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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就这样结束了“五七战士”的生涯，平常不搭理自己的“左派”们见了他也眉开眼笑了。马上要回北京回家了，却又觉得并不想立刻就走，这待了十一个月的地方，反而让人顿生留恋之情，干过活的山坡，唱过反二簧的田头水边，都不由得去再走一走，看一看。这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到小卖部买了平常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个桃子的，一个梨子的，坐在一个老树根上自己慢慢品尝，一边向这片土地告别。
接近启程的日子，到队部领了公函，再步行往某号“高地”（ 那时都是仿效军事编制，故名 ）总部去办手续。一路上都是丘陵地形，坑坑洼洼，起伏不平，但走得自然还是兴高采烈。总部接待的人很和气，说要等到下午才能开回京的公函，就在这儿吃点饭，中午还有一间客房可以休息。这个接待的人后来知道名叫张宗禹，而且再往后也回到北京，竟和周汝昌住进同一个院子。
下午得到了回京的公函，打开一看，又让周汝昌大吃一惊：“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公函上漏掉了“文学”两字。
离开干校那一天，要起早步行到县城的火车站，前一天晚上特别嘱咐值夜班的孙用叫醒自己，这是过去周汝昌家经常开口借钱的老同事老邻居了。其实不用叫早早自己就醒了。一些有力气的同事早已把行李、木箱、杂筐等都搬上平板车，厨房已经熬好热粥，大家饱餐一顿，天还没有大亮就动身往车站走。
拉车的小伙子叫彭庆生，本来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小将”，在出版社时一度也曾经造反掌权，到了干校不知何时成了“五·一六”分子① ，这时正在挨整，队部派他拉车送周汝昌，也是一种“改造”方式。拉一平车重物走几十里路，并不容易，不过那时彭庆生年轻力壮，也不太在乎。
彭庆生在单位对周汝昌就不错，当时出版社的一个姓高的司机也是造反派头头，发誓要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彭庆生就坚决反对。去咸宁干校的火车上，彭庆生对周汝昌也很照顾，让他在空位上躺着休息，还送来毯子。到了咸宁后，见周汝昌带的衣服不够，又把自己的棉大衣送来，并说“脏了也没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彭庆生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为评职称，为自己写的古代诗学的著作，都找过周汝昌。有几年，大年初一，还从郊外赶过来到周家拜年。
可能是运气来了，在火车站周汝昌也碰上了好人。到了车站已经中午，不卖车票了。但周汝昌把证件给窗口里面的女售票员看，这个人居然破例照顾说：“我先卖给你一张吧，省得你一会排队挤得累。”而且说先把手提包寄存在售票室内，可以空手走走，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周汝昌真的寄存了包裹，到附近的商店逛了逛，还买了些湖北的小物品作纪念。
车上人不拥挤，很清静，那早已和“大串连”（ 1966年8月以后一段时期，曾有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免费乘坐火车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此后一两年内也有各地学生以“造反”名义的互相串连 ）时期完全不同了。周汝昌刚上车落座，又上来一个回京探亲的姓袁的干校同事，递给周汝昌一封信。一看原来是四哥祜昌刚寄到咸宁的信，不知是哪一位同事好心，知道周汝昌已经上车回京，托人捎来。好像一时间万事都“六六大顺”了。
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下面是周汝昌回忆离开干校前的两个插曲：
等到他（杨霁云）从干校返京了，他时常走来看我——1970年我忽奉周总理特电调回北京，消息立即轰动了“向阳湖”畔，第一个来向我致意的便是他。他很高兴，几句话，作别而去，意甚珍重。他还猜度说：“大约是要出一部《 红楼 》‘样板’本。”
他常州口音浓重，我又耳背，南音听不清，他右手不能写字（因病），不惜以左手“写话”给我，一笔一画，吃力而一丝不苟地写着。
在一旁的我，实在感动。（《 难忘杨霁云先生 》）
上路了。辞别了碰上的人们。到出“村”路口，见林辰先生小凳子坐路旁——那是派的守路口盘生人、防私逃的职务。我向他作辞，他坐着不动，冷冷地点头示意。（他与孙用系原《 鲁迅全集 》编辑室的人，后调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在先，他还视我为“学者”，见了就笑而示意；后来“文革”他对我有看法，曾大嗓门批判我，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反动的知识分子”。在干校又住同屋，极少理我，颇有“敬鬼神而远之”之雅致了。）（《 天·地·人·我 》之《 干校惊雷 》）
1970年9月5日上午，周汝昌回到了北京。毛淑仁还以为周汝昌是十二天的探亲假，听说从此再不去湖北了，不禁又惊又喜。她曾经向人打听过，下干校的人还能不能回来，别人回答是：多半回不来了。
周汝昌拿公函到朝阳门内大街的文化部老楼去报到。一位“留守”的人员看了公函，立刻打电话，周汝昌只听见一两句：“……周总理指示的……这很重要……”可是谁也不知道应该把调回来的周汝昌安插到哪个单位。后来就在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挂”着等候。那时，出版社里只有几个专门印制“样板戏”的留守人员在底楼办公，二楼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在二楼给周汝昌开了一间屋作办公室，只见尘土已经积了寸许厚。但周汝昌在这间办公室也不知道该办什么公。而且，也没有人来管他，连军宣队的领导见了面，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说：“周汝昌同志，你还要继续革命呀！”
