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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姆生早年崇尚尼采思想，并推崇族长政治。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崇拜德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公开赞扬纳粹主义，把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看作是族长政治的楷模。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希特勒，1845年，汉姆生以叛国罪受到人民的审判，后因病释放。
汉姆生1952年在格林斯迪特病逝，走完了他从鼎盛到没落的荣辱交加的一生。
双喜临门的耆宿老人
——1921年获奖者： 〔法国〕安那托尔·法朗士
1921年对于法国“文坛宗师”安托尔·法朗士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这位七十七岁高龄的髦宿老人光荣地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瑞典学院以“表彰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它的特色是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的高卢人的气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真可谓“双喜临门”。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之冠的激烈竞争，法朗士也是一位“老手”。他是最早被提名的一位，以后又多次被提名。1904年，他首次被提名后，1910年、1911年，他的名字又出现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决策台上，可是，十七年来，他一直没能如愿问鼎。尽管法朗士在世界文坛上有极高的声誉，对 1921年的夺魁，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参加这一年竞争的有十八位文坛老将，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萧伯纳、叶芝、伯格森等人，在这种高手云集的情况下，法朗士并不显得很突出。候选人当中有三分之一是由瑞典人推荐的，而这些瑞典人又多半是学院的院士。其次，在正式表决会上他又遭到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院士的反对，使评选出现了波峰浪谷的局面。但法朗士最后在瑞典文学院院士和其他三位最著名的拉丁语系文学教授的鼎力支持和呼吁下，终于使竞选取得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法朗士虽是一位七十七岁高龄的老病人，但他还是坚持出席了19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他不理会医生的警告，带病从法国启程，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外孙和他的出版商卡尔曼·列维。这是一次颇有意义的远征。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密切地关注着这一动态，《插图杂志》特地派出一名摄影记者加入这个行列。法朗士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那一天，码头上挤满了来迎接的各界人士和达官要人，其中最醒目的是瑞典首相布兰汀。布兰汀是一位热心欧洲事务的领袖，同时又是国际联盟最出色的代表之一。他亲自出来迎接，这对法朗士来说，确是一项莫大的荣耀。
法朗士从国王手中接过奖状、奖金之后，做了一件令在场观众深为感动的事。他回到座位后，走到化学奖得主德国的诺恩斯忒面前，两人恳挚地握着手——握了很久很久，博得了全场的一片掌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德国是两个敌对的交战国，而这代表两个国家知识界的巨人的握手，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它是人们祈愿和平与安定，厌恶战争的心理吧！
法朗士于1844年生于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书商家庭，这个到处堆满了书籍的家，对他从小爱上书籍，积累知识，成为一名文学家起到了极为有利的作用。他的成名之作是188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波纳尔的罪行》，作品描写一个学者同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冲突；此外，还有长篇小说四部曲《当代史话》和诗歌《金色诗集》，法朗士的作品，就风格和结构来说，在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的小说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只有日常所见的平凡生活片断，人物对话多于故事的叙述，哲学的辩论超过事物的描写；他对丑恶现实的嘲笑，用的是“圣人的温和语气”（高尔基语），妙趣横生而鞭辟入里，幽默雅致而为人高贵矜持的风度。这种艺术特色也体现在 《克兰比尔》之中。这篇小说历来被认为是法朗士的短篇代表作。它描写善良、勤劳的卖菜小贬克兰比尔，仅仅因为一句含糊不清的话，便莫名其妙地进了监狱，出狱后又遭社会的掘弃，感到无法生存。作品有力地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比牢狱更可怕的残酷现实。
法朗士于1929年逝世。法国人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以怀念这位伟大的文坛宗师。
明智的抉择
——1922年获奖者： 〔西班牙〕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Jacinto Benavente）
每年举行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总要发布一段简短的赞词，以说明颁奖的理由。根据学院的赞词，西班牙剧作家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所以于1922年获奖，乃是“由于他以适切之方式，延续了西班牙戏剧之灿烂传统。”
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创作了近百部戏剧，这些作品在国外颇为叫座。当他的名字在获奖消息中公布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向这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新星投以热烈的目光，相反，却发出一片惊讶的嘘嘘声。这位受冷漠的中彩者也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主要原因是，在这一届诺贝尔奖中，“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获奖，而爱因斯坦亲临瑞典领奖。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担心自己本已受到冷落的境况再因“科学巨人”的出现而显得更加格外的冷淡。为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作家不出席庆典倒是一个明智的抉择。
