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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幼儿园
哈尔滨红霞幼儿园，位于道里商市街和哥萨克街的街口处，就是而今的高谊街与红霞街的街角处。据说，这幢欧式的古典式住宅曾是一个美国商人的私邸，是一幢出自犹太建筑设计师之手的建筑作品。但房子的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美国商人，叫什么，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生意，是不是犹太人，现在都已无从查考。从这幢建筑的规模与艺术品位上看，这幢房子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但是，为什么没有更多一点的文字记载呢？我也问过一些地方史志的专家，他们告诉我，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询问与回答就这样结束了。这个隐匿在老宅深处的、始终看不清面目的主人，给了我一个谜一样的印象，让后人的询问与回答永远飘浮在半空中。
但是，有一点应该没有问题，这个“美国人”是一个商人，一个有钱人。没有相对殷厚的经济实力，不可能建成这样一个规模的私人宅院。从这幢建筑的风格上看，甚至我们还可以推断这位房主是一位法国建筑艺术的崇拜者，特别是对城堡式建筑有着特殊的兴趣。
这幢私邸建筑，造型优雅流畅，结构严谨自然，功能全面合理。在它身上能明显地看到中世纪建筑的影子，比如与奥地利的天鹅城堡就有某些相像之处。从这一建筑上不仅显示了犹太人超凡的智慧，也可以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私宅主人如果是美国人的话，那么，在他的身上一定有着一种法国浪漫主义的古典情怀。但是，他真的是美国人吗？我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美国人呢？根据是什么呢？总而言之，一个美国人把自己的私邸搞成这种样子，的确有些不可思议。因此，我认为，或者他是美国、意大利、法国籍的犹太人也未可知。
然而，与他一起生活的妻子、女儿，以及其他一些人，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为什么他们突然从这幢古典式的建筑里蒸发了，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呢？难道他们一家竟然遭受了什么不测吗？抑或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秘密？
真的想不出啊。
是的，忘却与消失是一种遗憾。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意外地感到一种别样的冷峻之美、神秘之美和哀伤之美。
房子的主人“消失”之后，这座建筑被改做“红十字幼儿园”，再后来被改为红霞幼儿园。在被称之为“红十字幼儿园”时期，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三年。
早年的“红十字幼儿园”，正如前面所说，是一幢别致的法国古堡式建筑，整幢建筑呈灰白色，在天空之下显得分外典雅，相当梦幻。几乎每一个从它身边经过的人都会深情地看上它一眼。它虽然很奇怪地没有进入哈尔滨“标志性建筑”的行列，但是，它始终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欧式建筑之一，是这座城市市民的“大众情人”。
当年进入这家幼儿园的孩子，有一条规定，必须是当地医药界人士的学龄前子女。因为“红十字幼儿园”是由当地和苏联红十字组织联合创办的。
“红十字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几乎清一色是苏联籍的犹太人，而且女性居多，并且个个都很活泼、健康，喜欢在庭院里三三两两地站着说话，感觉她们在这里的生活很快乐。幼儿园的收发室老头也是一个犹太人，白头发，灰眼珠。他还负责浇庭院里的那个鲜花盛开的大花坛，他用剪子修剪花枝儿时，端着戴着套袖的胳膊，动作像一个有教养的绅士。我几乎没听过他讲话，一年四季，他总是沉默寡言的样子。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牢牢地记住了他。
听说19世纪之前的俄国人，包括俄国建筑师、犹太建筑设计师都特别崇尚法国古典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是，从这些苏联员工的身上却看不到这一点，只是觉得他们很愉快，喜欢拉手风琴。这一点也影响了当地的中国人，在五六十年代，在城市里常常可以看到背手风琴的年轻人。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其他城市是不容易看到的。
