……蓝色，蓝色和绿色，直到你看见伤口。噢，我的姑娘，我的美人，你不会死的。我不让你死。我告诉你，姑娘，事情已经结束了……性感的眼睛，请看着我，让我看见你现在还活着！伟大的女皇，我的心肝，我的姑娘，我救活了你吗？……噢，真可怕，混沌世界的孩子，穿着绿色的裙袍，在蓝色和金色的光照耀下……一个抛出的旋转的生活之球在空中……我拯救了你吗？”
到最后一段旅途时，他明显已经失去了理智。
“她可能欺骗了我，你知道，”他对政府人员说，仿佛在透露一个机密，“你们当然也要对此有所准备。我了解她！”他神秘兮兮地格格笑道，“她可不简单，会把你的心剜出来——”
过了旧金山后他高兴起来了，“水獭会回到那里的，你们不明白吗？我能肯定这一点。那条路堤不会长久，那里将会重新出现一个海湾。”
在汉密尔顿空军机场他们把他放上了担架。飞机起飞后他很快失去了知觉。在昏迷之前，他仍坚持要把最后一点鸟食撒向田野。
“你们知道，鸟类是热血动物，”他诚恳地向把他铐在担架上的特工说。接着艾恩微笑着陷入了迟钝状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天里，他基本上停留在这个状态中。当然到那时候，没有人会真的在乎。
两个政府人员在完成了对鸟食和清喉喷雾剂的化学分析后，很快就死亡了。在肯尼迪机场的女人才刚刚开始觉得不对劲。
他们放在他床上的录音机一直工作着，可是如果有人把它回放一下，录下来的不过是一些含糊不清的呓语，“嘉伊娅·格罗里亚特里克”，他低吟着，“嘉伊娅姑娘，女皇……”他时而得意万分，时而痛苦之极，“我们的生命，你们的死亡！”他叫喊道，“我们的死亡也就是你们的死亡，没有必要那样，没有必要！”
在另一些时候他在愤愤不平，“你对恐龙做了些什么？”他质问道，“它们惹你了吗？你把它们怎么啦？无情。你太无情了！这次你也到头了，我的姑娘，”他咆哮道。接着他哭了，抚摸着床单，抽泣着。
只是到最后，他口干舌燥地躺在污秽中时，他的说话突然连贯起来了。他以一个夏日野餐爱好者的轻松明亮的声音愉快地对着录音机发问：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熊吗？它们有那么多……奇怪它们却不再来了。你尽力拯救过它们吗，姑娘？”
接着，他的完全嘶哑的喉咙发出一阵格格声，过了一会，死了。
（白锡嘉 译）
激进的敏感性
新浪潮科幻小说之所以摆脱坎贝尔传统，不仅由于主题和写作技巧迥异，而且因为前者对人类、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类的政治布局持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反应，例如共产党人在中国上台执政，苏联上升为超级核大国和太空探索的老大哥，苏军镇压匈牙利暴乱，纳赛尔将苏伊听运河收归国有，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美国的民权之争以及世界性的校园骚乱。罗伯特·西尔弗伯格在为加德纳·多索伊斯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作序时提及部分这种改变了的态度，称之为“６０年代激进的敏感性和这样一种意识，即从内心较深处去观察，美国２０世纪的生活不见得就像电视、郊区居民、大众宣传媒介、官场人听眼中所见的那么好得一塌糊涂”。
多索伊斯（１９４７－ ）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撒冷镇，目前居住在费城。他在６０年代十几岁的时候就崭露头角，第一篇故事《愚蠢的人》发表于１９６６年９月号的《假如》杂志。其后，他在军队中服役三年，赴德国纽伦堡担任随军记者。１９６９年退役后重操笔墨生涯。他专职投入写作，表现出非凡的信心和勇气。这意味着几年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只能打些零工，例如为几家科幻杂志和出版商校阅初样。他也编辑了几部科幻故事集，１９７６年接管《年度最佳科幻故事集》的编辑工作，该书由达顿出版公司出版。１９８６年，多索伊斯接任《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主编，经常获雨果最佳编辑奖。
多索伊斯写作速度缓慢，迄今只创作了二三十个短篇，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与乔治·亚历克·埃芬格合作，题为《蓝色噩梦》（１９７５），另一部题为《陌生人》（１９７８）。他的短篇故事已经刊载于《花花公子》、《屋檐》杂志和《包罗万象》，此外也散见于通常的科幻杂志和原著故事集，尤其是《新维度》、《宇宙》和《轨迹》。他的故事经常被提名参与评奖；六篇列入星云奖的最后参评作品，四篇列入雨果奖的最后参评作品，两篇列入木星奖的最后参评作品。他的短篇小说已收编于《看得见的人》（１９７７）和《大地之梦：加德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