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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沦陷期的挣扎和奋斗
1940到1941年这一年入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光，是周汝昌一生中少有的情志勃发、心情单纯快乐的日子。但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军在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瓦胡岛南部的海军基地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美日交恶，占领北平的日本人很快解散封闭了燕大。周汝昌上学才一年，又失学回到了咸水沽。
而此时的周汝昌，已经不再是无牵无挂的青年，不仅“为人夫”，而且“为人父”了。1941年5月7日（ 阴历四月十二 ），周汝昌、毛淑仁夫妇的长子喜临出生于人世。虽然是天下动荡，对周家来说，喜得麟儿总是一件可庆贺的事。周幼章很疼爱这个孙子，他毕竟是幼子的第一脉血胤，给孩子起名“喜临”，那情态也可见一斑了。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孩子患病，也就是感冒发烧一类，但后来转为脑膜炎，找医诊治，结果吃多了凉药，造成了聋哑。而且医生和家人一开始并没有发觉，到孩子逐渐长大，才发现了这个让人痛心的事实。1943年1月3日，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这次是个女孩，取名月苓。
周汝昌已经有了“家庭负担”，他失学后不能再坐在家中白吃白喝，必须找工作糊口养家。天津和北平都成了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从1942年到1945年，周汝昌先后做过咸水沽小学的教员、同立木号的司账员、为中学当编外教员给人补授功课等临时性职业。
身在沦陷区，心情是郁闷的，也未尝没有上战场杀敌报国的青年人的雄心。但是，周汝昌已经不是单身，赡养妻儿老小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没有赴大后方参加抗战，或者投奔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中，“参加革命”也是有各种机缘的，但要受各种主客观条件诸如地域、家庭、朋友、社会交往等偶然因素的制约。
但一个爱国心不泯的青年，在沦陷区苦熬岁月，那是异常痛苦的。周汝昌不愿意报考敌伪办的大学，宁愿谋点小事情糊口，也有作“护身符”、“隐身草”的作用，因为那时敌伪的“新民会”总在搜寻那些不在校的青年学生，强拉去为他们服务——也就是当“汉奸”了。有一段时间，为了逃避敌人搜寻，周汝昌曾躲进暗室，不敢出门，那当然也十分憋屈难受。那时，周幼章也很关心抗战的形势发展，给周汝昌订了报纸，希望知道一些情况。可是报纸都是敌人办的，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提到英国、美国，都是辱骂的语言，连“英”、“美”二字前面，都要加上“犬”字偏旁，比为野兽。从这样的报纸上，当然不可能了解实情。周幼章抱怨儿子，看了报纸，一点也不给人说。
其实周汝昌实在是没法说。后来周汝昌想法弄了一个“耳机子无线电”——收音机，深更半夜秘密收听大后方的广播，从敌伪的立场说，就是“收听敌台”了。当周汝昌第一次收听到千万里之外的中国政府发出的微弱的声音，听到岳飞《 满江红 》乐曲的广播，那低沉、庄严而又雄壮的旋律和唱腔，不禁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有一次，他偶然看到了已去大后方的老同学容鼎昌为黄宗英创作的剧本写的序言，更是热泪盈眶，对他们又羡慕又怀念。这个时期，周汝昌写了不少表达亡国苦痛和爱国激情的诗词。下面引录两首：
次和羡季先生杂感诗二首
一
心焰难随意气寒，泪澜不逐墨花干。
当前有句非新得，到此无人是故欢。
一带重云山外结，十年流水镜中看。
依然霜月栏杆下，深抱朱弦未忍弹。
二
身世幽燕近市城，江乡诗思久曾听。
山川风物非无异，节序门闾定有情。
北地那堪庾信住，中原仍诵岳飞名。
来朝依旧尘沙里，浪向宵分说改更①。
