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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周汝昌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文化意义。
2005年7月5日于大连痴慧斋
附录一：传主与作者
作为本传记的作者，与传主周汝昌先生交往的史迹，本来分散在各章节中。编辑建议抽出来单列一章，以方便读者阅读。那就作为“附录”吧。
笔者属于插队知青那一代人，1966年“文革”爆发时，还是个高中学生，1968年12月下乡插队，辗转蹉跎，浪迹江湖，到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姚奠中教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作毕业论文时，本来并没有要作《 红楼梦 》研究，由于1980年暑假写了一篇《 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 》（ 后发表于香港《 抖擞 》学刊1981年第1期及1982年《〈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9辑 ），引发了探佚《 红楼 》的兴趣，又写了一篇《 史湘云嫁贾宝玉说 》，寄给了周汝昌先生，周先生于1980年10月31日赐函，予以热情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成了《〈 石头记 〉探佚 》，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是我第一本学术著作。自此以后，与周先生墨缘不断，一直延续至今。
1980年12月18日，笔者写了一首步《 红楼梦 》白海棠诗韵的七律寄奉周先生：
红海飞潜众妙门，觅来珍异贮金盆。
芹溪恨未窥新证，脂砚情多返旧魂。
探佚始知花有影，续貂焉得玉无痕？
缟仙有翼今宵去，立雪乞梅月不昏。
周先生看了以后很高兴，又来信说让我用毛笔写成条幅寄给他，并且随信寄来一幅写在宣纸上的手书诗作，让我转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意思示范我如何写条幅。但笔者的书法没有功夫，最后只好恳请导师姚奠中先生代书，才完成了这一任务。
附带一提，罗元贞（ 1906—1993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好诗词，曾给毛泽东寄信建议毛改《 长征 》诗中“金沙浪拍”为“金沙水拍”，获毛亲笔简短回信，但终因“组织反动诗社”被公安机关侦办而入狱。他出狱后素志不改，仍给全国认识不认识的“诗家”经常写信寄诗，他给周先生也寄过不少诗，并要求回赠，周先生大概一直未回，此次借机会手书答幅让笔者转也，所书内容即周先生颇为得意的那首“千年一见魏王才”七言律诗。记得送到罗教授家，罗先生看了后对我说周先生没有盖印，不很满意。
第一次见周先生，乃1981年夏秋之际去北京，专程到周府拜谒，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楚。1999年12月25日笔者写过三首诗，回顾最早两次拜谒周府的情况：
欲拜周公访路标，狞眉青面女官僚。
芳园幸会邓编委，指点前街杨柳飘。
注解：1981年余初谒周宅，不知确址，因往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人事处询问。不意办公室之女干部态度甚恶劣，不仅不肯相告，且云这些人归我们管，不通过我们怎能私访云云。余又赴恭王府《〈 红楼梦 〉学刊 》编辑部，幸遇邓庆佑先生，相谈甚欢，始知周宅在南竹竿胡同某号。邓先生且送余出王府大门，为指明路向焉。
胡同轻叩竹竿南，想象潇湘凤尾间。
传语老周杂院坐，不知劫后正攻关。
注解：余入南竹竿胡同113号，见院中住户甚多，乃推一门而问，一中年男子出，貌状甚俗。闻余问周汝昌先生，乃指上厢房为老周家云云。余见周先生正于廊下负暄执卷坐读也。
京华半月戏研班，心证怡红去又还。
求得法书归镇宅，双星犹唱奈何天。
注解：1984年再谒周府，取回电视剧《 红楼梦 》八十回后打印脚本及周手书条幅一卷，所书者乃去年《〈 石头记 〉探佚 》问世后先生赋七绝句其中之两首也。诗末句谓北京昆曲研究院为戏曲研讨班演出新改编之昆剧《 长生殿 》。曹雪芹创作小说深受《 长生殿 》之影响，余探佚考论贾芸、小红即所谓“双星”，证合宝玉、湘云劫后姻缘，乃化用《 长生殿 》末回“重圆”中牛郎织女证合唐明皇、杨玉环情缘之情节，此亦大巧合事也。
