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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皇帝自称的‘奴才’；但同时他家上世作织造的却又是‘呼吸通帝座’的眼线——坏一坏，爪牙。……第二，他的家世是汉人与满人的结合，他家的人实兼具有二者的特性与特习。……第三，他家落户于江南已经六七十年之久，到曹雪芹出世，早已与江南土著无异，这又是北人和南人的结合。”
周汝昌认识到，由于这三个特殊的结合，在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所谓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文明，曹家都享受到他人不能想望的极峰。这个独特而奇异的条件，别人不能同时具备，因此也就万万不能和曹雪芹相同，或相比。也因为如此，曹雪芹见闻的丰富，局面的阔大，别人也就少有能和他抗衡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曹雪芹自由进步的思想，清新开朗的性格，高超宏丽的文学才能，才产生了一部惊动当时、风行后世的《 红楼梦 》。
这三个特殊的结合，究其实际和本质，其实就是说，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产生，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机缘，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很难遇到的多种因素的巧妙凑泊、结合。研究《 红楼梦 》，并不仅仅是研究一部小说，研究曹雪芹，也不仅仅是研究一个作家，而是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研究中华文化一种非常特殊的遭际遇合，一种在历史上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华文化之文、史、哲、真、善、美并驾齐驱的辉煌创造。
周汝昌的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不是一般的小说学，这一基本学术定位在这第一部著作《〈 红楼梦 〉新证 》中，其实已经奠定了基础，揭出了旗帜。只是，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而已。
这，也就是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之间，与后来大多数“红学家”之间，一个很基本的差别。
周汝昌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评价比胡适和俞平伯高得多。在《 重新认识红楼梦 》中，谈完了思想和社会历史背景，对曹雪芹写《 红楼梦 》的艺术造诣也已经提纲挈领，点出了最关键的东西：
第一，整个小说的硕大无朋、繁复无方而又组织剪裁万分精妙的这个结构，本身是一个奇迹，最伟大的奇迹。周汝昌引用了李辰冬《〈 红楼梦 〉研究 》（ 重庆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出版 ）里说过的一个比喻：“《 红楼梦 》的结构是波纹式，无数大波起伏，恍洋澎湃；每一大波又环抱着无数小波：前波似尽，余波犹存，此波未平，后涟已起。钩连环互，目炫神迷，读者还以为一切是琐碎的平铺直叙，却被作者由一个波送到另一波，自己也辨不出是在那个大波之间，小波之内。”这也就是脂砚斋批语所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以及“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俱应”。
第二，曹雪芹表现手法的高妙，也是第二流作家所难以达到的。他绝少用正笔，用平笔，用直笔，大都是手挥目送，指东打西。……这种着墨无多，语外传神的技巧，却不是普通所谓“描写”，而是与中国旧诗的传统表现方法息息相通：造神境，传神韵。
结构的巧夺天工和用笔的神韵意境，曹雪芹《 红楼梦 》的这两点艺术特色是最根本的，最富原创性的，因而也是最需要艺术灵心和审美慧眼才能发现和鉴赏的。周汝昌由衷地感叹：“不要说让我们自己去写，只是看，也要看无数遍，才能稍明头绪段落。在这一点上，举世著名的作家，就很少有几个能和他相比的。”
周汝昌在“引论”第二节里举了一个具体文本细节的例子：
第六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与仙女可卿“初试云雨”，惊醒后花袭人为宝玉整理衣裤：