凡是这家幼儿园的孩子，都穿着幼儿园统一的服装，蓝色的，袖子上缝着一个红十字。也不交任何费用，而且还免费供应一顿午餐：通常是两片约一厘米的黑列巴（面包），这种黑列巴的蜂孔很大，是园内的苏联厨子自己烤的，一碗苏式红菜汤，菜汤很美，用洋柿子、土豆、大头菜，加洋茴香、桂叶儿，加牛奶皮儿、牛肉块烧成的，滋味非常好，非常有俄国风味。
园里孩子一律定量用餐，可以少吃，但不能多吃。现在不同了，在饭桌上，年轻的妈妈经常“审问”自己孩子：“吃饱了吗？再吃点嘛，多吃！”结果，不是把孩子吃成了瘦豆芽儿，就是胖得走形了、厌食了。看来，对儿童用餐定量是一种严肃的爱、科学的爱。
这家红十字幼儿园的孩子来自不同的国籍与民族，犹太的、苏联的、朝鲜的、波兰的等等，的确有点国际主义大家庭的样子。而且，这里的小孩子接受别国语言的能力都很强，似乎人人都能够听懂“阿姨”用俄语讲的童话故事，比如黑人挖金子的故事等等。外国人讲的童话故事，常常与大自然有关，与各种可爱的小动物有关。而中国的幼儿园阿姨讲的故事，主要是讲如何做一个好孩子，甚至指导孩子向一个陌生的大人学习。所以，在通常的情况下，中国儿童比外国儿童成熟得早，讲起话来，个个都像科级以上的干部，只是说话的声音是童声而已。
到了每一年的圣诞节，红十字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照例要去苏侨俱乐部（即过去的哈尔滨商务俱乐部）过圣诞节。这一天，俱乐部来了许多客居在华的苏联妇女，她们分别挑选几个自己喜欢的孩子，给他们香肠、面包、糖吃，然后古怪地亲吻他们。这一天，孩子们要登台表演事先排练好的文艺节目，或是克雷洛夫童话，或是唱《莫斯科…北京》的歌曲（这支歌我至今还会唱几句），或者和苏联小孩联合上演苏联红军出兵哈尔滨的儿童剧。
表演之后，圣诞老人开始给孩子们发圣诞礼物，一般是一包苏式点心，加一个小玩具。圣诞老人送给我的小玩具，是一板用铅铸造成的苏联红军坦克兵进驻哈尔滨的小艺术品。
这一天，孩子们的家长都来了，但是，他们不能进俱乐部内，只能等在外面的大街上，吸烟，下五道，聊天，谈朝鲜战争。联欢会散了，每个孩子都抱着一包点心出来了，高高兴兴地递给家长。调皮的家长还要掏出一块先尝尝，说：“妈了个腿的，好吃。”孩子听了，非常愉快。
岁月如同飞箭。我作为当年红十字幼儿园的一名孩子，每每路过当年的红十字幼儿园，看到这幢由犹太人设计的古堡式建筑总想进去看一看，因为怕人家笑话，不敢贸然进入，只是在外面一步三回头地看一看，彼此之间的距离不由愈来愈远了。
一切都恍若梦境了。
艺术山墙
秋色正浓，满街的醉叶。闲来无事，便到街上去走走。
偶为闲人，真的让自己感动，梳理思绪，躬身自省，在无为与有为之中，在一切都可以看淡的收获之中，让我这个“短暂的闲家”有无限美好的感慨。
在道里红专街的一幢极普通的俄式住宅的旁边，据说，先前这里住的都是一些犹太人，我在这里意外地看到了一面匪夷所思的旧山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便停了下来，过去欣赏。闲人闲事，品味打量，是人生的一大潇洒呀。
这个不显眼的山墙，是一面非常有意思的矮墙立面，不高，仅两米余，伸手可以抚顶，似也不宽，不过两米半而已。矮墙折过去的另一面，即正面，是纯粹俄式风格的民宅建筑，平房，很长，总有三四家的样子，每一家都有一个凸出来的深杏色木制雨塔式门斗。前面是一个不大的、有树的院子。熟悉与酷爱哈尔滨老建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溜典型的俄罗斯民宅建筑，但是，在它的侧面山墙却是一堵令人意想不到的典型的、中国式房檐，而且建造得十分精巧，俨然如浮雕一般。房檐下边是一组漂亮的、铸有图案的瓦当，两端为精致小巧的飞檐，飞檐上是纯中国古典式的云头装饰。瓦当下面房檐上，则装饰着梅花浮雕。这一幢“隐藏”在大杂院里的很特别的老房子让我非常震惊，屈指算来，我至少有三十多年未见过这种式样的俄式老宅了，此行不虚矣。
要知道，在哈尔滨，古典式的中国民宅大多集中在道外区一带。在那一区域，青砖黑瓦、飞檐曲廊的老式民宅鳞次栉比。特别是太古街、南勋街上的老式民宅建筑，大都采用青砖灰瓦为建筑材料，并在屋檐下方和女儿墙上用青砖、灰瓦拼成中国古典风采的吉祥图案以及寓意福、寿、禄的动物浮雕，凸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之美。而且几乎像老北京一样，照例有一个大院。倘若大院内的四周均为“圈式”楼房，则大都采用那种传统的悬挑式木走廊。
可是，在这个早年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却出现了这样的一面纯中国式的“艺术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甚至很情绪化地认为，这面中西建筑手法有机结合的山墙，可以看做是哈尔滨中西合璧最为典型的建筑杰作，是上一代人的智慧与情趣的一个精美绝伦的缩影。