第一次去周先生家，周家刚搬迁入南竹竿胡同不久，这是周先生一生搬迁几次中最惬意的一处住宅，是夏衍住过的房子。我至今清楚记得，时间已到午后，周先生坐在古色古香的居室门外花廊下，坐着凿花雕空的仿古式高瓷凳，旁边是瓷桌，手执一卷线装书，正凝神阅读，那形象颇有一点古代书生的风范。
笔者生性比较拘谨，初见周先生当然也是“执弟子礼”的，不可能过分“脱略形迹”，记得带了一瓶山西的酒去。这第一次面谒，印象最深的一是周先生对笔者当时的导师姚奠中先生的胸襟阔朗、有容乃大深表敬佩。因为那时周先生已经看了我寄去的姚先生给《〈 石头记 〉探佚 》写的“前言”，姚先生在这篇“前言”中开头就说“我不喜欢《 红楼梦 》……”却对拙著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是周先生鼓励说要坚信探佚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深入搞下去，并说：“这是可以不朽的！”那种情不自禁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不过这也反映了周先生对自己红学体系的高度自信。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本来也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应该说周先生也是深受这种传统意念影响的。“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大罪状，就是引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走白专道路，如果要“抓小辫子”，周先生说的这句话可是够典型的。
在周先生赴苏联访问前数月，即1984年7月21日至8月6日，笔者从山西大学去北京参加中国古典戏曲研讨班的学习。那个时期，大家还真有点一心追求学术的气氛，像这么长时间的学术研讨班，现在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一次去北京学习，时间又较长，当然要去拜访周先生了。时间是7月22日，也就是到北京后的第二天。那天在周先生家主要的谈论话题是探佚方面的内容。讨论八十回后佚稿中贾家败落有朝廷政治斗争的背景，是“王爷一级”的争斗，即北静王和忠顺王的争锋影响了贾家的命运，周先生说贾宝玉的几个朋友柳湘莲、冯紫英、蒋玉菡都值得研究，同时强调要多了解清代历史。那时上海的徐恭时（ 1916—1998 ）先生也发表探佚文章，周先生认为徐先生用功很勤，但拘泥于情节、细节猜测，站得不高，缺乏更宏广的眼光 ——对曹雪芹精神境界的理解，周先生说：“这是批评朋友了。但不要做另一个徐恭时。”
这是笔者第三次见周先生了。此前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的讨论会，笔者已经参加，自然见到了周先生。那一次参观大行宫小学——曹家西园遗址，宋谋瑒先生在现场拾了一块老砖给周先生带回了北京，周、宋两先生都写了诗，记得周先生有一句诗是“残砖一片君能惠”。会议结束后我也写了一组七言绝句寄给周先生，其中两句是“小卒过河发妄语，痴情方许说红楼”。
1984年7月22日去周家时，我预先在街上买了一整张宣纸，请周先生赐写一张条幅，内容即从周先生贺《〈 石头记 〉探佚 》出版而写的七首绝句中选。周先生想了想，对我说，可以写两首，问我写哪两首。我回答说写第二首和第六首，并拿钢笔默写到纸上，因为周先生写诗自己一般不留底稿。我之所以选第二首和第六首，是觉得第二首是对自己的“评价”，而第六首是体现做学问的“品格”。如果两首都选谬赞的诗句，其实不一定合适。
那时电视剧《 红楼梦 》的剧本已经有了第三次的修改稿，我也正在写《 被迷失的世界——〈 红楼梦 〉佚话 》（ 1987年11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稿，其实就是为电视剧八十回后依据探佚思路改编作理论阐释。因此我向周先生借来了八十回后剧情的几册脚本作参考。那时候周岭（ 1949年生 ）负责写八十回后剧本，他很尊重周先生，每一稿都送给周先生请提意见。8月2日去周府，周先生给电视剧演员们讲课去了，不在家，只是从他女儿（ 可能是伦苓 ）手中接了条幅和剧本后就出来了。