军宣队也曾经让周汝昌写了个报告，说一下自己想做什么工作。报告写了，交给军宣队了，但后来也没有下文。再往后，军宣队也走了。周汝昌更感到茫然惘然，不知所措。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代理社长王致远抱来一包诗人郭小川的诗集，让周汝昌看看。后来又陪着郭小川来看周汝昌。周汝昌只记得王社长看着桌子上的诗集，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再出了。”周汝昌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苦笑一下。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处境艰难，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怎么会突然想到调一个既没有遭遇特大冤案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的周汝昌回京呢？调回来又有什么目的和用场呢？以后又为什么长期“冷处理”呢？这的确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当日在出版社、文化部、干校，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谣言……不知道周汝昌有什么来头。问题是，周汝昌自己也莫名其妙，不仅在当时，直到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也仍然没能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内幕”也许只有将来文革档案全面开放以后才能知晓，或者将是又一个“千古之谜”。不过，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让人寻味。美国纽约州宾翰大学历史系教授露克珊·维特克，1972年8月访问中国时曾与江青多次长谈，后来根据采访笔记写了一本名为《 江青同志 》① 的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rade Chiang Ch'ing》written by Roxane Witke，1977，p282
Little，Brown and pany Boston…Toronto
“The value of subsequent criticism has been uneven。 One contemporary critic named Chou Ju…ch'ang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New Verific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lthough his point of view was close to that of Hu Shih's group，his one advantage was to have used the archives of the Ch'ing court。 Despite flaws in his method of verification，the book is still worth reading。 When Chou Ju…ch'ang was attacked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he tried to protect him （she added quickly that until now she had never admitted that to anyone）。
最上面两行是书名《 江青同志 》和书的作者姓名、出版年份及出版单位，以及引文所在的页码。
下面的一段原文，翻译成汉语是这样：
持续不断的文化批判很有意义，也并非毫无波澜。一个当代的批评家，名叫周汝昌，他写了一本叫《〈 红楼梦 〉新证 》的书。尽管他的观点与胡适派比较接近，但他的一项进步是运用了清代宫廷的档案材料。虽然他的考证方法有缺陷，但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当周汝昌在文化革命中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她曾努力保护他（ 她很快又补充说，这件事直到现在为止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
这是江青1972年8月和维特克的一段谈话内容。江青在谈话中大谈《 红楼梦 》，以及1954年的批俞批胡运动，说到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并且肯定这本书的价值，这其实反映的是毛泽东的观点和态度，江青不过是鹦鹉学舌，本来也并不稀奇。但她说她曾经保护周汝昌在“文化大革命”中免受攻击，并且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这一点，则是颇有意思的。
根据前面所叙述过的毛泽东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以及1954年对周汝昌予以保护的情况，可以说江青有关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的这番谈话，也一定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和态度。毛泽东欣赏《〈 红楼梦 〉新证 》，在文化部系统多年来早已是口耳相传的事了：
过后，记不清哪年了，反正是“文革”之后，有一次霁老（杨霁云——引者）来访，不知怎引起的，他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我不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我这名字倒着写！”如今周汝昌没成“反革命”，你的名字怎么写了？周汝昌写出了一部《〈红楼梦〉新证》，毛主席称许过——你×××写得出来吗？
霁老言下，义愤不平之气满座洋溢。
他又曾说：《 新证 》出后，颇有人横加訾议批判。唯有毛主席是《 新证 》的知音。（《 难忘杨霁云先生 》）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所谓周总理办公室的指示，其动因可能来自于毛泽东和江青，是他们通过周恩来调周汝昌回京的。因为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是行政职能部门。毛泽东是非常喜欢《 红楼梦 》的，江青也称自己是“半个红学家”，与维特克谈话之后，1973到1975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评论《 红楼梦 》的热潮，各报刊发表了大量“评红”文章。客观地说，毛泽东关于《 红楼梦 》的谈话，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其实也都是来自《〈 红楼梦 〉新证 》或受其启发的。
四：八十年代：走向辉煌
1倡导《红楼梦》新版本
