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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十分尊敬有知识的学者和传授知识的教师，认为他们比国王更伟大。在犹太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教师比父亲重要。有人让孩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假如父亲和教师双双遇险，而只能救出其中一人时，你会救谁？孩子一定会回答救老师。因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传授知识的教师更重要。犹太人有一句格言也反映了这种观念：为使女儿嫁给学者，即使变卖一切家当也值得；为娶学者的女儿为妻，纵然付出所有的财产也在所不惜。哈尔滨人同样喜欢读书，也喜欢喝啤酒，吃面包，喜欢吃罗宋大菜；雪还没化尽呢，哈尔滨的女人们就像俄籍的犹太姑娘们一样早早地穿上裙子；像法籍的犹太人一样喜欢听音乐，欣赏绘画和雕塑；像波兰籍的犹太人一样喜欢载歌载舞，喜欢搞设计；像德国籍的犹太人一样喜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你；像美国籍的犹太人一样无拘无束，开怀大笑；像山东人一样喜欢吃面食；像满族人一样喜欢养花；像鄂伦春人一样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像达斡尔人一样喜欢飞刀走马；等等。
有人说，哈尔滨人的主要特点，就是豪爽。想想看，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都是海内海外的流亡者，都活得不容易，命运使大家凑到一起来了，什么文化不文化的，彼此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文化。因此，都对对方很热情，很支持，很帮忙，很直爽，很理解，也很谅解。这是人类灵魂中最为精粹的一种原始的“合力”和“凝聚力”。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书写犹太人的故事的主要缘故。的确，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到处都是犹太人足迹的城市里，记录犹太人的生活是我这个哈尔滨作家的责任。
那些曾经生活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无论你们现在生活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那就从这本书开始，一同回忆那一段难忘的哈尔滨生活吧。哈尔滨毕竟是犹太人生命中的一个驿站啊……
阿成
于中国哈尔滨
2006年12月大雪之日
一犹太人流亡者社区的来历
哈尔滨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性的城市，多宗教、多民族的人相对和谐地居住在一起。除了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社区机构，犹太人在俄国人控制下的哈尔滨的经济、文化及公共生活中，也很活跃。他们还积极地参与哈尔滨的市政事务中。
在确定哈尔滨的犹太移民身份方面，中国及哈尔滨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就像它为哈尔滨的俄罗斯人所做的那样。当别人问起他们的民族定位时，大多数人不仅把他们自己定位为“俄国人”或“犹太人”，而是“来自中国”的俄国人，或“俄籍犹太人”。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他们把自己描绘为俄国或者犹太散居者的中国部分。
——摘自《我的家庭和她所在的城市：在哈尔滨的五十年》，
前澳大利亚驻东南亚多国使馆参赞玛拉·穆斯塔芬
我最早认识这城市边缘地带的流亡地——犹太流亡者社区，是在一片沉醉的《离别》歌声之中。
别哭泣，别哭泣
迷途的羔羊——
生活总有别离，总有别离。
……
当时，该城几乎人人的嘴里都淌着这支歌曲，这的确让我这个初涉世界的人大惑不解，似乎这里家家都经历着生离死别、骨肉分离，受着它的折磨，受着它的煎熬，这种此起彼伏的歌唱，是在排遣他们心中的伤悲啊！