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粘湿，唬的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红涨了脸，把他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了两岁，近来也渐通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了，不觉也羞的红涨了脸面，不敢再问。仍旧理好衣裳，遂至贾母处来，胡乱吃毕了晚饭。过来这边，袭人忙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换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袭人亦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些脏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然后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
而在高鹗修改后的程乙本里，则添了一些描写词句：
袭人也含着羞悄悄的笑问道：“你为什么……”说到这里，把眼又往四下里瞧了瞧，才又问道……
宝玉只管红着脸，不言语，袭人却只瞅他笑。迟了一会，宝玉才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
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也无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
原著所写贾宝玉梦遗后和花袭人初试云雨情，年龄不过十二三岁，是两个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性好奇，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境界。程高本加了不少“描写”，却变作成年男女“偷情通奸”了。
将曹雪芹的原著和高鹗的改本一作对照，周汝昌不由得义愤填膺，情不能遏，笔下波澜顿生：“请看！高鹗把两个天真小孩子的胡闹却写成如何下流不堪的神情了！？天下还有比这个更肉麻、更恶劣、更令人恶心的文字吗！？我要大声疾呼在此提醒读者：去翻一下高鹗的程乙本罢，凡是他所添所改，汪原放先生认为‘心折’与‘入微’的‘细腻’文字，也就正是这些混账已极、笨劣无比的‘扭捏’！难道我们容忍叫我们的伟大作家受这样的污蔑糟蹋，还让那样拆烂污的本子照旧流传下去，散布毒素，惑乱听闻么？”
曹雪芹原著和高鹗改本“两种《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存在深刻高雅和浅薄低俗之别，把这种区别解说清楚，这应该是红学研究的根本目标，但要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又首先必须明了作者创作小说的生活基础和文本流传的基本情况。因此，《〈 红楼梦 〉新证 》没有也不可能把重点放在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上，主体内容是对作家的生平家世、《 石头记 》版本和脂批等背景基础的考证。
周汝昌在《 重新认识红楼梦 》这一节的结尾一段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态度和宗旨：“正确的了解曹雪芹的文章风格、文学技巧、作书意旨，然后再去细读全部《 红楼梦 》，则认识才能正确，才能深刻。关于前二者，风格与技巧，在这样一篇绪论里，也只能一提，无法细列。而后者作书意旨，包括了全书的写实性与自传体，这更不是一言两语所能尽，而是这部整个考证的使命了。在这一方面，历史考证便成为唯一领导我们走向正确、深刻认识的指南针，使一切邪说魔道现形的照妖镜。”
因此在接下来的“引论”第三节，就是“科学考证的必要”：
一部文学作品，本事的考证和作家的传记，同样被重视，因为这都是帮助我们了解作品作家的重要资料。这在世界一切文学作品和作家固然是莫不皆然，而对曹雪芹的《 红楼梦 》来说，则更是加倍的重要，原因是这部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小说，即在于它的写实自传体这独特性上。在这一点上，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我们于一上来便已再三强调考证的必要，这似乎是絮叨而多余的，因为没有人会抗议说考证是不必要呀！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承认考证的必要，但只用空话来强调，即使再重复说上十句“必要”，依然只是空话；我们对于这个必要的程度，印象上还是模糊的。
