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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的日子里，张伯驹把一班还能演奏“十番乐”的中国古乐合奏者召集起来，让他们把各种各样吹、弹、拉、敲……等的民族器乐的旧曲恢复起来，希望能贡献给纪念大会。因为《 红楼梦 》里贾母就曾经让戏班子演奏“十番乐”，而到60年代，这已经是濒于绝响，快成广陵散了。
一天，周汝昌和四哥周祜昌应邀到张府欣赏演奏。到了丛碧主人的居处，已经是傍晚时分，一进客厅，就看到满厅都是客人，满地都是钟鼓丝竹乐器。张伯驹一见周家兄弟，立刻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说：“红学大师来了，请你们演奏一曲拿手的，请他们欣赏吧。”客人们立刻各自拿起不同的乐器，众音齐奏，又有错综变化，在余晖晚照中，真让人飘飘然，如聆赏太虚幻境里的“仙乐”。张伯驹拜托周汝昌向筹备会推荐这个“乐班”，说大家都愿意为大会义务表演。
可惜，周汝昌虽然向有关人士推荐了，却没有受到重视，张伯驹的一番美意落空了。那些能演十番的音乐家们，也就带着他们的绝艺逐渐与岁月一起凋零了。
1958年张伯驹八十大寿，晚境败落凄凉，又无子息，只有和老伴潘素在饭店设酒席，招来几个还没有零落尽的故交老友同饮一杯。一张长案，张老打横，来客列坐两边，周汝昌被安排坐在左边第一个座位。酒席间觥筹交错，词赋弦歌，人虽不多，倒也有一番“江南逢李龟年① ”的热闹。
谁知还真出来一位“李龟年”：一个坐在长案那一头的老者，走过来向周汝昌俯身低语：“曹雪芹的事，我知道一点—— 等有机会细谈。”
周汝昌当然迫切关心，过了一些时日，这位老者应邀到周家访谈。老者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我姓尚，名克恭，字养中，是清初封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代。家住西城“六部口”（ 北京城内地名 ），人称六街口尚家，是世家望族，京城老辈无人不知。尚可喜生有七个儿子，排行第七的名叫之隆，我就是之隆的后人。之隆是额附，就是俗话说的驸马爷。
之隆本来生得黑，像个铁蛋。有一次宫内开宴会，之隆当差行酒，斟到了公主面前，公主见他那黑样儿，不觉露齿而笑。正好被顺治皇帝看在眼里，以为公主喜欢这个黑小子，就在宴后下旨，把公主许配给之隆了。
我小时候，家里长住着一个客人，他没有家，我家就是他的一个家，好像沾亲带故，可我没弄清是什么亲戚。家里人上下都叫他曹大哥。这位曹大哥性情有点孤僻古怪，独自住一居室，不怎么和别人接触，见了面话也不多。不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其实心肠挺热乎，说得投机了也挺能说。而且，小孩到他屋里，他也从不嫌烦。
曹大哥爱看书。我们尚家的书也不少，经史子集、诗词野史都有。他的学识丰富渊博，家里有了文墨事，遇上疑难，就去问曹大哥，都能解决。他还爱看小说，口才挺好，遇上高兴，给孩子们讲故事，挺让人入迷。他能讲好多故事，就是从来不谈《 红楼梦 》。
家里人问他为什么对《 红楼梦 》避而不谈，他老是摇头。后来被逼问得急了，他才说，我不谈《 红楼梦 》，因为书里写的是我家里的事，我其实是曹雪芹的后代。我这一支上辈是他与一个丫鬟生的，家族里排挤他，不承认是曹家子孙，就断绝了关系。我没有家，一直在你们府上存身，根子在这儿。
这部书犯忌讳，有人想毁了它，说是淫书邪说。现时世上传的，后半截是别人写的，是假的，把书给糟蹋了。曹雪芹病死，实在和这桩大事相连。这里头故事多了，不好讲——我也不愿讲，讲了没人信，还会惹事。
你们总问大观园是真的吗？到底在哪儿？其实就在“宫门口”。这宫门口地方有一处废园遗址，破败了，就剩下假山的土堆，下边是一个干了的池子的痕迹。我小时候常到那儿去玩，爬到土山顶上。如今盖了新楼，怕是连点痕迹也没了。
周汝昌听了老者的讲述，有点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查证历史典籍，发现尚家的确有之孝、之舜、之杰、之隆等名字；《 清皇室四谱 》中真记载尚之隆是驸马，不过不是顺治皇帝的女儿，是顺治堂兄承泽亲王硕塞的女儿，自幼养在皇宫内，后来加封为和硕公主。而且，后来尚之信参加吴三桂的叛乱，清皇室竟特免了尚之隆的连坐罪，还晋封为太子少保……