这支不中不洋的哀歌，自晨至宵，像初始的秋风一样，彻夜不息，搞得市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泪眼兮兮的。更有悲不能忍者，竟不问相识与否，伫立街头，与陌生男女抱头痛哭起来，让人不忍卒观。
我是在这支无缘无由、来历不明，又催人泪下、亦柔肠寸断的歌声中，逐渐对这座城市，尤其是对犹太人有了记忆，并从此开始注意这座城市的犹太流亡者社区的。
当时，我或者是个少年，或者是个儿童，抑或是个青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这一点不足挂齿，也是微不足道的。
——如此悲怆的人生氛围，真是让人大惑不解。
总之，我开始有了记忆，是记忆伴随着我，使我真正地走进了人类社会。在这之前，我仅仅是一个有生命的草或者蝌蚪而已。
犹太流亡者社区的上部是一座小型的会堂。会堂是犹太建筑。它的样子让流亡与生息在流亡者社区的犹太人和混血儿们深感自豪——它是爱、热情、美和信仰的化身啊。这座会堂也让流亡者社区之外的外乡人，为之震惊、为之倾倒。
会堂的钟声敲响了——它意味着爱、仁慈与和平。它的魅力是永恒的啊。
去这座会堂做礼拜或者去忏悔的，大多是流亡在犹太流亡者社区的各国的洋人和混血儿、犹太人。“这个思想与石头的庄严又神秘的巨灵”是那些流亡者的精神之家。
犹太流亡者社区的这座会堂，也曾经一度浸泡在那支《离别》的歌声里。我一直也搞不懂，为什么大千世界里，那么多的人喜欢没来头、无缘由地，而且又那样投入地唱悲歌呢？难道慷慨悲歌，可以唤起生活的勃勃生机吗？
由于种种原因，也曾使得这座会堂像一家蹩脚的食杂店，开开关关，几度惨淡经营。
——这些令人尴尬的事情，仁慈的上帝几度落过泪了，这里免谈也罢。
这是别一种人类的生活。
……
这里，恐怕我还必须得插嘴介绍一下犹太流亡者社区的形成历史。毋庸讳言，在上个世纪初犹太流亡者社区“兴起”，主要是由于二战的原因，是那些流亡在中国的俄国人，还有欧洲、亚洲、美洲等一些国家的犹太人和混血儿在这儿建立了流亡者的栖息地。
我的一个自命不凡的、当电影导演的朋友说：“要想拍出外国的效果，只要把摄影机架到犹太流亡者社区的涅克拉索夫大街的街头上去就行了。”
这无疑是正确的。
犹太流亡者社区，也有人称它是中国的小西伯利亚。它有着俄国大西伯利亚同样的严寒与大雪。因此，流亡者的栖息地几乎没有非洲的侨民。它太寒冷了，让南方人望而生畏。
开始，这里只有一些流亡者建造的简易的木板房。
西北风像狼嚎一样袭击着那几幢零零落落的木板房，袭击着一簇簇的枯树林，袭击着树梢上数以百计的老鸹窝，也扑向远方的那条冰冻的蛇河。
流亡者们为了抵御严寒，出门需戴上厚厚的、只露着两只眼睛的面罩。
这使得犹太流亡者社区平添了许多悲怆与神秘的气氛。
不久，犹太流亡者社区有了砖结构的、炫耀着侨民异国风情的建筑，像民宅、肉食店、餐馆和会堂等等，开始有了一个城镇模样了。
犹太流亡者社区的躯干部分，是该区的主要街市——涅克拉索夫大街。
从上世纪开始，街市的小型商业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马克思把政治和经济合成一学，是有道理的。无论是什么主义，没有商业活动是不可思议的。人的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这种商业活动。
涅克拉索夫大街，便是这种心理的产物。
在涅克拉索夫大街，有一家叫“犹太客栈”的小旅馆。
它是一溜中国式的青砖瓦房。房顶上的灰色土瓦已经陈旧不堪了，瓦缝之间长着草。这溜平房的原主人，是一位从江南流放到边城的人士。整个建筑凸显着江南园林建筑小巧秀气的风格，以及儒雅淡泊的处事态度。在寒冷的犹太流亡者社区，看到这样的建筑只有叹息了。
临时寄宿在这里的旅客（都是做一些小买卖的犹太人），一昼夜的工夫，就会被中、西两域流亡者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压得喘不过气来。
走进犹太流亡者社区就等于走进流亡，走进回忆，走进痛苦，走进乡愁，走进宿命了。
这家小客栈，接人待客还是蛮热情的。住在这里的，除了几位到这里做小买卖的小商小贩，间或也有中国流浪汉、说书人、江湖艺人，以及私奔的情种。他们的到来，总能给流亡者社区的人们带来一些新鲜故事。
犹太流亡者社区太需要故事了。
……