周汝昌1970年9月回京之后，还真有点像进了“红色保险箱”，逍遥自在。不仅接踵而至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变化如“一打三反”、“九·一三”事件等与自己无关，儿女也都工作的工作，插队的插队，虽然难免牵肠挂肚，但既然全国人民都一样，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全国人民都逐渐开始对“文革”怀疑和反思，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强的地方，更是如此。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动起来，“人情味”慢慢有所恢复，不像“文革”热潮时那样互相提防和敌视了。
周汝昌最上心的，当然还是搞了半辈子的《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研究。他一回京，就在向军宣队递交的报告中提出，要为《 红楼梦 》搞一个新的校本：“我的报告不是别的，就是请求给我一些条件，以期完成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这份报告，看来并未上达周总理，中间被人扣压了。我只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设法再由其他渠道上达总理，竟拖了下去。”（《 天·地·人·我 》之《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
此刻自由无事，自然又可以私底下重理旧业了。首先将一些资料整理归纳，准备对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加以补充修订，将一些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材料予以增补，加深加细。另一方面，这一段的精神也比较愉快，对那两句硕果仅存的曹雪芹佚诗，兴之所致，拟补成三首完整的诗。这又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呢？
原来曹雪芹有两个好朋友，是敦敏、敦诚兄弟，他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从血统上说是清朝贵胄的后裔，但由于阿济格被顺治帝赐以自尽，并被黜去宗籍，所以敦氏兄弟又是没落的宗室子弟，与曹雪芹有相似的身世之感，家族之恨，彼此颇多共同语言，因此来往密切。敦诚作了一个传奇剧本《 琵琶行 》，内容是演绎唐代诗人白居易长诗《 琵琶行 》的情节。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1762 ），曹雪芹在敦诚家的西园观看了“小部梨园”（ 戏班 ）演出这个戏曲后，曾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没有保存下来，但敦诚在笔记中记下了其中的两句：
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几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
白傅就是白居易，他作过太子少傅。他有两个侍妾叫樊素、小蛮，善能歌舞，白居易曾有诗句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曹雪芹这两句诗是说如果白居易的鬼魂看到了敦诚的剧本，一定会高兴得让樊素和小蛮粉墨登场，扮演剧中角色。
曹雪芹原诗的前六句到底是什么呢？这当然是引人遐想的。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家世已经多年，又天赋诗才，这一阵从干校提前回京，情绪自然很好，就以曹雪芹留下来的两句诗作末联，足成了三首：
一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尊那勒感茫茫。
西轩鼓板心悲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二
雪旌冉冉肃英王，敢拟通家缀末行？
雁塞鸣弓金挽臂，虎门传札玉缄珰。
灯船遗曲怜商女，暮雨微词托楚襄。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三
相溽久识辙中鲂，每接西园酒座香。
岐宅风流柯竹细，善才家数凤槽良。
断无脂粉卑词品，渐有衫袍动泪行。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周汝昌这三首诗结合自己考证曹雪芹家世的一些情况，如“英王句”追溯到敦诚的祖先阿济格；“虎门”句，则来自敦诚《 寄怀曹雪芹 》中的“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虎门用周代国子学的典故，指清朝的右翼宗学，当年敦诚兄弟曾和曹雪芹在那里长期相聚。同时又巧用典故，如“岐宅”句用杜甫《 江南逢李龟年 》中“歧王宅里寻常见”诗意。三首诗都写得古色古香，气格雄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这当然与周汝昌深厚的古典文化和文学素养分不开，同时也和当时周汝昌比较愉快的心境有关，诗为心声，的确不错。
过两三年，下干校的人逐渐回到原单位，同时“文革”也越来越不得人心，虽然在中央上层“四人帮”仍然猖狂肆虐，在民间社会则已经失去了基础。普通老百姓包括一些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不再是“文革”前期那种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的状态，有一些头脑的人都在冷眼静观以待变。亲属和朋友之间也渐渐恢复了来往。周汝昌和张伯驹、吴恩裕等在京的老朋友也开始互相走动。从周汝昌1970年9月回到北京，到1976年10月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后“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六年中周汝昌为红学积极努力，值得一提的事情有以下几端：
在周汝昌打报告给军宣队请求搞出一个新的《 红楼梦 》文本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戴鸿森也由干校回京了。有一天，戴鸿森对周汝昌说，他偶然看了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 石头记 〉 》影印本，改变了原来的观念。他本来也溺于一般的流行观念，《 红楼梦 》就是《 红楼梦 》么，读通行的文本就行了，还搞什么版本？看了脂批抄本，才知道原来与通行的程乙本《 红楼梦 》差别这么大！“原来俗本这么坏，和真本有这么大的不同，竟一直被它骗了！”
这当然与周汝昌治红学最基本的学术立场一脉相通，彼此有了“共同语言”。周汝昌乘机和戴鸿森商量：我们应该出一个好本子。戴鸿森立即表示赞成，并且开始十分积极地联系活动。首先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系，因为这是当时最有权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