这一段话是《〈 红楼梦 〉新证 》作考证一个根本的立足点，也是后来引起红学界持久不息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一句话，《 红楼梦 》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决定了这部小说的诸多特点。而“自传说”肇始于大陆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敌人胡适，这就使得周汝昌这个本来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的学者，使他的红学研究，从此陷进了永远不可能摆脱的政治纠纷，随着政治形势的起伏演变，周汝昌的命运也变幻莫测，时“红”时“黑”。
确定了《 红楼梦 》有强烈的曹家家史、自传性质，自然的逻辑结论是：只有把这个大背景彻底弄清，才能达到小说的本质。因此从第二章到第八章，《〈 红楼梦 〉新证 》考证的主体内容，就是具体而细微地展开工作。
第二章“人物考”共分四小节，将曹家从始祖曹世选、高祖曹振彦、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颙、父亲曹畹讲苎┣垡还擦募易迨老狄约啊凹该徘灼荨钡南喙厝嗽倍甲髁瞬牧系乃鸭槟砂沂帷６庵挚贾さ囊桓龈咎氐悖褪墙∷抵械募旨摇⑹芳业扔肜飞系牟芗摇⒗铎慵业然ハ嗔灯鹄矗∷涤肜凡位ス郴舜俗糁ぁ！ �
作考证，搜集资料是基本的，费时费事费力，这在电子传媒未曾发明普及之前的纸媒时代，更不容易。不过搜集资料毕竟还只是一种“笨功夫”，只要有耐性坐得住冷板凳，勤于访求查证，人人皆可为之。当然事实上大多数人急功近利，下不了这种功夫，所以搞考证的人也就“物以稀为贵”了。写《〈 红楼梦 〉新证 》，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背景，在写作过程中，周汝昌共查阅了近千种书籍，他读燕京大学时正值精力充沛的青年时期，燕大图书馆的藏书、资料十分丰富，他当时做起来，当然下了不少功夫，但应该说也不是十分困难。换一个人，这个工作也不是不能做。
周汝昌考证的独特性、个性，或者说除了周汝昌，换一个人就简直不可思议、无法成就的，并不是这种资料的搜寻归整，而是对搜寻到的资料作分析和判断，从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也就是“考证”两个字的本来意义。考证功力的强弱高低，主要从这个方面表现出来。这可不是“笨功夫”，而是对考证者学识、才情、悟性等综合能力的全面检验。周汝昌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远远胜过了其他的考据性专家。
这在第二章“人物考”之第二节“迷失了的曹宣”和第三节“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中得到最有趣的体现。
乾隆元年至九年奉旨刊行的清代官书《 八旗满州氏族通谱 》中说曹玺生有二子，分别叫曹寅和曹宜，后来的《 八旗画录 》说“曹宜：字子猷，号筠石”。周汝昌通过对清宫奏折档案等材料以及诸多清人诗文集的深入考察，发现曹宜的生卒年代和其他一些提到他的材料对不上：“‘曹宜字子猷号筠石’的这位先生分明是死了，不该到雍正十三年（ 1935 ）乙卯还在作‘护军参领兼佐领’的官，并且还受诰追封他的祖父曹振彦为资政大夫，妣氏欧阳、袁氏二祖母为夫人……有了这样的硬证据，我们才敢判定：曹子猷万万不就是曹宜。”
接下来的推理，周汝昌发现了一个被历史烟雾尘埃遮蔽的秘密：其实曹玺应该有三个儿子，除了曹寅和曹宜，还有一个曹宣，他才是“字子猷，号筠石”的曹玺次子，而过继到曹寅寡妻名下的曹睿浔旧甘遣苄皇遣芤恕Ｕ庵挚贾げ唤鲆愿髦质妨献飨感乃蜒啊⒈瓤保剐杈弑阜岣坏墓糯幕兜鬃樱朴诹耄しⅰ傲楦小保圆皇墙欢阉啦牧献餍问铰呒虻ネ评淼摹八揽贾ぁ彼鼙饶狻Ｈ绻赜诓苄耐瓶迹骸 �
我忽然想起根据子猷的“猷”，逆推出曹二先生的名子（读者注意：这里用“名子”而不用“名字”，是为了区别“名”和“字”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引者）来。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曹家上世都是双名，自从康熙把尔玉误写成“玺”，改了单名，他这一支就沿了下来，都是单名，直到雪芹还是单名一个“霑”字，曹二先生定不例外。第二，从“寅”、“宜”看，这一辈排的是宝盖部首。第三，这个“宀”部的字必然和“猷”字有经典字句上的关合。我和家兄缉堂（指周祜昌——引者）讨论这个问题，还未解决，不想十分钟以后，他就找着了曹子猷的迷失已久的名子：“宣”。