但是，我在拍摄这面山墙的照片时，却受到院内居民的训斥，一个一脸沧桑的中年男子说：“你别老拍这些，你们总这么拍，我们的这幢破房子啥时候能扒？啥时候动迁？”
我连忙说：“我只是拍着玩儿。”
他们说：“你好玩儿了，可我们却不好过了。”
我说：“那是，那是。”说完，就赶快逃走了。
这幢俄式平房的南面，连在一幢二层的、有雕花凉台的俄式建筑上。据说，这是一幢犹太医生的私人医院兼住宅。因此，我推断，这一溜俄式平房，或者说，这幢中西合璧式的民宅建筑，应当是那些侨居在这里的俄国工人和中国工役的住宅。他们或是这家私人医院的厨师，或是花匠，或是马夫。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乐手的住处，因为出了院子，在街的对面，是“丁香音乐厅”。那同样是一幢漂亮的俄式建筑。据丁香音乐厅的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介绍，“丁香音乐厅”和哈尔滨的霁虹桥，都是1926年建造的，而且出自同一个犹太建筑设计师之手。
后记托哈尔滨的福，托犹太人的福
本来是不打算写后记的，但是，总觉得话没说完。因此，再补充几句，交代一下“成书”的来龙去脉。
2006年11月，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代会的时候，年轻的刘玉浦先生请几位东北作家吃饭。那天晚上，在座的大部分是东北的作家，所以，大家都聊得很好，兴致蛮高，也很热烈。其实，在这之前，我并不认识刘玉浦本人，也没有过任何的接触，只知道“刘玉浦”这三个字。因为，他曾经在《小说选刊》工作过，所以这个名字比较熟。这回由他做东请东北的作家吃饭的时候，看到他递过来的名片，才知道他已经到新的工作岗位去工作了。这次相聚喝酒，刘玉浦本人和他的新单位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聚一聚，今天请东北的，明天请南方的。所以，气氛很轻松、很自由。可能是由于酒精的作用，我至今也回忆不起来话题是怎样转到哈尔滨的犹太人上面来的。可能我觉得这个话题我比较熟悉，就顺便说了一些，说过了也就过去了。
回到哈尔滨以后，刘玉浦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他想出一本有关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生活的文化随笔。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些年我一共写了多少关于犹太人的文章。在电脑上把它们归拢到一块儿之后，没想到，这一二十年来，有关生活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文章还真的没少写。初步地算了一下，加起来也就是十五六万字的样子。刘玉浦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情况以后，说，没问题，如果再加上一些老图片，应当是很不错的一本书。于是，我又重新把这些文章校订一下，更正一下，明确一下，并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或许关于某些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信息，已经含在本书当中的那些文章当中了，但是，在这篇《后记》里，我还要扼要地说明一下：
我之所以称哈尔滨是“流亡者的城市”，理由是，哈尔滨在这之前并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正像我在这本书中的某些文章中所描写的那样，它只是一个小渔村，或者晒网场，只是少数民族像鄂伦春、达斡尔、赫哲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尽管中东铁路通过这里的时候，哈尔滨香坊那个地方已经有来自于山东等地的本国流亡者居住了，但是，哈尔滨仍然不具备一座“城市”的规模。哈尔滨的确是一座由铁路催生并繁荣起来的新兴城市。