这位“羡季先生”是谁呢？就是别号“苦水词人”的北平名教授顾随。周汝昌这时和他开始了鱼雁传书的学术因缘。顾随字羡季，生于1897年，比周汝昌年长二十一岁，是个才子型的学者，对诗、词、曲无不擅长，尤以词曲声誉甚隆。他在燕京大学开设“词选”课，还在好几个学校兼课，那时的不少教授儿女多，家口拖累沉重，谋生也并不轻松。“苦水”是“顾随”的谐音，因为燕京大学的文件都是中英文并列，顾随的英文姓名写成Ku Sui（ 当时的拼音法与现在有所区别，按现在汉语拼音，是Gu Sui ），流传成“苦水”了。大概顾随自己也喜欢这种音讹，因为这颇能表现出一点人生的甘苦况味，他又号“倦驼”，可见其对人生艰难的寄托寓意了。
周汝昌躲在家里自修，心情苦闷而求知欲强，就冒昧地给顾随写信，很快得到顾随的热情答复，两人从此鸿来雁往，作诗唱和，讨论学术，相契日深。
他们在诗词中抒发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不敢表达得太直露，就用燕园作祖国的代名词。顾随的诗词中总是提到“燕园罢讲”，或“郊西罢讲”，有一首小词抒写黍离之感，其后半阕说：“南浦送君才几日，东家窥玉已三年——嫌他新月似眉弯！”用“东家”比喻东邻日本的侵略，言微旨远，让周汝昌激赏不已。周汝昌青年意气，自然也写了不少，有一首怀念燕园的古体歌行，想象一位燕大的老工友向自己诉说被迫封校后的凄惨悲凉，蓬蒿狂长，狐狸兔子出没，用以暗指那些占领校园的日军和汉奸“学者”。周作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出任日伪北京大学教授和日伪华北教育督办的职务。这个时期的唱酬作品，周汝昌曾手抄为一册《 沦陷集 》，此后的《 燕园集 》则在“文革”中毁掉了。
也有学术商酌与互相激励，其中同样饱含着不肯吃侵略者的“周黍”而宁愿在钻研民族学术文化中求得寄托的情怀襟抱。周汝昌当日在家中撰写晚唐诗人温庭筠的词作笺注稿，顾随题写了五首绝句予以勉励，其中两首是：
一
北风卷地扑高枝，岌岌吾庐尚可支。
我有一言君信否：谋生最好是吟诗。
二
抱得朱弦未忍弹，一天霜月满栏杆。
怜君独向寒窗底，却注虫鱼到夜阑。
周汝昌与顾随的交往，一直延续到顾随于1960年初谢世。顾随给友人的信中曾说：“有周玉言者（ 天津人 ），燕大外文系毕业（ 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 ），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皆好，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而周汝昌也深情回忆顾随的丰采：“顾先生上讲堂之后，全副精神，全部感情……就是一个大艺术家，具有那样的魅力。先生的讲授，能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老师之声音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难以言语状其出神入化之奇趣与高致。”
1945年10月12日，第三个孩子丽苓出生，这次又是个女孩。添人进口，固然是喜事，但压在周汝昌肩膀上的人生重担也更沉了。这年冬天，周汝昌考取了“津海关暂用外勤助理员”，在天津海关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天津海关的职业，并不是日本人的伪职，而是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抗战已经胜利后的事情。
那时经过了一段兵荒马乱的混乱岁月，散军杂牌的侵扰惊吓，沉闷已久的海河上空，老百姓忽然听到了轰隆轰隆的响声，然后就看见了一小队飞机自海塘、大沽方向朝天津飞来，再由天津飞向海口。后来才知道那是“盟军”（ 美军 ）已经抵达天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前来接管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城市，原来驻扎的一排日军也从周汝昌家乡附近的军营里悄悄消失了。
抗战胜利后的“津海关”张贴出广告，代一个名叫“敌伪物资接收管理局”的机关招考工作人员。在亲友的怂恿下，周汝昌参加了录用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用。第一名叫商文藻，是敌伪海关原职员刚被裁退的，他有工作经验，拔了头筹。
