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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泽群说：“我也没说他是坏人。实实在在说，这个人比较有头脑，一个农民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水平。”他没有再深入追问。他不相信他是她表哥，但他又觉得一个年轻妇女，丈夫为革命壮烈牺牲了，孤女寡母的，她能找到个被她敬重敬爱的男人有什么不好？何必一定要追问得她十分尴尬。
常言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得知水的冷暖，总是生活在水中的人，相见卫民后不到一年，作为地方父母官的高泽群，按捺不住了，他在一次由地区召开的地、县、区、社四级干部会上他跳出来了，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质疑，当时，正是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右倾运动。本来共和国处处就左得不能再左了，再开展一场反右倾运动，高泽群被狠批狠斗，罢了官，卫民虽然被他放了一马，但后来也没有逃脱噩运。仍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田冬花支部书记也撤职，龙滚沟由邹大利担任了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
吹胀的气球是不能持久的，不出二年气球爆了，一场大饥荒席卷着共和国大地。这时候，人们才感到那些右倾分子的意见多么真切。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一顿饭就吃成大胖子，世上没有那种幸运事。这时候，党中央制定了“农村工作六十条”，允许“三自一包”，被折腾得奄奄一息的农村，又渐渐恢复了点生气。高泽群官复原职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卫民落实政策，并亲自带上田冬花到监狱里把卫民接出来。
几年的监狱折磨，他瘦弱多了，几乎只剩下一副人的骨头架子，视力也更加减退。但他精神状态却大大出乎高泽群的意料，不颓废，不哀伤，更没有怨言。见面他竟然滔滔不绝地夸赞“三自一包”政策，说党中央太了解农民的心了，农民就是要有土地，没有土地还叫什么农民，土地改革后，为什么那几年年年丰收，就是因为农民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有真正当家做主的感觉，以后的合作化、公社化把土地从他们手中夺走了，他们不是土地的主人而成了土地的奴隶，再加上吃大锅饭、出不出力一个样，哪里来的积极性？
他的理论，既让高泽群大吃惊，又令他很有同感。这个人真是有点死不悔改，关了几年不但不更加谨慎，反而胆子愈来愈大，不但说公社化的不是，连合作化的不是也指责了。但实事求是讲，他说错了么？不，他说的是真实情况，高泽群对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最有发言权，龙头乡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他亲自领导进行的，农民获得土地后那种欣喜若狂的场面，他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几年粮食丰收，生活安定，社会上连小偷小摸都没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真是解放区的天明朗朗的天，干部下到农村，农民们争着往家里拉，一定要让你与他们全家共吃一顿翻身饭，请不到干部的，还会生气。可以后呢再以后呢……往事不堪回首，那种欢乐见不到了，能见到的是那一张张愁苦蜡黄的面孔和山坡上新垒起的一堆堆黄土。
卫民大约说兴奋了，继续谈着他在这新的政策下的打算。
