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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斗任务》也没有收进《周扬文集》。这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的这场论战，有了同过去不很相同的看法。周扬对这场论战和他的这篇参加论战的文章显然有过认真的重新思考。如果不采取略过的办法，而是把这篇文章和后来对这篇文章的重新思考，一起收进文集之中，我以为要好一些。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二、文献征引及其他
帮助周扬起草这篇讲话，是由童大林（中宣部秘书长）、林涧青（科学处副处长）具体组织，我们几个人参加。说是帮他起草，其实帮不上多少。不但先由他几次详细地讲说设想要写的内容，而且我们分别写的一些初稿，他都详细改过。还有许多完全是他自己写的，我们只是对他写的稿子，帮他作一些文字整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改稿的特点（至少是我这次所见到的特点），是在我们送去的宽边的铅印大字清样上改，虽然改得很多，却宁可保留原稿中的一些字句，哪怕是“但是”，“大家知道”，“毫无疑义”之类的词汇，有时他都利用上。林涧青曾经开玩笑说，周扬同志连原来清样中的一个标点符号都利用上了。周扬用很清秀而有些难辨的毛笔字，改得密密麻麻。我们誊清和稍加整理之后，排出清样，他又改得密密麻麻。不但讲话以前，仔细修改，讲完以后，还反复修改。这次从讲话到发表，又改了两个月时间，直到发表的前两天，他还要我们帮助他考虑一些修改的问题。
有几件事情，我记得比较真切。
一件事情是周扬在大致定稿以后，要我帮他一一注明引文的出处。常见的那些引文，查找出处没有困难。周扬自己引用的、我不太熟悉的，我也努力查找出来，虽然有的挺费劲，我还有一股好胜心，不愿意向周扬问出处。只有一处马克思的话，是周扬自己引用的，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出处。没有法子，只好问周扬自己。他看了看，想了想，说，这句话他是从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中看到的。按照这个线索去找，果然从这本书中找到了马克思的这句话，原来是在马克思一八四三年给卢格的信中，这属于马克思早期著作，选集中没有收，全集中也没有收的。
一件事情是在批评“实用主义”的地方，写了一句实用主义的信条是“有用就是真理”。周扬曾将他的稿子送给在我国工作的几位美国专家，征求他们的意见。一位专家对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是否说过这样荒谬的话表示怀疑。我告诉周扬，国内多年来批判实用主义，都是这样说的。周扬说，人家专家的意见还是要尊重，如果要写这句话，得查出确实可靠的根据，才能跟人家交代。我借来美国詹姆斯著作的原本，查出上面确有：Itistrue，becauseitisuseful。
还有一件事情是关于异化问题的。原稿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那一大篇文字，是周扬自己写的（那时有一个小组在研究批判人道主义的问题，也是由周扬领导，也许那里有人帮周扬做过一部分最初的起草工作），林涧青这一摊子人中没有人接触过异化问题。原稿中曾写过这样的意思，马克思早期用过异化概念，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没有再用异化概念了。这也是当时文章中多有的说法。哲学所的黑格尔专家杨一之提出了异议，说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后来还用过。周扬要我就这个问题专门再向王学文同志请教一下。王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时不知是因为年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算中宣部的干部，住在中宣部的院子里，但没有参加中宣部的具体工作，我同他没有过接触。我特地上他家去请教这个问题，他跟我说了一大篇话，解释什么是异化，马克思怎么讲异化问题，他也认为马克思后来还用过异化概念。我以为这就算谈清楚了。可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王学文同志又把我叫去，翻开了一大堆书在书桌上。他指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和其他著作中多处使用了异化概念的地方。确如杨一之所说：这些地方，在马克思的原文中，用的是异化这个概念，但是，中译者不了解，把这个专门的哲学术语当作普通词汇，用于“疏远”“离开”一类的普通词汇来翻译，所以在中译本上，就看不到“异化”的字样了。对于杨一之、王学文这一番考证，我很佩服。告诉周扬，周扬也说，到底是专家。后来文章中就没有采用马克思只在早期用过异化概念的说法。
关于异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异化的普遍性问题。周扬文章立论，立在批判“修正主义理论家”利用“异化”概念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上。但是，他从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规律来解释异化，认为“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对此，我提出过疑问。我说，说异化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是不是站得住？在哲学界，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但是对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能否适用于自然界，也是有不同意见的。起初，周扬似乎听进了我这条异议（当时我也算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小有名气的专家），在一次过程稿中删去了“自然界”，只留下“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是，后来，他又改变了看法，恢复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的提法。