1922年，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虽然击败了赫赫有名的、年逾八旬的英国文坛老将哈代等世界各国的强手，但他并没有获得显耀一时的光环和声誉，原因何在？在世界各国都对这届文学奖表示冷漠的气氛中，唯有德国一家名叫《汉堡日报》的报纸用了极其肉麻的语言和头衔称颂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说他不仅是当今世界最著名、最杰出的戏剧家，是“西班牙的萧伯纳”，而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流政治人才”。德国的舆论及报界何以如此吹捧？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有不少中立国对德国并没有多少好感，但在西班牙却蔓延着一股亲德的势力。据说，在这股亲德的运动中，贝纳勉特·伊·马丁内斯充当了领袖人物。因此，人们甚至怀疑贝纳勉特·伊·马丁内斯的某些戏本质上是在极其隐蔽地颂扬“德国主宰世界的使命”。
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于1866年8月12日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从小爱好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戏剧，1893年出版了《诗集》。他的戏剧处女作 《别人的窝》（1894）问世并在马德里公演后受到观众的热烈好评。他最受人推崇的剧本是《利害关系》（1907）这部社会讽刺喜剧。该剧通过两个骗子列昂德和克利斯平在西班牙某小城行骗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与人之间在善与恶、精神与金钱方面的利害关系。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一生创作过各类剧本一百多个，有悲喜剧、儿童剧、伦理剧等，他的晚年没有什么惊人之作。1954年，作家在马德里逝世。
幸运的中彩者
——1923年获奖者： 〔爱尔兰〕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Reats）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不列巅才出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当时德国已有四位，法国已有三位。在1923年获奖角逐中，英国哈代的声名真可谓如日中天，同时，他在瑞典的新闻界里拥有一群为数可观的支持者，因此，大家都认为这位条件无比优越的文坛巨匠的获奖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的名字曾数度为一些具有资格的英国权威人士所提名。但竞选的结果却令人意外，得奖人却是爱尔兰的威廉·巴特勒·叶芝。
当时，瑞典一家报纸发表的评论指出，这其中有着“令人不快”的政治涵义。当时，在爱尔兰要求民族自治的呼吁下，大英帝国和爱尔兰的关系颇为紧张。可以说，瑞典文学院以颁奖的形式来表明他对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支持，这是当时报界评论家的分析。其实，瑞典文学院对叶芝的研究早就在诺贝尔文学奖创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1902年，叶芝就由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十八世纪英国史》的作者列基所推荐。瑞典文学院也在这一年中建立了有关叶芝的研究档案。列基是都柏林大学的教授，他在1902年送往瑞典文学院的推荐书上这样写道：“他确实是年轻而神秘，可是却才气纵横。我不敢妄称他是我的现存的诗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位；我甚至不敢妄称他是我们的诗人当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可是，我从来未见过任何诗人象他那样，能够把真正的诗人天赋和诸位所欣赏的理想主义倾向融成一体——或者能对当代英国文学中之此一倾向施以如此巨大的冲击。”
1923年，由于叶芝的声誉在瑞典文学院越来越高，诺贝尔委员会的会长霍尔斯陶穆主动为他提名，叶芝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自然十拿九稳。人们称他是幸运的中彩者。
叶芝于1865年6月13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画家的家庭，自幼接受文艺方面的熏陶，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写诗，早期的诗歌承袭了十九世纪后期唯美主义的风格。1891年，叶芝和诗友们建立了“诗人俱乐部”、“爱尔兰文学会”。1894年他的著名诗剧《心愿之乡》在伦敦上演、使叶芝一举成名。叶芝后期的诗歌愈来愈趋向于成熟。诗中融贯着象征意义、哲理性、现实主义三种因素，诗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代表作有《钟》、《盘旋的楼梯》、《驶向拜占庭》等。1923年，叶芝终于以他的诗歌博得欧洲各国广泛的读者，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那种永远充满灵感的诗——它们透过高度艺术的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的评语，授予他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叶芝1924年写过一篇叫做《瑞典的厚礼》的文章。刊登在《伦敦信使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从贵国国王手中接受贵国学院赐予我们这份殊荣时，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年轻人的幽魂站在我的一边，另一边则应该站着一个活生生的、精力旺盛的老妇人。”叶芝的这一意念、充满了抽象的象征主义遗风。叶芝1939年1月28日死于心脏病，遗体安葬在法国的罗盖勃罗纳的坟场。1948年，依叶芝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回故乡。幕碑上镌刻着他生前写就的壮丽诗句：“冷眼看待生与死。”
不幸者的大幸
——1924年获奖者： 〔波兰〕拉迪斯拉斯·S·莱蒙特（Ladislas Stanislas Reymont）
1924年，瑞典文学院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小说家拉迪斯拉斯·S·雷蒙特。这对全身瘫痪、刚走过生命的第五十六个年头，将要奄奄一息的不幸者——莱蒙特来说，确实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大幸。
有人说，莱蒙特的获奖与1920年挪威作家汉姆生获奖有点近似：均以一部作品叫响夺魁，这一点只要看瑞典学院所发布的赞词便可明了。根据学院的赞词、莱蒙特之所以获奖乃是“由于他那部伟大的民族史诗——《农民》。”