这种逆推的办法，虽然透着新奇大胆，可靠却是十二分可靠的，因为我们有无可动摇的根据：《 诗经·大雅·荡之什 》，第三篇《 桑柔 》，第八章里说：
秉心宣猷，考慎其相。
这里“宣猷”二字，正如第一节所因《书经·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两句是曹荔轩名字所由来一样，就正是曹筠石名字的真出处。……“宣”是宣布表现，“猷”是政谟或主义，梁朝有“宣猷堂”，后来“宣猷中外”“宣猷布政”都是常用的字眼了。与“猷”字有现成关系而又是“宀”部首的，只有这个“宣”字。我们绝对可以大胆地，但很安心地，下结论：
曹宣，字子猷，号筠石。
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典故出自《 尚书（ 书经 ）·舜典 》；曹宣，字子猷，号筠石，典故出自《 诗经·大雅·荡之什 》。这正是古代文化阶层起名和字的习惯，当然今天的读者，教育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都变了，对这一套会感到有些陌生，理解起来要费一番周折。前面叙及周家的子弟起名、字、号，也是与《 易经 》、《 诗经 》、《 尚书 》这些儒家经典中字句有关的。
周汝昌这种没有找到文献“实证”而单凭“悟性”的考证方法，当然会让一些脑筋和智商比较刻板的考证专家大不以为然，他们往往标榜乾嘉学派的“严谨”，拘泥于考证的“规矩”，说“孤证不立”，更不能“悬断”，等等。因此，这个被周氏兄弟“凭空”考证出来的曹宣，自从《〈 红楼梦 〉新证 》问世后，就不断地受到红学界的讥讽和批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冯其庸和李华发现康熙二十三年（ 1684 ）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的未刊稿本《 江宁县志 》卷十七《 曹玺传 》，其中说：“仲子宣，官荫生，殖学具异才。”曹宣的名字才白纸黑字赫然呈现。
这当然是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例”。但它提醒我们，对周汝昌考证工作的特点，对他的考证思路，必须打破常规，“另眼相看”。
在第三节“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中，周汝昌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曹畋臼遣苄亩樱窃诓芤筒茱J相继死后从侄儿过继到曹寅寡妻名下作螟蛉之子的，周汝昌因此联系到小说中写贾母和贾赦、贾政的关系：“《 红楼梦 》里有许多问题，在不知道曹钍枪谈芤庖坏阋郧埃疚薹ǘヒ参闯颜庑┪侍饪醋魑侍狻Ｖ懒苏庖还丶螅帕孛靼琢诵矶嗍鹿省２苎┣鄣谋试谡庖环矫嫫奈蓿踩肥凳遣灰卓吹贸龅摹６琳卟幻庵乱桑翰茴——即贾政—— 是过继的，这也罢了。但《 红楼梦 》明明叙着贾母有两个儿子，那么贾赦是谁呢？难道也是过继来的么？如何交代他呢？贾赦位置的难懂，确是问题的核心。其实，如果贾政是过继的话，贾赦的位置固然似乎难懂；若贾政非过继，贾赦的位置才是真正难懂了。”
周汝昌接着举了小说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贾赦是长子却另居别院、贾赦与贾母的关系不好懂，等等。又如第七十五回尤氏窃听邢德全等聚赌，说：“这是北院里的大太太（ 指贾赦之妻邢夫人——引者 ）的兄弟抱怨他呢。”周汝昌质疑道：“读者看惯了这些话，也许觉得似乎无甚奇特，但假如熟悉大家庭的情形的话，一定知道‘这边’‘那边’，‘北院里’‘西院里’，这都是同族各支的称呼；从来没听说一家只有两个儿子，又没分家各爨，而把‘这边’‘那边’挂在口头上，分得这样一清二白的。”
考证的结论是：从生活原型来说，贾赦根本就不是贾母的儿子。贾赦和贾政，本是同生，都是曹宣的嫡子，而贾政（ 原型即曹睢 摺。┱庖桓龀黾逃诩帜福ā≡图床芤哑蕖摺。┫迪隆Ｄ敲床苎┣畚裁匆鸭稚夂图终夹闯杉帜傅那锥幽兀恐苋瓴治隽烁髦衷颍骸 �
一，为了写作结构上的方便。他提过“长子贾代善袭了官”以后，接着便专叙本支。而“次子”呢？其名字生死支派则一字不提！二，一方面为方便，绝口不谈另一支的事，而一方面又不愿全使事实湮泯，所以又故意提出“长子”一词，使人知道尚有“次子”一支在。第三，因有贾琏和凤姐在荣府的特殊关系，这也使曹雪芹不能不写到贾赦，而无法把贾政写成独子。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