龙滚沟要发展，光靠粮食不行，必须农林牧副渔全面开展，在监狱的两年里，他认识了好几个因为右派、右倾问题关进来的专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其中有一个是闻名全国的风川酒厂的总酿造师，他去过龙滚沟，知道龙滚沟罗章华大院后的那股清泉，他告诉他如果用那股水酿酒，定会比现在驰名全国的风川流不酒厂好，可惜这个老师傅年纪太大了，熬不住监狱的折磨死去，但临死前他把酿酒的秘方，包括风川酒厂还未用上的秘方都告诉了他。他计划好了，回到龙滚沟后，只要生产队恢复了元气，他就要搞酒，酒搞起来，就可以带动其他副业发展，至少大量的酒糟，可以开办千头猪、万头猪的养猪场，酒还可以给龙滚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有了钱，就可以搞水电，龙滚沟的水落差很大，可以建设多个中型水电站，电可以争取并入国家电网，那时龙滚沟的经济就可以大发展了。生产队经济雄厚了，还可以开矿，龙滚沟的许许多多高崖，都是极好的花岗石，可以开办石材厂……
两年的监狱生活，没能使他灰心丧气，反而关出了宏伟的龙滚沟远景规划。这样的设想在今天，人们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在饥饿的六十年代初，可以说是天方夜谭。田冬花听着听着止不住眼泪流出来，激动地说：“如果能那样该多好，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哩。”她见他说得脸涨得彤红，嘴角冒着白沫，心痛地连连说：”你身体这样虚弱，好好休息吧。”
高泽群听着，血液也加速流动了。他奇怪这个人怎么知道这么多？监狱里是绝对闭塞的，他怎么能预测到党有新政策出台？忍不住问：“你在监狱里，怎么会对外面的情况了解这么多？”
卫民坦陈地说：“我靠听广播。可惜许多时间听不到，如果有个收音机就好了。”
高泽群又问：“你怎么知道会有新政策出台？”
卫民说：“我坚信我们是一个讲科学讲民主的党，大哄大嗡既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党成立近半个世纪了，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共和国，就能够把共和国引向繁荣。党内有各方面的专家，各样的优秀分子，不会让那些不符合科学的东西存在下去，会纠正错误的，因为谁也不愿把共和国搞得穷困不堪。高书记，你是参加过我们龙滚沟战斗的人，在罗章华大院旧址上埋着那么多同志的尸骨，谁愿意烈士们在天之灵看着活着的人，把他们流血的地方，搞得衣不遮寒，食不果腹哩！”他激动了，说着说着，剧烈地喘起气来，眼里转着泪花。
高泽群心里不平静了，像被惊雷轰击了一下似的，他睁大着眼久久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人，心里在呼喊：他是什么人？怎么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这绝对不是一个农民所能说得出的话。不禁问道：“你到底从哪里来？应该告诉我，我们相识也这么几年了，至少也了解我的为人，我的观点，你告诉我你是谁？”说着，又用眼光瞥了瞥田冬花，田冬花忙忙把头转向一边，假装没有看见他的疑问。
卫民久久没有回答，脸上的表情恢复了平静，沉寂了一瞬他才缓缓地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反正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共和国，我们都愿意付出一切，肝脑涂地。”
高泽群不放过地问：“你到底是谁？”
卫民沉稳地说：“我是田冬花的表哥。”
高泽群猛转头突然问田冬花：“他真的是你表哥？”
田冬花被这突然袭击吓了一跳，红着脸说：“他真的是我表哥！我，我敢用党性保证。”
卫民回到龙滚沟，党支部和生产队进行了改选，龙滚沟的人们一致选他担任了党支部书记，田冬花担任生产队长。风川县委决定把龙滚沟做为风川贯彻新政策的试验田。
有政府的支持，卫民更放开手脚了，他把土地包产到户，还成立了副业队，植树队，一年时间，龙滚沟恢复了元气，二年三年之后，龙滚沟满山满坡处处可见牛群、羊群，猪圈里关着上千头猪，旧时代种满罂粟的山坡上，种植了茶树和果树，社员劳动的工分值，由过去的一个劳动日一角上升到一元五角。
龙滚沟的地理环境在风川是最差的，但劳动值却在全县是最高的。在地区，在省里也属名列前茅。龙滚沟成了县里、地区、省里的典型。
高泽群特意奖给了卫民一部半导体收音机，他兴奋得不得了，竟然像小孩子般地跳起来。
高泽群说：“这是县上给你的奖品，也是给你的眼睛。”
卫民激动得声音有些发颤，“书记同志，你太了解我了。
不过，这个奖品太昂贵了，怎么能让国家在我身上花这么多钱，算我先借用，以后我付款。”
