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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防止在生产技术指挥上发生偏差。至于实现既定的技术政策的具体办法，以及各种技术措施，更应该充分展开讨论。”
这两条是总结了反右派后和“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而写出来的。如果说，一九五六年提出百家争鸣，人们注意的主要还在学术理论问题上的争论，那么，经过反右派和科学工作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经过“大跃进”中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大辩论，科学工作中的许多不同意见和主张，都被上到资产阶级科学道路、因循守旧、专家路线轻视群众、反对“大跃进”反对党的政策这样一些政治帽子的纲上来了。甚至在果树栽培中，“疏花疏果”和“保花保果”之争，也被说成是少慢差费和多快好省的两条路线之争，传统的疏花疏果，是为了把有限的养分集中到较少的果实上来，使果实硕大的做法，被当作少慢差费遭到批判，而保花保果，果倒是多了，可是个头却都小了。科学工作和生产技术上的许多瞎指挥，就是由政策思想上的这些混乱而来的。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九、中央批语：知识分子问题很关紧要
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主持下开会，讨论了十四条和聂总的请示报告。除了前面讲到的康生的那条意见外，大家都表示赞许（康生也表示很赞许），认为可以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还认为不仅适用于科学工作，也适用于文教、财经等系统。根据会议上的讨论，特别是主持者刘少奇的讲话，又为中央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批语。
批语强调：“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我们党历来很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细致的工作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但是，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在几年来深入进行政治思想革命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更好地使用他们，才更有利于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应该改进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工作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运用民主的、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得对的，当然仍须肯定。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
这里提出了对过去在知识分子中展开的批判进行清理和甄别的问题，这是一件牵涉很广、影响很大的事情，同当时在党内对反右倾运动进行甄别平反，是相互配合的。当然，界限划在反右派以后，反右派的问题，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当时认为都还是不能动的。批语还说：“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成绩就肯定，错误就改正。不要怕人家否定成绩，成绩是否定不了的；但成绩一定要实在，真有几分就说几分，浮夸了的必须核实，主动改正。缺点错误必须正视，有错就改，有偏就纠，不要回避问题，而要及早发现，及早解决。”
这些话几乎就是按照刘少奇的讲话写出来的。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画龙而未点睛
由科学小组启动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在《科学十四条》、请示报告和中央批语的推动下，有了很大的进展，不仅受到科技知识分子的欢迎，而且影响到其他知识分子的领域。
但是，这个调整，在政策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到位。所谓画龙而未点睛，就是说，还没有触及重新确认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个根本的政策和理论问题。
其实，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这篇报告的特点，就是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
报告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适应国家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急切需要，适应世界正处在新的工业和科学技术革命前夜的迫人形势。过去，党主要是从革命的需要，从敌我友的阶级力量配置，来谈知识分子政策；而到一九五六年，周恩来代表中央，要求全党着重从建设的角度，从实现现代化和迅速改变科学文化落后状态的角度，从赶上世界、赶上时代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知识分子问题。（附注）
另一个方面是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深刻变化。过去，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总是作两重分析：从经济地位上，承认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等，以取得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知识分子，称为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在土地改革划阶级的文件中，在工会法入会条件的文件中，都是这样规定的；从政治思想状态上，则认为知识分子由于其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两重分析中，过去主要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主要是着重第二重分析。而到一九五六年这个历史转折的年份，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并且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份，周恩来代表中央，以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两点为根据，把过去的两重分析统一起来，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个全新的结论。
然而，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理论问题，当时并没有能够透彻解决。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大家知道，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八大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但是，八大报告没有重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中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新结论，而是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虽然强调的重点是必须运用这些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八大报告一方面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这里面就包含着矛盾。
当时，我们读到报告，对于没有确认知识分子会议的新结论，是敏感的。于光远是八大代表，我们问他，他说，他也提过，也不理解。多年以后，我有机会问到胡乔木，他是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起草者，又是八大报告的起草者，可惜他记不起来是什么原因了。他只是记得，就在知识分子会议时已有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就没有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我去查了这年二月二十四日通过的这个指示，果然如此。但是，指示中还是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同周恩来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八大报告也没有重申这个指示中的新结论！
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还解释过，世界观没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分，难道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二元论的吗？
反右派以后，知识分子更被一般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并且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个论断，应该说，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和总结。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叫《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反映清华大学检查这个支部的工作，发现党员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都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现在工作忙，做统战工作会妨碍大跃进，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
这个材料很能说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到资产阶级的范围，看成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造成怎样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后果。这种情况必须要纠正。《宣教动态》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注意到了，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个批示，本来应该成为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可惜有两点，一是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的初步纠“左”的努力，后来又被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的错误打断了；二是从实践行动上指出需要“端正方向”，争取知识分子，而对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资产阶级”范围这个理论根源，却还没有触动。
一九六一年《科学十四条》针对“左”的错误的实际后果，对知识分子政策做了调整，可以说是接续由毛泽东批示启动的、后来被打断了的纠“左”的努力。中央批语中用了“端正方向”等语言，显然是以毛泽东那个批示为根据、从毛泽东那个批示中引来的。同时，也同那个批示一样，在回到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的结论上去这个根本问题上，还是没有跨出那决定性的一步。“请示报告”中用的还是八大报告的语言：“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帮助培养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才。”就是说，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仍然戴着“资产阶级”这顶帽子。
继《科学十四条》之后的《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和中央关于高教六十条的指示（九月十五日发出），也没有跨出这一步。
倒是同《高教六十条》一起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工业七十条》触及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国营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说明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分析了国营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状况的变化，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条例》上也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文件只管国营工业企业，没有涉及科学教育文化机构中的广大知识分子。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一、广州会议：陶铸功不可没
不过，随着这些条例的制定和贯彻，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的再次提出，是势所必至的了。
还在这些条例通过之前，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就说过：“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
在这些条例出台以后，鲜明地把这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的，是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
这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根据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的要求，广东省委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陶铸在会上发表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陶铸是这样说的：
“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以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的信任不够。……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
十二天后，陶铸又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
“我们不能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那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
这些讲话，表现了党的一位地方领导人，在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在政策问题上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近来的许多回忆和史籍，在讲到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陶铸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的这些活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在这个问题上发掘了不少史料。我在这里引用的陶铸讲话的内容，主要就是从这本书上抄来的。
当时，我们没有听到、看到陶铸讲话的文本，只是从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十一月的一期上看到《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样一条消息。其中说：“十月间，中南局召开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这以前，九月下旬和十月初，广东省委也举行了几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据《广东宣教动态》反映，大家对陶铸同志在会上提出的‘今后一般地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认为党已经给他们‘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陶铸讲话表示欢欣鼓舞的发言。这条消息，可以说是“纯客观”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保留”的，但是，我们许多人是从这里知道这件事的。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二、广州会议：聂总功不可没
这里说的广州会议，不是指一九六一年秋天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和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而是指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两个全国会议，一个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一个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因为周恩来在聂总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接着陈毅分别在这两个会议上讲了话，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上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所以人们把这两个会合到一起，通称为广州会议。
聂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回忆起那一段工作，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科学十四条》公布半年以后的广州‘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