最后一件事情是纯粹文字性的。稿子中，有“哪里有压迫，哪里必定有反抗”这同样句式的一连三句话。临到发表前了，我提出，这种句式里的第二个“哪里”应为“那里”。周扬说，那是毛主席改的。我说，从语法修辞上说，第二个“哪里”的确应该改为“那里”。周扬说，你有把握吗？我说，第一个“哪里”是不定的泛指，是指任何一个地方，第二个“哪里”就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前一句指明的那个“有压迫”的地方，所以应该用“那里”。周扬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发表的文本中改成了“哪里”、“那里”的句式。这个修辞问题，现在人们还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使用习惯。我写这些话，并不是要说明哪种理解一定得成为规范，只是要说明，周扬对于遣词用字，是很考究的。
理论工作最重要的是方向正确、联系实际和跟上时代。单从前人书本做文章，是不行的。一九八九年五月，邓小平回顾六十年代前半期的那场中苏论战，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又说：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老子党”，指挥棒，我们不能接受。邓小平说这番话的时候，周扬已经成为植物人，不可能知道邓这段话了。我相信，如果他能知道，他一定是同意的。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在联系实际和跟上时代的方向的前提下，文献征引和考证的细致和准确，用字的考究和校对的严格，也是很必要的。王老、周扬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些方面，在这次工作的过程中，我向他们学了很多，至今还觉得受益不浅，并且愿意告诉现在搞学问的年轻的和并不年轻了的同志们。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三、战斗的指向
周扬这篇《战斗任务》，战斗的指向，是国外，而不是国内。对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包括那些老专家在内，周扬当时是强调团结，强调发挥他们的作用，希望他们在学术上作出贡献。那个时期，正在热心于文科教材建设这一宏大学术工程的周扬，是无意于在国内学术界发动一场矛头指向内部的广泛斗争的。在这次讨论战斗任务的大会上，国内学术界的重要代表都参加了。一次扩大的学部会议嘛。不是要斗争和横扫他们或他们中的哪些人，而是要引导他们大家都来参加战斗。这不仅是周扬的意图，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上作报告，也是这样的意图。他在报告中说，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洪炉中，一些还不是革命者的人可能变成为革命者，原来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可能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强调反对外国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周扬还强调国内学术界要展开自由的学术讨论。不久前偶然发现，我还保存着当年的一本记录本，记录了周扬在这次学部大会预备会上的讲话。其中说：
“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好像百家争鸣就不要了，收起来了，这是极大的误解。又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同时坚持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保护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近年来，历史学中、哲学史中、美学中的讨论，很好。大家努力，坚持学术方面讨论的自由。这很重要。不允许自由讨论，只能有一种意见，即使这意见是正确的，也很危险。毛主席多次讲，斯大林晚年是教训，学术界以他的意见为意见。”
“有些人反映，不反修时讨论学术问题有安全感，反修时讨论学术问题就害怕。无论如何要分开。他不是修正主义，政治上赞成反对修正主义，即使学术观点同修正主义一模一样，也可以讨论。修正主义是政治帽子，学术上不忙于加。学术上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有思想交锋，不要有任何紧张，主张争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伏尔泰说，我为自己的意见辩护，更为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辩护。资产阶级都可以这样，无产阶级难道不可以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难道比资产阶级脆弱吗？”
“防止两化：自由化和僵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总是要批判的。教条主义，只能有一种意见，一个腔调，是不行的。多一点腔调好。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是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僵化势必为自由化开辟道路。无论如何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番话，当时的实际效果如何，现在又该怎样评说，是另一件事情，反正这的确是周扬真诚的主观愿望，他希望也以为事态会按他这样的设想发展。
为了体现这样的方针，大会及学科分组的会场上，除了有反对修正主义的发言以外，还有学术讨论的发言。原定的方案，是安排争论的双方发言。有的实现了原定的安排，如哲学史方面，争论双方，关锋、林聿时对冯友兰，都发言了。有的没有能够实现，如历史学方面，争论的一方翦伯赞，没有发言，美学方面，争论的一方周谷城，没有发言，虽然周扬一再说，“翦老争一争嘛”，“周谷城最好有一篇”。不过，美学方面，同周谷城争论的另一方，出场的是朱光潜，由老专家来同老专家争论，比较地说，更具有学术讨论、自由讨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的讨论的形象，而跟“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新生力量批判反动权威”的格局有所不同。