他说的是心里话。那时中国还没有半导体工业，半导体收音机，都是由日本进口的，一架普通型的收音机也要好几百元，对一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干部工人来说，此物实在可望而不可及。而且，卫民还不知道，高泽群送给他的半导体收音机，是他私人几乎花去四个月的工资买来的，高泽群听到卫民说要付款，不禁笑起来，说：“你付什么款？我已经听田冬花讲了，你在龙滚沟，只要求有饭吃，不要工分，不要报酬，恐怕一辈子你也拿不出这架半导体收音机的钱。”
卫民也忍不住笑起来，笑得有点尴尬。但彼此的心却是那样的贴近，虽然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普通农民，可互相间都感到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他对他的真实身份不清楚，但并不影响对他的信任。
从此，在龙滚沟的高崖、沟坎，人们总是看到卫民拄着棍子，这走走，那看看，他在寻找能使龙滚沟走向富裕的东西。
不久，龙滚沟经历了千辛万苦，把酒厂建立起来，生产出第一批又香又醇的龙翔大曲。但就在这时候，恶运又降临了。
在这之前，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县里组织了赴大寨参观团，由高泽群亲自带队，卫民也随团而去了。但参观大寨回来，他沉闷了几天，久久没有向社员们传达。一天高泽群检查学大寨情况来到龙滚沟，见这里按兵不动，他找到卫民问：“学大寨你们怎么安排的。”
卫民直率地说：“我们不能学他们。”
高泽群大吃一惊：“你好大的胆子，这可是毛主席的号召。”
卫民说：“我想毛主席是叫学他们苦干的精神，不是叫全国所有农村都去砌大寨那样的石坎坎，砌那样的石坎坎，又费时又费工，而且还破坏了植被，也许大寨那样干可以，可对我们就是一场灾难，看看龙滚沟，山那样大，坡那样陡，搞块大寨田，至少要费几百个工，而最多能围出五分地，这五分地能收多少粮？简直是劳民伤财。”
高泽群一时无语，其实他参观了大寨何尝不是这样想，但作为县委书记，上面的指示，他也不能不执行。考虑了一阵才说：“不管怎么讲，你也不能不学习大寨，如你所说，学他们的艰苦精神。”
卫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从大寨回来，我细想了想，觉得农业、副业我们都还有潜力可挖。不过，我们不砌石坎坎，不但不砌，还要把原来各家的石坎坎拆了。你看，坡下有一片好土地，全都成了住家的地方。我想下决心在山坡上先修一些简易住房，让好土地上的住户全搬上来，把这片好土地用来种粮食搞稳产高产田，粮食问题就永远解决了，然后集中力量搞酒厂搞水电，搞其他副业，使我们龙滚沟的粮食和经济都大发展，再苦干几年十几年，等队里经济底子厚了，在山坡上重新为社员们修漂亮的房子，把公路也修进我们龙滚沟来。那时候，我们这里通公路，住新房，有电话，有工厂，有粮食。”说着，他望着远处，那里正有一条雪白如棉的云带在缓慢飘游着，以他的视力，可能是模模糊糊的，然而在他的心中，却出现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幻影，不过。这幻影也有点模糊，他眼下还没想出来，但他坚定地相信，那是十分美好的，是这一代共产党人从老一辈那里接过新生共和国后的理想，如果能实现这一切，那将死而无憾了
高泽群被他的情绪所感染，此时此刻，他脑里也幻化着模糊不清未来农村的景象。他激动地看着卫民说：“就按你想的去做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提出来，只要我还在县委书记的任上，我会倾全力的。套用一句我们过去常说的话：龙滚沟的今天，就是风川县农村的明天。”
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县委书记的高泽群，不可避免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县里红旗的龙滚沟，被打成黑旗。高泽群和卫 派；作为省里、民都被抓起来，在县城万人大会上批斗，然后又押到各公社游斗。经历了千辛万苦修起来的龙翔曲酒厂被砸了，眼看就要结果的果树林全被砍倒了，曾经已出现生气，有过一点点繁荣景象的龙滚沟几乎被捣成了废墟。卫民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旗，他比高泽群还要整得惨。由于他又臭又硬，死不认错，被打得遍体是伤。一次在批斗他的会场上，造反派们要他承认是台湾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为他白天黑夜都拿着个半导体收音机，被认为是收发报机，是在向敌人发送情报。造反派又叫他承认和田冬花有男女关系，承认他在龙滚沟举的是黑旗，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铁血汉子愤怒了，使他更不能容忍的是对田冬花的诬蔑，他面对着那些人大声呼喊着：
