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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回忆起那一段工作，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科学十四条》公布半年以后的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那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由我主持召开的。……
“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以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大家集中到广州以后，我先找少数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我先请示了恩来同志。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争论。我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我记得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同志，就很同意我的意见，她很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所以我感到这次会议应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把会议的要点改为两个：一是进一步搞出新的科学规划；二是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十四条’，突出地调整一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同陶铸一样，聂总在推动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决定性调整中，也是功不可没的。
需要补充的就是，广州会议的召开，先有陶铸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做背景，后有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做背景。
我们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参加了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会议按聂总的指示，遵照刚刚开完的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畅所欲言，共同总结几年来科学技术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三、广州会议：一“马”功不可没
会上大家发言热烈，可以说是一“马”当先，百马奔腾。
所谓一“马”当先，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声学家马大猷，在会议第二天率先提出：“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
国家科委的赵石英，叫人写了马大猷发言的报道，交给会议简报（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小报揭露，简报的主编，是国家科委的高更用，中宣部科学处的龚育之，科学院的黎功德）。先是只向领导反映的简报，后来按领导的指示和督促，率性登上发给全体与会人员的简报上。这就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和很多人的共鸣，有的科学家还说，地主劳动三年，可以改变成分，为什么我们干了十几年，还不能改变，还叫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些情况也都上了会议的简报。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四、广州会议：总理主持决策
聂总从广州打电话，向那时还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恩来动身来广州之前，于二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写了信，报告次日将同陈毅一起赴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他们正在广州开科学工作会议），听听他们意见。”（据《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听了汇报，看了全部会议简报。他面对的正是在中南地区已经形成、在科学会议上进一步形成的这样的舆论背景。他到会上来讲话，作为中央领导人，难以回避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权威说明的强烈要求。
我记得，于光远（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当时告诉我们：周恩来就这个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定的重大问题，召集在广州的一些领导同志（现在记得他提到的有陶铸、聂荣臻、张劲夫、于光远、范长江、杜润生、武衡等人）征求意见。
陶铸非常明确，说：他在中南局的座谈会上已经宣布，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但是，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不能在全国通行，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通用粮票”。
科学工作方面的几位领导人都表示赞同。
周恩来还特别问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你是什么意见？（不知道周恩来这时是不是注意到了《宣教动态》上的那则情况反映。）于也说了赞同的意见和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
最后，周恩来说：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这是今天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
这样，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那篇著名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建国以来，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作过三篇重要讲话：一九五一年那一篇，向北京和天津的高等学校师生作思想改造的动员，它的特点，在于现身说法的人格魅力；一九五六年那一篇，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主题报告，它的特点，在于新条件下的理论创新；一九六二年这一篇，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它的特点，则在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勇气。这三篇讲话都收进《周恩来选集》了。
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的这篇讲话，立论谨慎，照顾周到，但是，指出党历来认为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同劳动者联盟的范围，重提六年前知识分子会议的“初步估计”，强调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则是非常明确的。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五、广州会议：陈毅画龙点睛
对于周恩来的讲话，会上反映热烈，大家极其拥护，又感到还有意犹未尽、话犹未透的地方。经过同周恩来商量，陈毅三月五日在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三月六日在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上，快人快语，作了那个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在三月六日的会议上，陈毅说：
“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
周恩来回北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准备即将提交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这个报告中明确肯定：
“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这就表明，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已经不只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共同意见，而是经过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同意了的正式意见。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六、广州会议：《七十年》的评论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写到广州会议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论断：“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一九五六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一九五一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胡乔木在审定书稿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亲笔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的确，一九六二年九月“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有同志提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问题，毛泽东已经表示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的意见。不过，他没有多谈，会上也没有多讨论。会议公报中，知识分子是没有“帽子”的光头，既没有加上“劳动人民”之冕，也没有重戴“资产阶级”之帽，相关的文字是：“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七、文教书记会议上的争论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的一方仍然赞成广州会议上的意见。
争论另一方的意见，以十月二十二日陆定一的讲话为代表。这篇讲话认为：
“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六○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中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团结的范围一直要伸展到中右的知识分子。用这样一条界限来防‘左’防右。”
这段话，是根据我保存下来的个人笔记摘录的。其中所说的“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指的就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宣教动态》上刊载、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毋右》的材料。“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指一九六○年三月教育部门曾有文件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属于中中的，有一半可以提升，另一半不能提升，属于中右的都不能提升，右派更不能提升，界限划在“中中”的中间，中右被划到敌人一边去了。
这场党内争论，惊动了中央。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八、中央书记处的“正式结论”
据薄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介绍，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
周恩来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他还引用刘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论据，说：“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邓小平表示支持，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
邓小平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
虽然有了这个正式决定，争论在会议上不再进行了，但是问题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九、《知识分子问题提纲》
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陆定一立即布置由中宣部准备一个文件，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起草工作，经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陆定一，各位副部长和一些处长，都发表了意见，交给童大林主持，我和龙卧流（他已逝去多年了，呜呼！）参加。
陆定一亲自执笔为这个提纲写了第一部分，讲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的思想。文化革命，给了一个定义：革文化落后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后面的部分，讲知识分子问题，按陆定一的意见，从政治上分析，强调团结一切革命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从阶级上分析，还是按世界观划分，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则，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总的思路是：民主革命时期，同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裂出去，还要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一直到中右）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左派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中间派是处在两者之间的。中右是有时对党对社会主义也持反对立场，但不是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不是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要加以团结。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变成反对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破裂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这是原则上的错误。现状的估计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
这是理论的框架。
在当前工作和具体政策上，则是接续《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几个条例纠“左”的努力，并且力求把几个条例中的政策规定加以总结和系统化，制定了对待“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七条具体政策：
一、在政治上，团结他们，实行民主；
二、在学术上，实行双百方针（包括在文艺上，要容许政治上“无害”的作品，在学术上，要“引导资产阶级学者做好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
三、在业务上，向他们学习，实行“同工同酬”（“学术职称和工资级别根据业务水平评定，不因政治思想进步的快慢而不同”）；
四、在行政职务的安排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加资产阶级左派加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代表）；
五、在领导工作中，实行“三结合”，吸收专家参与某些政策和计划的评论和制定；
六、在技术工作中，实行专家的“技术责任制”；
七、在生活上，给较高水平的专家以较高的待遇。
另外，还规定了实行学位制度、制定奖励办法、定期提升职称等鼓励业务积极性的措施。
作为“三三制”的一个示范的例子，陆定一亲自安排了北京大学校长的人选。增加了四名副校长，文科两位：翦伯赞、魏建功，理科两位：王竹溪、傅鹰，翦一直是著名的左派，傅一直是中右的标兵。
在起草和讨论这个提纲的过程中，在具体政策上，意见大都一致，但是，在理论框架上，意见还是难以统一。不少同志对于不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还是表示难以同意，对于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还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非无即资”的划分，也表示难以同意。有些同志主张，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就可以称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也有同志主张，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作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难以统一，文件也就搁置起来，没有搞成，没有提到中央讨论。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二十、后话和后话的后话
而形势的发展，也不需要这样一个文件来统一认识了。很快，阶级斗争为纲的弦越绷越紧，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学术文化领域各种过火批判的日益加紧，教育学术文化领域被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至今还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这种状况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