而所谓“宫门口”，周汝昌后来也发现真有来历，是明代朝天宫的入口处。这座宫殿原在北京白塔寺、苦水井（ 后改“福绥境” ）一带，建筑规模和范围都非常宏大雄伟，后来才颓圮毁灭了，但留下的“官园”、“葡萄园”等地名，是原来宫里园圃的一部分。到了清朝，这一带有两三处亲郡王府，其中慎郡王和他的后嗣质郡王府就在其中。
往后又考证出来，慎郡王就是《 红楼梦 》里北静王的原型。
这位尚老人讲述的曹大哥的奇闻轶事，还真有点意思。
后来，周汝昌把这段内容整合到了曹雪芹传记《 文采风流曹雪芹 》中。
3人缘履痕雪泥鸿爪
从1954年返京到1966年“文革”这一段时间，周汝昌的人生行履，前面的章节已经“追踪蹑迹”有所涉及。下面再将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补充叙述。
周汝昌二十岁以后耳疾就日趋严重，四哥祜昌开玩笑说：“你耳朵坏了，但有聂公为你的知音，他的姓氏是三个‘耳’（ 未简化前的‘聂’字作‘聶’ ），其中必有妙理。”这“聂公”就是指的聂绀弩。聂绀弩欣赏周汝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对《 红楼梦 》也有一定研究，而且和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有相通的地方。
聂绀弩赠给周汝昌一本自己早年写的书《 天亮了 》，当然是“新文学”作品集。不过在书的扉页上题了一首七言律诗：
老至羞谈高与荆，他人串戏我观灯。
封神有传龙须虎，水浒无名天酒星。
死所知乎春水皱，生还遂了泰山轻。
此书十几年前著，不得其平剑尚鸣。
聂绀弩还写过一首赠给周汝昌的诗，则和《 红楼梦 》研究有关：
春日撰红文未竟。偶携《新证》登香山，置酒，对榆叶梅读之，用雪芹郊行韵，寄汝昌诗兄。
客不催租亦败吟，出门始觉早春深。
经旬走笔足红意，半晌坐花心绿阴。
山鸟可呼杯底语，我书恨待卷中寻。
不知榆叶梅谁似，漫拟迎探薛史林。
聂绀弩1957年已经落难，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他上香山，一边喝酒赏花，一边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从中吸取养料，激发灵感，思考自己还没有写完的研究《 红楼梦 》的论文，还真有一番做活学问的诗人型学者的气象。所谓“用雪芹郊行韵”，是因为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 春柳堂诗稿 》中，有一首《 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诗，其韵脚用的是“吟、深、阴、寻、林”五个字。
周汝昌后来赏评说：“这真是千古第一奇句。奇在何处？你看他字字句句，一心离不开《 红楼梦 》，虽不必说他这是‘奇怀道韵’，也够得上一个‘风流文采’了。大约从乾隆年以来，无人在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写出过那么一首诗来。诗之奇，还在于他的字法句法，迥异于一般‘诗作’的平庸陈旧，俗套常言；而是摆脱老调，力创新文—— 走的是宋诗一路。只读唐诗的人是不大习惯、‘接受不了’的。例如，‘走笔’与‘坐花’成为妙对。‘走笔’还可见今人犹有会用这种传统汉文的；至于‘坐花’，那就‘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云—— 遑论其味了。说到这儿，不妨多赘几句。汉字语文之妙谛，只读‘白话文’尤其是只读‘翻译文学’的‘洋式中文’的人，几乎已经难以理解领会了，这是堪忧的文化大问题……其实，这就是汉字的‘个性’，不要硬拿外文来‘框’他……若说此皆文人墨客之事也，那么乡下老农就说‘人睡腿，狗睡嘴’。请问这‘睡’又是什么‘动词’？好了。聂老的‘坐花’太有诗趣诗味了。——‘坐花’奇不奇？难道你以为他是‘坐’在榆叶梅之‘枝头’上吗？然后，你再看那一‘足’一‘心’，尤其绝妙诗人字法。这儿有巧用。‘足’本可作‘足成’、‘补足’之动词用；但他故意以‘心’对仗之（ 都是人体部位名称 ），而‘心’在这儿就不是‘名’而转为‘动’了。‘心绿阴’，是写心境感受。汉语文的‘活’而不死，多属此例。”（《 天·地·人·我 》之《 聂公邀我进燕都 》）
显然，这仍然是周汝昌既浸淫中华传统诗文又深通英文以后，再比较汉语和西语优劣的一贯“理路”。