“我举的不是黑旗，是红旗，是光辉灿烂的红旗。真正举黑旗的是你们。你们是一群法西斯！”
朋友们，可以想见，在那个年代里他竟敢出此狂言，有他好果子吃么？他在以死相拼啊。那一顿暴打，把他本来视力已很微弱的双眼球打爆了，鲜血流满了脸膛，他当场昏死过去。人们把他抬回到牛棚，高泽群连忙用清水擦洗他脸上的血迹，身上的泥污，此时，他才第一次见到他裸露的全身。天呀，他不但脸上植了皮，几乎全身都植了皮，连生殖器官都没有了，那一场火灾多么凶啊，他可说是九死一生。
半夜里，卫民醒过来，伸出手在身边摸索，一直守候在他身边的高泽群，忙忙握着他的手，轻声问：“你要什么？”
卫民声音颤抖地说：“收音机。”
高泽群难过地说：“有人说它是台湾带来的收发报机，已经将它砸一了。”
卫民痛苦地叹了口气。
高泽群怕他过度伤感，安慰说：“砸就砸了吧，以后我们再奖励你一台。”说这话时，他心里是灰暗的。以后？他还能再回到县的领导岗位上向这个不顾生死、全身心扑到改变共和国穷困落后的人颁发奖品吗？
一时间两人谁也没有说话，牛棚内有点静，又有点嘈杂，那些白天被批斗被打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那些本地的“反动学术权威们”，发出此起彼落的呻吟声，令人有些毛骨悚然。
许久许久，卫民轻声问：“高书记，我们龙滚沟的酒厂、果树、庄稼没被破坏吧？”
高泽群心里不禁打了个冷颤，但他又不能不如实说：“那些都不存在了，砸的砸了，砍的砍了，铲的铲了……”
卫民浑身在颤抖，痛苦地说：“砸它们干什么？砍它们铲它们干啥？又不是种的罂粟……”
高泽群叹了口气说“在那些人眼里，酒厂、果树、庄稼比罂粟还有毒，那是资本主义的苗子啊。”
卫民忍不住喊了一句：“共和国啊，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他的泪水从已经没有眼珠的眼眶中涌流出来，眼中的血液还没有干，混合着泪水一起淌在他瘦削的脸上。
高泽群紧紧握着他的手，他感到他的手抖得厉害。他连声安慰他：“不要太难过，他们砸了，铲了，我们还可以再建，再种，再栽，革命么总是有曲折的。在过去革命初期，战争年代，不知有多少次部队打垮了再重建，失败了再取得胜利么。”说出这些话，连他自己都感到不能自圆其说，现在能和过去相提并论么？于是他又叹了口气补充说：“这样的局面不可能长久的，再这样闹下去共和国的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广大的共产党员也不会答应的。”说罢，他从残破窗户望出去，望着黑魆魆的天空。天空中有乌云在飘游，无数颗星星，在拚力穿透云层，挣扎着闪出自己的光。他的心止不住在颤抖，无声地呼喊着：
“共和国，爱您也不容易啊！”
１８
舒中推开高泽群的病房门，眼前的景象着实令她吓了一跳，当年那个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那个英姿勃发军大分校口才极好的理论教员，那个临危不惧机智沉着的龙滚沟征粮队副队长，现今却骨瘦如柴，他伏在病床，用枕头顶着肝部，蜡黄的脸上，如豆的汗水一滴连着一滴往下直淌，牙关咬得铁紧，而且在磨动着，发出“格格”的响声，可以想象出，他在忍受着多么剧烈的疼痛啊！
她忙忙走上前去，找到挂在床头柜上的洗脸毛巾，一边给他擦着脸上的汗，一边招呼着：“高队长……”这是几十年前在征粮队的称呼，她觉得只有用这个称呼才能表达出她对他的敬重和爱戴。
高泽群惊奇地睁大了眼，瞬间，他认出她来，想笑一笑，表示几十年后再见面的高兴，但咧咧嘴却没有笑出来，他太疼痛了。忙又从床头柜拿出两片止痛药。
舒中连忙给他倒盅开水递过去。
他接过水盅吞下药，喘着气不好意思地说：“嗨，你离别多年远道归来，应该我给你倒水的，却让你来照顾我。”
舒中忙说：“应该我来照顾您，真没想到您病得这样重，要是知道，我那天一到风川，就该立刻到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