对于当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周汝昌在八十六岁的耄耋之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周汝昌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周汝昌回答说，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有几件，而最早的一件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上街游行庆祝，那真是发自心底的激动、狂喜、幸福、兴奋！其他几件高兴事则是1947年发现敦敏《 懋斋诗钞 》、1953年从邮局取回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1970年听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调自己回京。
在考取“津海关暂用外勤助理员”报到的过程中，还有一幕有趣的插曲。被录取者中有许多是原日伪时期就在海关工作，抗战胜利后被裁退又重新报考的旧任职员。这些人对海关的工作情况很熟悉，周汝昌则是一个“新手”，对工作内容一无所知。出来一位海关人员对新录取者询问情况，分派职务，挨个儿点名、打量、谈话。周汝昌印象中，此人身材相貌都很“顺眼”，魁梧端正，说话也和蔼，因此在问答时，周汝昌不禁想显示一下自己，侃侃而谈，从容自若。当谈到分配到哪一“组”去工作时，周汝昌问具体都干些什么，那人回答说是跟随大车协助关员等人去查仓库、点货、列单、编号等。
周汝昌立刻回答说：“我不干了——我辞职。”
旁边那些一同被录取的人听周汝昌这么说，都又吃惊，又好笑，心想这个年轻人大概是个傻瓜。那位关员的脸上也露出惊异的表情，不过他没有说“那你走吧”，而是想了想，问：“你是愿意在办公室做内勤工作？”周汝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并不知道“内勤”具体要干些什么。
那个关员微笑着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助理员，怎么又不干了？”周汝昌回答说：“我知道。我应考是试试，今天真不愿干这个了。”关员说：“你等等。”转身离去，不一会返回，对周汝昌说：“杨主任要见你，请随我来。”
周汝昌在办公室见到了戴着眼镜颇为威严的杨主任。杨主任一口京腔，但从咬字能听出是南方籍贯。杨主任询问为什么不愿做外勤，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周汝昌年轻心热，把这位杨主任当作抗战后方来的亲人，倾吐自己在几年沦陷中暗室偷生，努力学习的情况。杨主任没听几句，就打断说：“就不要说这些了，等调来你的卷子看看。”听差不一会就拿来考卷卷宗，杨主任找出周汝昌那一份翻阅查看，周汝昌从旁边偷眼一瞥，见右上角的一个分数是“97”。
杨主任看完考卷，抬起头来对周汝昌说：“那你就在屋里吧！——明日一早来上班。”
周汝昌在大办公室做起了“内勤”，与一位姓姜的同事一起，整天忙碌着写信封、发通知存栈的货单——这都是些和敌伪没有关系的商人自己存在仓栈的私产，但要不被政府视为匪产没收，商人们必须办理提货手续——当然是要纳税金的。工作不重，事情简单，周汝昌干得也挺来劲。但不久，因为与同事向上级“索薪”，周汝昌又“失业”了。
国民党政府的“接收”机构，天津人谐音叫“劫收”。这个“津海关”招收了新员工，却不按原规定发满薪，每月扣钱。此时的钱已经变得十分“毛”，政府今天发行“法币”，明天又发行“关金券”，名目花样翻新，实际上是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因为每一改“新币”，老百姓就得把几十、几百的旧币换成“新”的一元钱，遭受巨大损失。“津海关”扣薪不全发，让这些小职员更是雪上加霜。员工多次交涉，也没有什么结果。
这时，周汝昌与商文藻这两位考试录取的“榜眼”和“状元”，就起草申诉信，向上海的总税司丁贵堂申诉，要求命令“津海关”履行招聘时的条件。申诉信中英文一式两份，由周汝昌起草，商文藻负责打字成文。但其他同事却都不敢参与或协助出力。而且还有一个姓魏的装作同情，打听了情况后就向上司“打小报告”。
结果是，“津海关”的税务司司长召集员工代表到大厅开会“训话”，打官腔，企图将这些人威吓一番了事。一二十个员工代表都鸦雀无声，不敢抗争，害怕丢了饭碗。周汝昌又站出来侃侃而谈，据理力争，把税务司长说得张口结舌，只好由一个手下人说了几句门面话下台阶。
但没过几天，周汝昌的办公桌就被“调动”到一个后面的冷落大屋子，再无事可做。不久就宣布“接收”事务的工作量已经越来越少，“助理员”要分批裁减了。不用说，第一批被裁退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汝昌。而没有被裁减留下继续工作的职员却被加补了薪水。
8重返燕园