参加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共有八十六位著名作家，其中包括莱蒙特的同胞——泽龙斯基。泽龙斯基的成就与竞选的条件虽不见得比莱蒙特优越，也并不比莱蒙特逊色。而泽龙斯基是在波兰舆论界的倾力支持下出马竞选的，莱蒙特的声势不及泽龙斯基浩大。就纯粹艺术以及文学价值的观点来说，瑞典文学院的抉择可以说是相当公正的。莱蒙特的农村四部曲纵使称不上是一部“民族的史诗”，也是一部傲世之作，泽龙斯基的作品虽然充满了高贵的爱国情操，却不能与雷蒙特的作品相提并论，几乎所有的斯拉夫文学专家都同意这一点。但也有人提议将这一届的奖金仿效1917年的做法，在两位波兰作家之间平分，诺贝尔委员会没有采纳这一意见。参加这次大赛竞选的还有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萧伯纳、黛莱达、托玛斯·曼等。
莱蒙特于1868年5月6日出生在波兰中部罗兹省罗兹城效区的大科别拉村，父亲是一位贫穷的乡村教堂的风琴师。由于家境清贫，少年时代便外出流浪，学过裁缝，当过肩挑小贩、铁路职员，长期的流浪生活，使他对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资本主义有着广泛的了解，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母狗》、《正义》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获奖作品《农民》由《秋》、《冬》、《春》、《夏》四部组成。小说通过对富农波利那一家在错综复杂的农村斗争中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 1905年革命前后在沙俄占领者统治下的波兰农村的社会状况，雷莱特以细致的笔触，刻画出沙皇占领者的凶狂狡诈和地主村长勾结外敌，压迫贫苦农民，出卖民族利益的丑恶面目。歌颂了波兰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反抗沙俄侵略的英勇斗争。《农民》的发表，使莱蒙特享有世界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荣称。
莱蒙特晚年还写了《在普鲁士的学校里》（1909）、《幻想家》（1909）、《吸血鬼》（1911）和长篇小说《一七九四年》三部曲 （1914—1920），由于他晚期思想趋向保守，这些作品的价值无法与《农民》相比拟。莱蒙特1952年12月5日在华沙病逝，终年五十七岁。“勇敢的战士”
——1925年获奖者： 〔英国〕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在1925年颁发的，它被延了一年，于1926年和该年的奖金同时颁发。当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降临到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萧 （伯纳）身上时，他非常幽默地说：“干嘛要在一个老头子的脖子上系上一只金铃？”当时有一家新闻社报道了萧 （伯纳）对于记者的谈话。肃说：“这件事我实在有点想不通。我想我之所以获奖是由于我今年没有写出半个字。”没写半个字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位大师的幽默感中，可以窥见萧（伯纳）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据说，他不仅对诺贝尔文学奖是这样，对其他荣誉和头衔也是这样。他认为，人活着不应该追求虚荣和名誉。
在诺贝尔文学奖角逐场上，萧 （伯纳）是一群“老兵”当中的一个，他的名字一再被提出，他的作品也曾被考虑，被扬弃，然后再度被考虑。十四年前，也即是在1911年，萧（伯纳）已在世界文坛上赫赫有名，首次被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诗人墨累伊所推荐，成为1911年度的候选人。当时诺贝然的常任秘书威尔生对萧伯纳没有好感，便以所谓的“太会诡辩、无情、不文雅”为理由而未被竞选上。1921年，他又被一批瑞典学者提名，被列入竞争侯选人之一，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将他列在名单的第三位，结果又一次落选。1923年，萧（伯纳）以他的唯一著名的大型悲剧《圣女贞德》轰动整个欧洲文坛。并且 《圣女贞德》在英、法、德、瑞典等国一再被搬上戏剧舞台，造就了一批戏剧女明星，萧 （伯纳）的名声也随之大震。这一年，他再度被提名。瑞典文学院院士霍尔斯陶穆的支持态度较之1921年更加积极，三年前的“慢三步”一跃而变成为“上头牌”。在授奖大会上，霍尔斯陶穆对萧（伯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萧（伯纳）接到瑞典学院以“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励性的讽刺常蕴含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的评语而获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时，他表示出一种冷漠的态度。在朋友的再三劝导下，他才领了那张奖状，并把它挂在别墅墙上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他将所得的六千五百英镑的奖金用来建立了一个英瑞文化基金会，以褒奖和扶持后起的作家们。他的这一措举得到了文坛有识之士的齐声喝采。革命导师恩格斯曾以“萧作为文学家，他是很有才气和敏锐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微不足道，尽管他很正直，也不追逐名利”的评价，高度概括了他对待荣誉金钱的态度。
萧（伯纳）于1857年7月26日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父亲是个小公务员，母亲是个有才能的音乐家。萧 （伯纳）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父亲经商失败不能养家，他因经济困难无法上大学，十五岁就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缮写员，后为出纳。1879年，他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未成熟》，但遭到出版商的拒绝，未能出版。1884年，他参加了英国改良主义的“费边社”，并成为该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萧 （伯纳）当上了伦敦市参议员。萧 （伯纳）是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又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几乎活了整整一个世纪，创作活动达七十一年之久，共写了五十一个剧本，五部小说和几百篇论文。《华伦夫人的职业》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剧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体面”生活，都是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