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流亡的岁月，也是岁月啊。
不久，这个比利时女人患脑溢血死了。
这个犹太人为她做了最后一次按摩。然后，一件一件地替她穿好衣服，并吻了她。
这个犹太人一切都做得很平静，没有哭，没有泪水，也没说什么。
常到这儿洗桑拿浴的流亡者和混血儿，帮助这个犹太人安葬了他的女人。
那个拉比也参加了这个比利时女人的葬礼。
在葬礼上，拉比忧郁地朗诵了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
拉比在葬礼上朗诵诗歌，几乎成了犹太流亡者社区死去的流亡者们的一个固定程序了。拉比朗诵着：
当一群一群的候鸟在空中哀鸣，
躲避着冬天的风雪，飞向远方，
不要谴责它们，
朋友，
沿着熟悉的道路
鸟儿们还要回来，
到了春天的时光。
但是，
倾听着它们的声音，
请你记住！
只要希望重新对我的命运放出光芒，
我立刻驾着欢乐的翅膀离开那里，
迅速地飞向北国，回到你的身旁！
这一次，那个犹太人才放声恸哭起来。
翌年，当流亡地哈尔滨，当涅克拉索夫大街到处都是厚厚的落叶时节，那个犹太人悄悄地关闭了他的桑拿浴房，永远地离开了这里……
他是悄悄走的。
他知道，这儿的流亡者和那些混血儿都非常非常需要他。可这里已经是他的伤心之地了……
犹太人觉得自己老了，到了告别的时候了，告别朋友，告别爱人，告别那个拉比，告别那些流亡者，告别自己的祖国波兰——走向属于自己的坟墓里去。
犹太人一边走，一边回头……
永别了，犹太流亡者社区。
“康季莲娜”乐器店
许多哈尔滨人一直误以为位于道里十二道街西南角上的那幢俄罗斯浪漫主义的蓝灰色建筑（老哈尔滨摄影社的原址），是上个世纪驰名中外的哈尔滨“康季莲娜乐器店”。但是，这是个有趣的误会。然而，这个美妙的错误并非毫无根据。当你和站在你身边的外乡人一块儿欣赏这座浪漫主义老房子的时候，就不难发现，这幢老房子的每一个线条，每一个细部，都蕴藏着优美的乐感与清脆的、泉水淙淙般的节奏。特别是女儿墙上的那一组类似竖琴的铁栏杆，那扇镶嵌着精妙绝伦图案的铁大门，更使得这座建筑的外立面俨然如一台别致的露天音乐会的“天幕”一样迷人。而且，它还会在不同的季节里，在不同的时光中，显示着它不同的情感、风度、个性和美。即便是今天，当你走到它的面前时，形形色色的行人在你身后匆匆走过，尽管虚幻的“历史演奏”早已落幕，但那种“美妙”的感受依然弥漫在你的魂灵里，尽管你明明知道这幢建筑并不是历史上的那个“康季莲娜乐器店”，但是你依旧可以真切地聆听到，从厚厚的墙壁里传出来的老唱片的乐曲声。
显然，这是哈尔滨人优雅文化品格的表现，是生活在素有“音乐之城”里的市民们的另一种自豪。
其实，这幢建于1926年的老建筑，是一位叫卡茨的犹太人开的一家餐馆（米尼阿久尔西餐馆）。然而，有一点没有问题，正是基于卡茨先生对音乐的酷爱，才使得这幢建筑始终荡漾着美妙的旋律。的确，建筑与主人的品格总是融为一体的。
我们还是先回到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去吧。
“康季莲娜”，意思是“优美的旋律”。哈尔滨的“康季莲娜乐器店”，是犹太人格里尔基·那乌诺维奇·特拉赫金伯格创办的，成立于1924年。毫不夸张地说，它曾经是当时哈尔滨名气最大的乐器店之一。这家乐器店之所以卓尔不群，不同凡响，在于它始终经营世界上最新款的管弦乐器、乐谱和唱片等等。哈尔滨光复以后，康季莲娜乐器店仍然是一家傲慢的、权威的乐器商店，它一直拥有一流的乐器调试、修理、鉴定技师。只要你将音乐创作看做是你一生的奋斗目标，只要你走进这家乐器店，不用这里的店员伊万或者娜达莎介绍，你一眼就能从琳琅满目的乐器中，看到那件新上架的乐器或者唱片，为此，你就可以始终以前卫的姿态立足于哈尔滨乃至世界的音乐同行当中。
这绝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历史的真实。
康季莲娜乐器店直到1966年以后才悄悄地离开了这座城市，进入回忆的世界，成为城市文化宝库中的一件瑰宝。