被“津海关”裁退，对周汝昌来说，其实是一件人生幸事。因为如果就这样长期干下去，很可能就不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了，大概仍然会成为一个业余文史爱好者，但那情况可就迥然有异。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因为一时失算，中途从大学退学，就业谋生，从此就走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虽然后来也在红学研究上做了许多工作，到底与专业学者有区别了。
辞职回家，就想到向燕京大学申请复学。但校方回复说，你提出申请的时间太晚，已经过了旧生回校续读的规定期限，要上学，必须按插班生对待重新考试。周汝昌最不怕的就是考试，而且阅卷子的其实是周汝昌已经留校担任教职的原来的同学。1947年的秋天，正是香山红叶如火如荼之时，周汝昌重新回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这次入学，原文学院长周学章已经作古，周汝昌是通过周学章的夫人许淑文联系返校的。办完手续后见时任文学院院长梅贻宝先生，呈上了各种单据、选修课表由院长签字确认，才算正式入学。梅贻宝看了周汝昌的申请书，很欣赏其表述文笔，对助手张光裕夸奖说：“这是个才子。”
1940年第一次考进燕京大学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汝昌没有见过校长司徒雷登（ 1876—1962 ）。这第二次入燕园，则有一次拜访司徒校长的经历。那是当年的圣诞良宵，燕园有个风俗习惯，这一晚凡外籍教师都要敞开门户，张灯结彩，欢迎同学家访。有一个同年级同学周培章，也是二度返校的，他抗战时参军，在南方见过司徒雷登，就约了周汝昌去司徒雷登住的临湖轩拜访校长。
周汝昌那时的英语口语很好，曾在英语训练辩论课中赢了当过美国兵的同学黄再兴。但这次初见司徒雷登，周汝昌却有点嗫嗫嚅嚅，主要是周汝昌不知道该如何讲自己二度入校的复杂经历。幸亏周培章在旁边圆场，替他介绍了几句，周汝昌才从激动中镇定下来，用英语和司徒雷登说了几句。司徒雷登立刻听出他的英语很好，就称赞说：excellent。 这句称赞让周汝昌印象深刻。1949年以后，周培章去了香港，后来曾托同学带给周汝昌一封信，还附有一纸英文短柬，是司徒雷登写给周培章的。周培章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周汝昌，自己又和老校长联系上了。
1951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陆志韦（ 1894—1970 ）为燕京大学校长，他是个语言音韵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在1941年就曾当过代理校长，处理一个日本人撞死一名燕大学生的事，陆校长严肃沉痛的讲话永远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周汝昌曾去过陆校长家一次，还保留有陆校长的一纸手迹，是通知周汝昌获得奖学金的事。
不过，再一次重返燕园，周汝昌的心境情态却和第一次入学时大不相同了。六年过去了，是饱经战火失学躲藏辗转求职动荡不定愁烦忧愤的六年，是生理和心理发育都从青年向成年转型的六年，这一切都早已在心灵中烙印下了永远难以抚平的痕迹。用周汝昌后来自我回顾的话就是：身世沧桑，伤情易触，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有时甚至是一种“消沉”的悲怀。
对这种悲怀情绪的排遣，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宣泄转移，可以是酒，可以是色，可以是赌博，可以是放浪形骸，可以是文学创作，可以是搞学生运动参加革命……但这一切都不适合周汝昌。他的性格、气质、兴趣、趋向和以往的经历决定了他只能以另一种方式消解生命的郁闷，使被压抑的生命活力得到升华。
这就是一头钻进燕京大学图书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大图书馆。
恢复后的燕京大学，有名的老师走了不少，教学效果也不如过去那样多姿多彩吸引人，教学活动本身已经不能让周汝昌满意，他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了图书馆的大量阅读之中。同时，有了六年来的自学积累，周汝昌已经不是一个只知道“被动学习”的学生，而开始一种富有研究性和创造性的学习——他走上了文史考证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