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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因此，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一定要要求他们拿出研究成果来，正如要求农民生产出粮食、工人生产出工业品来一样。但是，目前这方面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帽子，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红呢？请示报告认为必须明确这样一些认识：
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在首先达到这两条政治要求的基础上，知识分子还要进一步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但是，应当看到，世界观的根本改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艰巨和逐步实现的过程，是自我改造的过程。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时事政策，但是不要要求他们像党政干部、像社会科学家一样，学得那么多，懂得那么细，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要求他们都用很多时间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不是从大节、从根本政治态度来看他们，而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求全责备，是不对的。
红和专应当是统一的。红必须落实，不能是空空洞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通过业务实践来提高政治觉悟，也是知识分子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
请示报告特别指出：
“当前有一种偏向，而且是严重的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相互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这样，红，既没有指出正确的方向，专的积极性却受到打击。长此以往，就会红也红不了，专也钻不进去，给工作引来种种损失。”
关于过去批判“白专”的问题，请示报告正式建议说：
“中央曾经指示过，要废除‘单纯技术观点’这种不明确的口号。我们觉得，现在‘白专’这个提法，同样也是不确切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政治上是白的，就是说，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么，批评他政治反动就是了，不必说他是“白专”。如果一个人不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就不应该给他戴上“白”的政治帽子，也不应当说他是“白专”。“‘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我们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
聂总报告的这番分析，对于澄清红专白专的问题，我看是个经典的成果，虽然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却有长远的意义。大家看看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在听取科学院《汇报提纲》时候的那篇讲话和一九七八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那篇拨乱反正的著名讲话，看看其中的这样一些话，就会知道“吾言之不谬也”。
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听取《汇报提纲》时的讲话中说：
“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
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科学大会上说：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五、为百家争鸣定具体政策
联系于更快地发展科学事业和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请示报告指出，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在这方面的重大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近年来，片面性和简单粗暴的现象有所滋长，在某些单位，还比较严重。根据这些情况，请示报告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正确地加以解决。请示报告列了六个问题，从六个方面，为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制定了一系列应该如何、不应如何的具体政策。
第一个方面是：
“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以便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辨明是非。在人民内部，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有自由和民主，否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这其实是重申一九五六年陆定一代表中央向学术界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时所说的话。在这里虽然只是从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角度提出，所说的道理当然是适用于各种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的。
“为此，需要：第一，由党来领导。党组织既不要放弃领导，听任某一学派实行垄断；又不要自己对学术争论问题作结论，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党组织必须经常教育干部，端正政策思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保证党对学术工作的正确领导。第二，鼓励属于不同学派和持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人互相尊重、互相探讨、团结共事；而不是坚持宗派门户之见，互相攻击、故步自封。第三，提倡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而不是轻视群众、轻视实践、不顾事实。”
这三点，是陆定一作出的总结，写进聂总这个报告中来了。
第二个方面是：
“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线。对于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不要用开群众批判大会，贴大字报等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
“由于这几类性质的问题有时相互掺杂，界线不易划清，因此，在问题的性质还难以断定时，要首先把它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以便弄清情况。”
这一条，当然也不限于自然科学，而是适用于各种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的。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六、自然科学到底有没有阶级性？
第三个方面是：
“自然科学技术，同社会政治学说不同，同样一种自然科学技术，可以为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遗产，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然科学成果，我们都必须掌握过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说一说。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这个问题，在陆定一一九五六年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作为党的政策思想，应该说是已经解决了的。据此，请示报告原稿中本来是写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目前有些提法，如‘资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反动的自然科学学派’、‘无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红色自然科学’等等，都是不对的，应当废止。”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康生针对这段话提出异议，认为自然科学成为“体系”，就联系到哲学世界观，不好说没有阶级性，说“自然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还可以。结果，就按康生的意见作了删除和修改。这个修改从政策思想上说其实是一种含糊、一个后退。但是，既然已经在这样的层次作了决定，也就只能如此了。
“如果有人曲解自然科学成果来论述政治社会问题，假借自然科学的名义，进行反动政治宣传，那就不是自然科学学术问题，而是政治性质的问题了。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学术著作中，发表了一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对这种情况，则要加以分析。如果本人在政治上总的方面是好的，这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是局部性的、次要的、偶然的，或影响不大的，可以向本人指出错误所在，让他们自己来纠正，不必登报和在公众场合批评。如果本人坚持不改，必需公开批评时，也要注意不要把整个学术著作全盘否定。”