天下雨了，做小买卖的行商出不去门了（犹太流亡者社区的雨路总是泥泞不堪的），所有的旅客都待在客房里面，抽烟聊天，或者说命运，或者干脆蒙头大睡——雨你就可劲地下吧！
雨天里，住在“犹太客栈”的旅客也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从那座会堂传出来的、湿漉漉的钟声。
挨着“犹太客栈”的是一家肉铺。那里是牛、羊、猪受刑断命的地方。
那里一天天总是鬼哭狼嚎的。那个露天大锅里的水永远是沸腾着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是那里的家常便饭。
那个中国矮子屠夫，样子十分剽悍，他杀牛杀羊杀猪，像切豆腐一样不费吹灰之力。
他浑身都是血，凶狠的脸上也溅着血点子。一层层的沉血，滞在他的屠衣上，使得他的“血衣”厚而笨重。
被宰杀的牲口中，最不安分的就是猪，它拼命地号叫，使得在这里瞅光景的闲人看客，个个脸上容光焕发，充满着亢奋的情绪。
肉铺外面的土地，都被血浸透成了暗红色。
小旅馆的犹太人闲了，趿着鞋，披着外衣，叼着烟卷儿，到这里来看热闹。
要知道，杀戮，是人世间最引人入胜的一出戏哩。
入了夜，肉铺静极了，然而居然从肉铺里，也荡出了那曲《离别》之歌：
别哭泣，别哭泣
迷途的羔羊——
生活总有别离，总有别离。
……
犹太流亡者社区的“四条腿”，是流亡地几条小街小巷，这几条小街小巷的名字，都是以俄国、波兰、法国、英国等国的名人的名字命名的。或者叫塞瓦斯托伯尔斯卡雅街，或者叫华沙街，或者叫果戈理大街。这些大街小巷里都有一些不同风格的建筑，或者是别墅式的，或者是单体公寓式的，也有日本式的房子。
人走进这里，就等于走进外国了。
在上世纪之初，犹太流亡者社区还是一片沼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批的犹太人、俄国人、日本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英国人、法国人、希腊人等等，相继流亡到这个地方来。
中国当局就鼓励这些流亡者，在这荒无人烟的沼泽地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园，无论建什么都可以，而且免收一切赋税。这是一种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慷慨。
流亡者的房子大都建在高地上。低处便是沼泽。因此，房子与房子之间又勾连了一些低矮的木栈桥。黄昏落日，这儿的景观也像彩色版画一样的好看。
冬天，落雪了，这儿看上去真是无愧于“中国的小西伯利亚”的称号了。栈桥的木栏杆上，落满了黑色的乌鸦。它们的远处，是那轮将落未落的巨大血日。
我们下面将要讲的那些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别哭泣，别哭泣
迷途的羔羊——
生活总有别离，总有别离。
……
二犹太人的流亡生活
我带着十分兴奋和愉快的心情回到哈尔滨。我出生在这里，并且和全家一起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我一生中唯一和家人团聚的时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在哈尔滨生活的经历，都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这次，我的儿子也跟我们一起来祭扫我父亲的墓。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特迪·考夫曼，是他帮我选择了这篇论文的主题，让我从我父母的出身讲起……像许多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居住在埠头区（现在道里区的中心部分），离松花江很近。
而我被送到一所希伯来小学，在犹太民族宗教学校里学习。显然，我的父亲想让我对犹太教育有基本的了解，包括希伯来语，这些在他的幼年时代一定也学过。这一点，特别有意思。我父亲不是纯粹的犹太人，他通常不去犹太会堂，然而，他却想让我继承犹太人的传统。
——摘自《从哈尔滨的犹太民族宗教学校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
人文科学院》，以色列人文科学院副院长哈伊姆·塔德莫
比乐街