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人员，同大家照了相，并且特别接见了其中少数挑选出来的代表人物。周扬挑的都是老专家，以至于毛主席提出要见几个年轻学者的代表，已经来不及通知。记者拍了几幅小范围接见的照片，其中一幅有毛泽东同刘大杰、周予同、冯友兰在一起握手交谈的情景。冯友兰为这幅照片写了一副对联：“握手示关怀，三人并立文史哲；开会明任务，一笔横扫帝反修。”帝反修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也。这副对联，反映了这些老专家当时感受到的气氛。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四、两个批示
然而，这样的气氛没有维持多久。
毛泽东主席修改周扬这篇文章，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文章发表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就在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周扬文章发表之前半个月，毛泽东作了严厉批评文艺工作的内部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要在国内文艺界发动一场矛头指向国内和党内的广泛斗争的信号。而学术界和文艺界这两界总是息息相关的。
文艺工作是党交给周扬负责领导的，批评文艺工作，周扬自然处在很被动的位置上。这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至于这种批评，对周扬来说，是基本支持的前提下的批评，还是准备予以打倒的根本否定的批评，我们还没有往后一种可能上去想。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
新年期间，刘少奇和彭真主持开了一个会，讨论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刘从理论上讲，从《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起，讲现在的历史条件同延安时期历史条件的变化，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变化。彭有一个生动的比喻：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很多人头脑里面还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叫做“身首异处”。从这样的宏观角度来讲现在文艺界同新的历史要求的不相适应。不久，周扬组织几个人到天津，住在那里的一个小院里，准备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及刘少奇和彭真的意见，再起草一个文艺文件。这显然是周扬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我再次被抓差，“客串”了一段起草工作。那是春天，一场雨后，看到小院里的梨花，使我想起“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句和意境。小楼里挂了一副对联，是康有为写的，为吴佩孚祝五十大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记得的是这么几个不相干的情景，起草的情况却全然模糊了。周扬似乎是住一住，又走开一段。文件有了些粗糙的初稿，周扬也没有看，至少是没有动笔改过，就回北京，我也就不再参与了。
这个期间，中国文联和各协会以春节晚会发生的问题为由头，开展了一次小整风。这也是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吧。五月，中宣部就这次整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才出来草稿，还没有定稿上送，就被江青索去。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席在这个草稿上作了第二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的分量又加重了。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那时被认为是导致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祸首。这个批示一下来，形势陡然变得更加严峻。坐而论道的起草文件的事，不再提起，周扬出马上阵，到文化部领导大规模的严厉的整风去了。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五、“篡改”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这篇讲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发表，已经是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和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当作重要文章发表的那种阵势，不减当年。有一点同当年不同的，就是没有听他说此文送给毛泽东主席看过。我帮助他做过这篇讲话的准备和记录稿的文字整理，如果送过，毛主席有什么表示和修改，他不会不向我们说的。如果没有送，那又说明什么？
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在党内发出以后，周扬最重要的一篇讲话，就是文化部整风总结的讲话，这是回应和贯彻两个批示的讲话，但是没有公开发表。这次在全国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如果准备公开发表，就得找出一个公开的方式，对毛泽东主席的两个批示作出回应，而不能只限于讲一些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的具体问题。反复设计，决定系统地讲一讲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历次文艺斗争，共算成五次“大辩论，大批判”：第一次是电影《武训传》批判；第二次是《红楼梦研究》批判；第三次是胡风批判；第四次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第五次就是贯彻毛泽东主席两个文艺批示，对“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达到高峰”的“资产阶级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