不过，周汝昌对这首诗还有更“宏观”的整体观照和体会：“聂老此诗，是全在他表现他的‘红学探佚学’的热情与痴情的……‘探佚’者，是研索《 红楼梦 》原著八十回后已然迷失的‘后半部’的内容情况的学科，已形成一门专学，其来源甚早，清代已有不少传闻记载，但立科命名，是我与梁归智教授的事。聂老那时尚无此名此学的确立，所以他说的‘足红意’，就是指‘要把雪芹《 红 》书的佚书找回来’——‘足’是‘完足’之义。拙著初版《〈 红楼梦 〉新证 》中有一专节申论此义，并从脂批中爬梳出几十条‘佚文’的线索。此是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探佚工作，发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杨霁云、聂老诸位甚至逐步从《 水浒 》研究而专门移向了这门新学。这就是他那首诗的背景。听说，他病重住院而逝世之前，心心念念的就还是‘足红意’的未能完成，抱恨而长行了！言念及此，不胜悼惜之情……聂老晚期是三件大事：探佚，写诗，习书法。探佚有少量得以发表的遗迹。诗是一概七律体，严格诗律对仗，精彩时现！记得的有题雪芹小像……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学者、诗人，可惜志业难酬，‘红意’竟未得‘足’，此乃中国一大文化学术损失。他是我的知音，也受我的治《 红 》、嗜诗、爱字的影响。”（《 聂公邀我进燕都 》）聂绀弩写有《 略谈〈 红楼梦 〉的几个人物 》等论文，的确体现了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立论立场，也就是对“足红意”—— 研究原著佚稿的兴趣。
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过学习书法的门径。周汝昌指点说要先从写欧阳询的楷书打基础。聂绀弩十分下功夫，练了一段，再走访周汝昌，感慨地说：“早先见人伏案练字，觉得有点儿烦，甚至讨厌。如今一‘进去’，才知道有如此广大美妙的天地！”周汝昌听了也不由得心想，聂先生的确具有诗人的本质，才会有这样发自肺腑的深切感受。有一天，周汝昌又收到一封聂绀弩写来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五彩小花的信笺，用毛笔楷书写着十首七言律诗，内容是祝贺冯雪峰六十寿辰。诗好，字也好，满目粲然，让周汝昌大为欣喜。
周汝昌还记得一些与聂绀弩的交往。一次是聂绀弩请自己在东安市场吃饭。另一次也是在东安市场，是逛旧书店，周汝昌看到一本宋代诗人陈师道的诗注本，正要拿起来，忽然听见有人说：“这是我选定了的。”周汝昌抬头一看，两个人同时“嗨”了一声，原来正是聂绀弩 —— 那时他已经被整成“右派”。
还有一次，周汝昌和妻子一起上街，又在东安市场碰到了聂绀弩。正好是中午，聂绀弩就跟着周汝昌夫妇一起走。周汝昌看他好像要到自己家里“蹭”饭，但那时儿女众多的周汝昌简直一贫如洗，就回头问妻子家里可有菜肴，妻子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聂绀弩听见了，就转身向北走了，口里说：“我去找张友鸾……”周汝昌后来著文回忆到这一段插曲，说：“他走了。我望着那踽踽凉凉的背影和步态，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与愧怍——就是此刻重提此事，也觉脸红。”（《 砚霓小集 》之《 缘深缘浅话难明 》）周汝昌家的经济状态一直十分窘迫，有一次周建临对笔者说，在成都和回京城后，因为人口多，生活老是不宽裕，吃饭时母亲就做一盘菜，放在饭桌当中，结果大家谁也不敢多吃，吃了半天，那盘菜还有很多。
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书法，曾经从周汝昌处借过三本欧阳询的字帖。后来聂绀弩落难，又过了一些年获得释放，还不忘记托杨霁云把三本字帖还给周汝昌。周汝昌看看还回来的字帖，只有一本原拓《 九成宫醴泉铭 》是自己的旧物，其他两本是另买补赔的。
周汝昌在1949年以前就与钱锺书有过交往，应该说两个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才气。在1962年11月撰写的《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还特意引录了钱锺书《 谈艺录 》里的一段话，大加揄扬。