1983年7月4日，笔者写成了一篇长论文《〈 红楼梦 〉·悲剧观·国民性 》，这是准备提交将于11月23日至28日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后来改题为《〈 红楼梦 〉的两种悲剧观 》收入1992年版的《〈 石头记 〉探佚 》。论文本来已打印提交会议，但周先生回京后来信说从南京寄回北京的邮包出了问题，故又重寄了一份打印本去。周先生读了论文后于1984年2月4日回了一封信。在周先生给笔者的一百多封信中，这封信颇有代表性，全璧录次：
今早接来札（并打印本），今下午适复奉到奠中先生朵云（过去对书信的雅称——引者），因而终日欣喜。——欣喜之中又有感慨叹息。大约这就叫“病态”吧？
我今日原是到一处饭店开《红楼》学刊之编委会，因身体未全复，发完了言也不愿去享大餐，就告辞回“府”了。加上下午会客人费精神……但还不顾疲乏地、艰难地阅读了你的论文。这是傻事，也是痴情。平生不自“爱惜”精力，不知“保养”如此。
论文好极了，我说不尽的高兴。我多年内心有此愿望，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讲一讲这个重大课题。但有心无力。去年“学刊”索稿，我仅能从“妇女观”的角度来衡量原著与续书，写成一文。那实在浅多了。今睹（原信此处空格是讲礼貌——引者）新作，无比快慰，今夜恐又应喜而不寐。从今日一般水平说，有些同志读了也未必“震动”。曲高和寡，自古为然，虽不免增叹，然亦不必担忧。天下士，高具眼者又何限，——但我说的“和寡”，是指“现有的”红界中人耳。俟稍强，或当以诗题之。
奠中先生惠札一纸，语不多，词翰极不凡，使我倾倒。一位老教育家，一生精力付与作育人材，这是最大的贡献！又何必“著作等身”始为有其“学术贡献”乎！我向他老表示甚深之敬意。我盼望今年政协会上再与他把臂快谭一切。
汉中师院学报之拙文（好像是题作“红楼别境纪真芹”）兄已寓目乎？有何意见？
耑此拜启，灯下以点画字，不尽。祝
春吉！
周汝昌
甲子正月
84？郾2？郾24夜
兄之文字极好，文中只有一句，拙意以为可改。即不要说“将甲与乙进行一下比较”只说“将甲与乙比较一下”。（在第一个“比较”上面和第二个“比较”下面又添写“对比”。——引者）
临缄又及
笔者之所以说这封信颇有典型意义，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出周先生好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考证派”，而是对理论思维极富兴趣和敏感，深知理论思辨在红学研究中非常重要，也是解决“根本的问题”的。第二，他对于真正有水平有道德的人非常尊敬，绝不以名位、地域等外在的东西作为衡量标准，绝不拿“京都名学者”、“中央机构大专家”的架子。第三，他对于自己暂时的不足之处毫不掩饰，而是深自反省，见贤思齐。第四，他对于“现有的”红学界中人估其斤两，颇有“知人之明”。第五，他对“曲高和寡”的历史真实有正确的了解和深沉的感慨。第六，他对自己所欣赏的后辈也不是一味地“溢美”“捧杀”，而是不客气地指出其需要改进的地方，即使是微末之处也不放过。
很快，周先生又寄来了两首五言律诗。第一首是《 赠归智学兄·题所著新论文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下浣”：
谁谓平生愿？今朝见此文。
箭因穿七札，笔遂扫千军。
示狗明貂尾，呼鸡洁鹤群。
大悲无鄙事，弘道显奇勋。
第二首题为《 再赠归智兄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廿六午刻”：
无憾平生事，何忧吾不能！
鹓林怜鼠腐，野畔服芹欣。
大业千钧系，微怀百感承。
中宵非自语，相照有书灯。
笔者于3月1日步原韵和了两首：
一
羞弄班门斧，难为冰雪文。
情痴悔九死，气壮驭千军。
孟浪宁随俗？孤明自不群。
春江潮又起，赤壁拜司勋。
二
浩气君真养，痴情我亦能。
神京飞雨润，陋室沐云馨。
微意脂芹系，覃思庄老承。
中宵无朗月，萤火自春灯。
4月10日笔者又收到周先生于“甲子三月初八夜”写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悲剧那篇文章写得好。弄理论确实难，但当今之世你想压得住阵，想服人，非得有点儿理论不行。理论靠学问，但也不是“书橱”的事。多读好书，启沃触磕、印证推衍、自生境界——还得靠自己一副好头脑好心灵，别的不过是借助罢了。但不学确是可怕的事，我自幼聪颖强记，有悟性，因而不肯刻苦读书，浮光掠影为多。至今深愧至悔，有何益哉。然我辈自知不足，故不敢狂妄。彼狂且妄者，皆自以为是，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也。红界此等最多。良可悲也。