哈尔滨后来之所以被称之为城市，有两股力量是不能忽视的，一股就是来自于长城那边的那些为了躲避战乱、躲避自然灾荒的本国流亡者，另一股就是同样为了躲避“两次世界大战”战乱的、背负着不同国籍的、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当时，刚刚到哈尔滨来谋生的犹太人，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是加以掩盖的，因为，他们总是有很大的不安、很大的担心，尽管哈尔滨很安全，绝少排犹活动，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在他们的经验当中，都认为不暴露自己的犹太人背景更安全些。所以那些生活在哈尔滨的自称是俄国人、德国人、波兰人等等的外国人，其实就是犹太人，或者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在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勇于直面自己的犹太身份。这样，就给外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哈尔滨的犹太人数量并不是很多（仅两万多人）。其实，在哈尔滨所有的外国流亡者当中，至少有七成以上是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的人。由于当年外国流亡者占哈尔滨全市人口的51％，所以，我称之为“哈尔滨——犹太人生命的驿站”。
话说到这儿，你突然会觉得，哈尔滨作为一座包容的、宽容的、曾经容纳与善待大量犹太人的“流亡者的城市”，的确应当有一本专门描述犹太人生活的文学书籍，而不仅仅是一些老照片和画册。因为，对一些年轻人或者其他城市的人而言，他们很难通过画册中的老照片猜想出当年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人的生活状况、情感方式和灵魂深处的痛苦。
作为这座城市的一员，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就和这些背负不同国籍的犹太人有过自然的、广泛的接触，而且一直到他们离开这个国家。是的，我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我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从事的职业，甚至包括他们的宗教，还有他们的婚丧嫁娶，以及他们当中的某些个人的命运，等等。现在想，如果没有这样一段自然的、平常的经历，今天出这样一本书显然是困难的，而且是不真实的。
要知道，我是一个亲历者。
对此，我感到了一种责任。因为我的职业是作家，写作是我的天职，我把这件事写出来，也算是完成了对历史的一次回望，完成了当年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父辈们和犹太人们的那样一种生活的回顾。也许，书中的这些事情都是生活中的平常小事，是常态的，是自然的，你感觉不到它的一点特殊之处。但是，我相信，无论是我的父辈，还是那些已经移居到国外去的犹太人，当他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强烈的情感震动。我之所以这样自信地说，是因为过去我的许多描写哈尔滨老房子、老故事的文章就曾出我意料地引起了一些早年当事者的强烈反应。而且，一些年轻的后来者也对此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为哈尔滨这座城市有那样的一段不平凡的历史，那样一段丰厚的情感经历而感到自豪。
我想，这大约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了。毋庸讳言，在哈尔滨，恐怕只有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我想，这就是作家的宿命。
在这本书的结集过程当中，始终得到一些好朋友的慷慨支持。这里我要点到几个人，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朋友李述笑先生，他是一个研究犹太问题的专家，他不仅无私且无偿地向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供我使用，而且我通过对他的一些著作的阅读，还弄清了一些困扰我的历史上关于犹太人的某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当然，我看到的这方面的书和文章也不仅限于他一个人的著作，可以说，大部分关于犹太人研究的书，对匡正我的一些混乱的认识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还有幸参加了一些关于犹太问题，包括犹太会堂恢复的研讨会。显然，这些专题会议让我受益匪浅。同时，我还要感谢赵日越先生，是他无偿地向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个沉默寡言的收藏家是一个襟怀广阔、慷慨无私的人。我为他如此的仗义行为常常感动得难以言表。是的，帮助我的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