这段政策规定，有一件事情作背景。那就是上海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朱洗，写过一本《生物的进化》，这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夹杂着介绍和赞扬了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观点。有人写了批评文章，说，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宣部科学处为此查看了朱洗的书，整理了材料。这件事该怎么处理？要不要在内部刊物上刊登这个材料？要不要在报刊上发表批评的文章？是聂总，断然决定不要这样搞，并且说了如上的这些意见。这件事按聂总的意见办了，解决得很好，大家都认为是个成功的经验。这个经验体现的具体政策，写进了这个请示报告。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第四个方面是：
“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的争论，有的是反映在理论概括和研究方法之中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有许多则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不要把本来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和一时还不能判明它的性质的争论，轻率地提到哲学的高度。即使是有关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通过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能采取简单地扣帽子的办法来解决。”
自然科学与世界观的关系，在我国学术界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不让讲自然科学学说没有阶级性，只让讲自然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就是这种纠缠的一个表现。世界观决定一切的观点，推到极致，就出现了“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自然科学”，“红专的专和白专的专，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专”，“在学术批判中，要以世界观对世界观，不能以实验对实验”这类的流行一时的论调。针对这种偏向所写的这些政策规定，关键就是明确：即使是涉及哲学世界观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如果这一条能贯彻执行，这个纠缠就可以摆脱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这种思想武器。但是，第一，不能强制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第二，要认识到，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不仅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原理，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才能逐步做到。
“我们要积极提倡和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逐步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但是运用毛泽东思想解释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应当通过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自觉，不能强制，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这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问题，一九六○年初邓小平就提了出来，邓选第一卷中收了他在天津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主题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会上也发现了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迹象。会后，中宣部科学处就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宣教动态》作过反映，说：“近来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现一些关于毛泽东思想在自然科学各专门领域中胜利的提法问题，值得研究。”举了几个不妥的例子：“慢病快治”（中西医综合快速疗法）被宣布为“毛泽东思想在医学上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化学教学的新体系》一文，声称他们建立的新体系，已经“真正做到了以主席思想为统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的新体系”；一项关于高分子聚合物受辐射作用而改变结构的研究成果，被评价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高分子化学中的伟大胜利”。一九六一年中央还批转了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从更广泛的角度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在请示报告中原来还写了：“现在流行的‘建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自然科学新体系（或新理论、新学派）’这类说法，也以不提为宜。”由于上述“体系”问题的牵连，被删去了。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八、“疏花疏果”与“少慢差费”
第五个方面是：
“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以及鉴定和评价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常常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的确反映了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但更多是属于工作方法和学术见解的问题，应该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少单位，往往把这些方面的问题随便提到科学工作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轻率地给人家戴上坚持资产阶级科学道路的帽子，使得许多科学工作者不敢讲不同意见，这是很不好的。必须仔细地区别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同科学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区别科学上应有的求实精神、怀疑态度同思想上的因循守旧、轻视群众。同时，即使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耐心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有些科学工作者，虽然思想上有问题，但对工作上的有些意见却是正确的，对这些正确的意见，仍然应当听取和接受，不能抱有成见，因人废言。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发扬学术民主，防止瞎指挥，而且也有利于团结更多的科学工作者，教育他们提高思想觉悟。
“具体工作上的分歧意见，不同于单纯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往往需要作出决定，以便安排工作。今后对于此类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通过科学工作者充分讨论，通过一定的业务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同时，仍要允许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要随便给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扣帽子。”
第六个方面是：
“有些学术问题的争论，涉及各部门、各地方所制订的某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科学工作者对这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提出不同意见，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在这些问题上，不让发表不同意见，或是把这些不同意见都当作反对党的政策，是不对的。制订技术政策，推广技术措施，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讨论，要经过试验成熟，不能主观地草率地决定。对于已经决定和公布了的技术政策，完全可以讨论，让不同意见得到发表，并向有关部门和国家科委反映，以便提醒我们，防止在生产技术指挥上发生偏差。至于实现既定的技术政策的具体办法，以及各种技术措施，更应该充分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