既懂得理论重要，又强调更重要的还是“好头脑好心灵”的“悟性”；既对读书“浮光掠影”“深悔自愧”，又警惕“书橱”式的死记硬背。应该说，这是贯串周先生一生的治学之心得和经验，“绣取鸳鸯从君看”并不想密藏啬敛而切望“度与人”的“金针”宝典。但这实在是为上智的人说法，不要说下智者麻木迟钝不知所云，就是中智者恐怕也会感到难得其门而入吧？这也就注定了周先生一生都要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学者。
周先生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出版后，笔者于1990年阴历除夕写成一篇对这本书的评论文字，题为《 谁解痴中味——周汝昌先生和〈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 后发表于1990年第8期《 读书 》，收入1992年版《〈 石头记 〉探佚 》），就主要讲了周先生被称为“考证派”实际上是“文化思想派”的历史误会。对这本书的上、中、下三编分别作了评述，指出“性质何属”即“自传说”、“核心何在”即“《 红楼梦 》的思想性”、“整体何似”即“探佚学”，最后归结道：“诗人之心—— 这正是‘痴’最好的注脚。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诗的传统，‘痴’是其中的精义。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回到周汝昌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不解之缘上。……前面谈到周汝昌的‘性分’就是他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缘分’。”指出周先生说“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最后才是大小说家”，“周汝昌自己的‘性分’也恰巧具备这几种素质，那种诗人气质，悟性思维，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浮想联翩’的能力，爬梳考证的才能倒还在其次。这种与曹雪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性分默契才是周汝昌独占的优势，乃天之所钟非人力强为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
周先生读了这篇书评后十分激动，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透彻地点明了他从事《 红楼梦 》研究的“本质”和“关键”所在。笔者于1990年2月4日收到周先生于“庚午”写的一封不短的信，摘引前面几段：
立春大节之前夕，得手札，知所患转愈，且惠书评，喜甚。
前因来函述偏头痛，会此恙甚可畏，不容忽视，曾与姚先生（奠中）言之（他赠来论文集，我复谢也）。既病新痊，且属除夕良宵，乃蒙不惜心力，撰此佳文，喜何待言，转觉不安矣。
我于灯下读竟，心绪如潮。自文的角度而言，此篇亦极成功——盖以此短幅驾驭如彼内涵（所涉的、提出的，诸般课题甚伙矣），足见功力，非可一日而跻者也。自内容言，所见之角度（深度、高度），亦绝非当世俗流所能梦到。洵非凡品——此义与谬奖溢美并无交涉于我怀。嗟嗟，诚如（原信此处空格表示礼貌——引者）足下所言，高山流水，皆有“缘”在。人生得一知音，为不虚矣！
除夕为此，又以快递俾吾先睹，感切感切。
此文高层次，尚虑今之期刊编者诸公未必真懂。或竟以为“捧周某捧得太高了”，敢登乎？亦未可预卜。假如不登，此书再版时，我将置之于卷首。
此文之佳，亦在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片言居要。此皆俗流所昧昧也。
你提出性分、默契、缘分，使我心折，亦深感动。
这封信中，除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