“康季莲娜乐器店”的主人格里尔基·那乌诺维奇·特拉赫金伯格是一位颇有头脑的文化艺术商人。当年，由于战争的原因，当然也包括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因素，政治的、宗教的、党派的、个人的特殊癖好，以及追求上的五花八门，许多俄罗斯优秀的歌剧演唱家、舞蹈演员、音乐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犹太人，流亡到了这座新兴的城市哈尔滨，随后，他们在这座城市里上演了世界著名的歌剧、交响乐、芭蕾舞剧和室内音乐会，并且还在这座城市里教授艺术课、音乐课和乐器，大大地丰富与调节了流亡在这座城市中的白党、破落贵族、暴发户，乃至普通侨民们颓废的、混乱的精神生活。正是这种古怪的、纸醉金迷的沸腾生活，使得康季莲娜乐器店的生意一下子火了起来，他们不得不大量地从世界各地购进各种乐器、唱片、乐谱，甚至包括歌剧剧本、滑稽戏剧本、芭蕾舞剧剧本，以满足这些淘金者、亡命者、花花大少、交际花、流亡者和艺术家的需求。
当年，位于南岗和道里的那两家中东铁路文化宫，就曾经是当年的这些世界各地以及俄国的犹太流亡艺术家表演的主要舞台。他们在这两家文化宫（包括教堂）上演了许多世界著名的乐章和歌剧。西洋乐器在一座中国城市的历史上拥有如此盛况，这在其他城市中是极少见到的。因此，法国的一家报纸称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所以，当这座城市的人们自豪地说哈尔滨是音乐之城的时候，其“根据”应当回溯到上个世纪之初，而不仅仅是我们常说的发端于多姿多彩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遗憾地告诉大家，真正的康季莲娜乐器店，却是一幢似乎与之身份不大相符的、极为普通的俄式平房——俄文的牌匾、俄文的广告、俄式的橱窗。遗憾的是，由于这幢平凡的建筑被众多的广告牌所遮挡，使得我无法就其建筑风格做出阐述，另外，这幢蜚声中外的、曾经抚慰流亡者孤寂心灵的乐器店，随着城市的改造，已经永远地消失了……而那幢被误认为是“康季莲娜乐器店”的灰色小二楼，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曾是一家有外侨乐师参与的乐器商店，再“配上”它富有音乐旋律的建筑外貌，或为旧情所系，便被市民们移植过来当做是真正的康季莲娜乐器店了。
的确，这是一个充满着误会的世界。有时候，这样的误会一瞬息就解开了，有时候，却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蹉跎岁月。
这幢充满着历史误会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的灰色小楼，阴差阳错地接过了康季莲娜乐器店的艺术薪火，支撑与发展了一座城市音乐繁荣的局面，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一座城市的文化发展，一方面要感谢这座城市里土生土长的主人，同时也要感谢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侨居在这座城市里的外国人，当然，更多的是那些犹太人，是主人和客人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这座城市的文化姿态变得绚丽多姿，魅力无穷。要知道，百年以来，从哈尔滨这座城市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歌唱家、演奏家，都曾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康季莲娜乐器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说，康季莲娜乐器店也是这座城市艺术家的摇篮。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合作还将继续下去，这座城市的大门不仅向全国的艺术敞开，也向世界的艺术敞开。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与这座城市有一个约会，在今天或者不久的将来，我们在这里相会，共同畅叙人类艺术发展的话题。这不仅是在共同体现生命的价值，也是人类理想的魅力所在。