我的朋友贾先生结婚后，便搬到了南岗的比乐街上，住在他的老泰山家。
先前，贾先生和我住邻居，他住在河曲街。解放前，河曲街叫罗蒙索夫大街。我则住在与之比邻的河清街上。过去，河清街叫涅克拉索夫大街，两条街挨着。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后来，贾先生的父母双亡之后，经街坊介绍，和南岗区比乐街上的一位宽脸的姑娘结了婚。那姑娘的肩、胯骨、臀部都很实。贾先生说，他就看中了这点，欣赏时心中有一种甜蜜的、充实的感觉。
我去过贾先生的老泰山家。那是一个围着板障子的大院。先前，这里住着一对比利时夫妇（只是住一家），有正房、耳房、仓房、煤柴棚、狗舍、厕所和菜窖，院门是一个双扇的木大门。其中的一扇上另有一扇常开的小木门，小木门上还有一个小窗口，有事、来信、送牛奶，都在这个小窗口里完成。
院子里还有几棵果树和几棵丁香树。过去，到比利时人家搞住户登记呀、人口调查呀、送信呀，每次都可以喝到他们夫妇自酿的果酒。
开始时并没有这条街，这条街是这一对来自比利时的犹太夫妇踩出来的一条蒿草道，而且他们选址在这儿建了这幢房子。有了房子，路自然就有了。世界上哪幢房子不连着路呢？而且从这儿去附近的犹太会堂很方便。只是这条街当时还没有街名，国外来了信，就写比利时人的住宅某某收就行了，赶马车的邮递员会准确无误地把信投递到这里。
估计那时候也没有电话，至少这对比利时夫妇家没有。而且，通信在那个时代是优雅且温暖的事，而今的手机也不能与之媲美。
城市逐渐地形成了，新宅新街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有了新街，自然就得有个街名。于是，当时的城市管理人员将教堂附近的街命名为教堂街，将巴罗金家门口的小道命名为巴罗金街（就是现在的巴陵街），将犹太人布鲁西洛夫家门口的小道命名为布鲁西洛夫大街（就是现在的中和街），将那个巴尔干人家侧面的那条小道命名为巴尔干街。
城管人员到了这对比利时夫妇的家，推开小木门上的窗口，说，喂，记住，你们门前的这条道从今天开始叫比利时街了。
城管人员给新街起名时，自己也感到很有趣、很方便，住着哪国人就起哪国人的名字做街道名字就完了，而且邮递员也不会因为有了新街名而搞错。当然，也有避讳，像德国侨民住的地方还不能叫柏林街，犹太人住的地方也不好叫犹太街。于是就换一个名字，或者叫花园街（那个犹太人喜欢种花），或者叫思想街（那个德国犹太人爱思考），或者叫木柴街（那个法国人有个性，院子里堆满了木柴），或叫聋哑街（那个俄国犹太人是个聋哑人）。略一解释，邮递员就明白了。
比利时夫妇回国之后，这个院子里一共住上了三户中国人家。贾先生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只是其中一家。
贾先生的老丈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曾经在苏联待了十多年，然后回国和一个寡妇结了婚，生下了一个身材健壮、但性格极其温和的女儿。女儿长大了，做了贾先生的妻子。
他们生活得很和谐。
一日，贾先生到仓房去找一件什么东西，发现在角落里有一个被挖开的洞。铁锹还扔在一旁，洞里有一枚犹太徽章……
贾先生蹲在那里仔细地研究了半天，然后，用锹将土坑填好，踩实。
问吧，亲爱的
哈尔滨，说它寒冷也好，说它曾是沼泽地也好，但这儿毕竟是一个相对祥和、相对安全，同时又颇为富庶的土地。所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哈尔滨居住的并不全是清一色来自欧洲的那些为了躲避战争迫害的流亡者，以及他们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漂亮的、妙不可言的混血儿，其中也有不少来自长城那边的中国同胞。
流亡在哈尔滨的中国人，大多是从山东、河南、河北，以及从云贵一带来这里谋生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后来成了一句名言：“人挪活，树挪死。”这是针对古训“父母在，不远游”而言的。可是，当时的中国非常不太平，天灾人祸，战火四起，这才让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人心不古，背井离乡，踏上了远离故乡之路。
背景既然交代清楚了，我们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