可是，在1958年，发生了一件让周汝昌追悔莫及的事情。
当时在各种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兴起了一个新名目，叫“拔白旗”。这是因为那时提出的口号是“又红又专”，意思是一个人不仅要精通业务——专，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党组织”—— 红。凡是业务上很突出但对政治不太热衷感兴趣或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就是“白旗”，因为业务好，自然会在具体的工作单位里有威信，这样会影响那些业务不突出但政治上“红”的人掌权控制局面，所以要把那些“白旗”“拔”掉，对他们展开批判，让他们威信扫地。
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聂绀弩等懂业务的领导人都已经不在，早已靠边的靠边，入狱的入狱，主管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新领导紧跟形势，展开了大批判“拔白旗”运动，“靶子”当然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出版过的书中去找。正如前面引用过的唐翼明的文章中所说，在人文社出版的各种古典文学注解选本中，以钱锺书的《 宋诗选注 》水平最高，教条主义影响最少，社会影响最大，而钱锺书又并非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对政治保持距离的人，于是古典室的领导“决策”，就以这本书作为“白旗”的重点来“拔”，展开批判。“批判小组”正式成立，古典编辑室的人员当然都得参加，而且都要表态发言，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周汝昌当然也要发言批判，下面是周汝昌本人的回忆：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弄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1958年12月《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第241期，文章题目为《 读〈宋诗选注序〉》——引者）公开发表，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于《 宋诗选注 》，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天·地·人·我 》中《 青眼相招感厚知 》）
周汝昌这段回忆录可能写于钱锺书逝世以后，但在钱锺书生前，周先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也曾谈到此事，并希望我方便时在文章中提及其中曲折，说明真相，以取得钱先生的谅解。不过笔者不太了解详情，也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因此没有落实。
以写《 边城 》而蜚声中外的作家沈从文（ 1902—1988 ），在20世纪50、60年代，因其写作的内容、风格、趣味都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格格不入，而被迫放弃了写作生涯，转而去故宫研究古代服饰。从新政权来说，这已经是“废物利用”的宽大优待政策了。从沈从文自身来说，倒也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后来也成了古代服饰等考古方面的专家。
因为研究古代服饰，所以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发生了关系。周汝昌因此也和沈从文有了一段因缘。
从1962年开始，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工作筹备处在故宫文华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