每当我经过“康季莲娜乐器店”的时候，总要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的小女儿，这里曾经是一家犹太人开的乐器店，并当着她的面用数码相机拍摄下这幢折中主义建筑的小楼和雕花铁大门。要知道，文化传承的方式常常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父女驻足于斯，我们仿佛听到昔年康季莲娜乐器店的旋律，仍在死灵魂与活灵魂共舞的精神世界里回响着……
夹缝中的小西餐馆
在哈尔滨，夹缝中的小西餐馆是一家低档的西餐馆，它在中央大街的西侧。这条方石铺就、洋楼林立、并被称之为“远东第一街”的中央大街，东西两侧各有十六七条横街。东侧的横街，一律叫外国几道街——外国头道街、外国九道街等等。西侧的横街，一律叫中国几道街——中国三道街、中国八道街等等。这样的划分，并非是那种旧上海式的租界，而是视居住在那些街上的当地人与外国侨民的人数多寡而定的（当然也并不那么十分纯粹，中间也都掺和着不少外国人或中国人）。总之，一中一西的景观，反倒使这儿成了一个别致的街区。
所谓夹缝中的西餐馆，是在中央大街西侧的两幢二层的洋楼的楼中间（不算洋楼上头的小阁楼，洋人的阁楼也住人，从小窗户中挑出晾着衣服的竹竿。如果算小阁楼就是三层），像路边的街树一样，普通得并不招眼。
中央大街是一条有百年历史的商业老街，这条街寸土寸金，因此，楼与楼之间挨得极近（那种早年的历史激情，后人仍能体会到）。这家小西餐馆就是利用那两幢小楼中间的夹隙，建起这么一个小门脸儿式的“平房”，开了一家小西餐馆。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央大街上曾出现过好几家西餐馆，有名的像伦敦西餐厅、米娘久尔西餐馆、华梅西餐厅等等，但那都是中高档的西餐馆。然而，侨居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并不都在中高档的水准上，也有很多的穷人。于是，这个夹缝中的小西餐馆便火了起来。
夹缝中的西餐馆的营业面积很小，只有两三张餐桌，照例有个小吧台——外国人喜欢这种布局：墙上有小框的风景画，或者是伏尔加河和船，或者是圣母像，或者是怒海扬帆。吧台上照例有一台手摇的唱机。唱机上支出一个黄铜的大喇叭，老唱片播放的歌曲虽然有些失真，但毕竟是纯粹的俄国歌曲，或者地道的巴伐利亚的乡村音乐，或者犹太音乐，听得洋人泪流满面。
这家小餐馆像世界上所有的老式西餐馆一样，餐桌上固定有一个花瓶，里面插的或是水养的紫色丁香，或是白色的铃铛花（这是哈尔滨有代表性的两种花），情调很好。到这里来就餐的餐客都是一些穷洋人——鳏夫、寡妇、跑腿子、流浪汉、司机、洋野鸡等等，他们要的不过是红菜汤、小肉肠、酸黄瓜、奶汁肉饼和生啤酒、伏特加，再加上面包、奶油和甜果酱，是一份普通的西餐而已。他们边听音乐边吃，通常是很沉醉又很伤感的样子。
的确，到这种地方来吃饭，不想念自己的家乡才怪呢。
在餐馆里，有几份旧得不能再旧的俄文报纸、刊物，这些报刊都被饥渴的侨民餐客看过多少遍了，他们有很长时间生活在这些旧报刊提供的年代里，直到小餐馆又来了新的报刊为止。
这些穷侨民不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而是走在时间后面的人，是一些掉队的人。
经营这家小西餐馆的老板是一对中国夫妇。老板是从山东过来的。这个城市中的中国人，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随着他们在这里定居、结婚之后，人口呈几何倍数地迅速增长起来。
这个老板年轻时曾在哈尔滨的一家犹太人开的西餐馆里当学徒，学做洋餐的手艺。后来，成了家，买下这个“楼夹缝”，盖了这家小西餐馆。他的餐馆特别受犹太人的青睐。
60年代，我去过这家小西餐馆。那天正好下雨，下很大的雨。我差不多浑身都浇湿了。我坐在小餐馆里，感到雨水敲打在房顶洋铁盖上的声音特别的响，雨水从铁皮的房盖上湍急地流下来，打在窗玻璃上的雨点也特别的密集，偶尔有行人打着雨伞从小西餐馆的那扇挂着铃铛的小玻璃门前经过时，餐馆的屋子里就会暗一下。
那天，小西餐馆里只有我一个餐客。手摇唱机播放的是一支犹太歌曲，听上去也是湿漉漉的。侨居在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差不多都走光了。小西餐馆里的气氛很冷清，像离休干部的家一样。老板还是那个老板，但人已经很老了，正百无聊赖地倚在吧台那儿卖呆儿，一副毫无梦想的样子。
我当时觉得他并不可爱，或者是这家餐馆已不能赋予他任何激情了，或者是他看到的悲欢离合生生死死太多了，人已经麻木了。
据说，小西餐馆的老板夫妇没有生育能力。日本战败后，他们领养了一个没人要的日本小女孩儿，即日本遗孤。小女孩长大以后当了演员，并嫁给了我在职业学校读书时的一个同学。不久，他们又离婚了……这就是生活。
我并不知道那个夹缝中的小西餐馆是哪年倒闭的。但是，我再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它确实不存在了。
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现在的哈尔滨，西餐馆的老字号只有一家了。
但我总觉得那个夹缝中的小西餐馆还在，经过那里的时候，我总要向那个夹缝里看一眼……
秋林公司
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街，叫商铺街，现在叫花圃街。离古老的模范监狱极近，只有两分钟的路。从那儿拐过去，便是驰名中外的中国大街了（现在叫中央大街）。我的一位从长春来的哥们儿，跟他同行的哥们儿自豪且沈阳味十足地介绍说：“瞅见没有，兄弟，这就是哈尔滨的中央大马路！洋不洋？”
中央大街上的建筑绝大多数是欧式建筑，偶尔夹上一幢“火柴盒”样的中式建筑，反而感到不协调。
顺着这条由方石砌成的大马路，走不远，是银都夜总会——过去是江沿小学校（这儿离松花江很近，也就两分钟的路）。我念小学就在这里。现在，学校已经把其中的一半儿，改成银都夜总会了。这家夜总会我去过一次，是几位书商请我到那里喝酒，吃炸蝎子和金黄色的虾球。坐在本该是学堂的地方“吃特色”，心里总觉得有点不仗义。
再往前走，路过有萧红与萧军故居的那条横街，便是我这篇笔记中要涉及的秋林公司了。
小的时候，我常上秋林公司去。
秋林公司是一座典型的欧洲折中主义建筑。公司的大门是转门，挺有意思的转门，给顾客一种半自动的感觉（当年，半自动的感觉是奇妙的）。现在门改了，改成普通的推门了。估计转门不大适应火气鼎盛的黑龙江人，彼此进了门，你要往这么转，他却又往那么转，打起来了，鼻子出血了，谁之过？门之过也，就改了。
进了50年代秋林公司的那个转门，营业大厅边上，会有一个俄国老者送你一袋不要钱的糖豆（这种做法不久被中国人开的同记商场学了去）。当然只送小孩，而且只送给看上去不是叫花子、野孩子的小孩。
穷人家的孩子，我没见送过。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但我是红十字幼儿园里的孩子，穿着戴红十字袖标的衣服，红十字幼儿园里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又是俄国的犹太人。因此，那个俄国老头也会送给我一袋糖豆，还会摸一下我的头，那意思是说，吃吧孩子，真可怜，没爹没妈的。
红十字幼儿园，虽为国际慈善机构所办，但入园的孩子并不都是没爹没妈。
早年，秋林公司的顾客似乎并不很多。顾客进到这里，感觉是进了欧洲人办的展览馆。
商店内的绝大多数商品都是洋货。营业员也大都是俄国的犹太女人。这些女营业员都很漂亮，一律扎着雪白的三角巾（这种头巾的扎法，是俄国伊尔库斯克式的扎法）。而食品部的营业员却大多是男性，戴着那种雪白的高顶大檐的厨师帽，个个胖胖的，干干净净，红唇白牙，彬彬有礼。
秋林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很严（但每一个雇员都十分乐意遵守，感觉是一种风度、一种档次、一种自尊和一种文化）：职工们上下班都要挂牌，走商店专门的职工通勤口，不得穿过营业室，否则开除。
不仅如此，商店还有一些“琐碎”的规定，比如营业员进入柜台前，必须先到卫生间把自己整理一下，头型、手脸、指甲都必须整齐干净，女营业员一律不准化妆。白服要白，三角巾要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