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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陈伯达倒台，批陈的一个内容，又是他在三十年代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
这就是我在开头写的：“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历史争论还会一再以极其严重的尖锐的形式重新卷回到文艺界、思想界乃至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中来。”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九、总结三十年代
荣天屿同志纪念周扬的文章告诉我们，总结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是周扬多年来的一个心愿。这个“多年来”，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是不是从他在医院里讲“两个癌症”的时候开始？还是从他在卫戍区和秦城被囚禁的那些岁月开始？
《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高度评价，是给整个左翼文艺运动，不是只给鲁迅一个人的。一个人形不成一个翼。左翼文艺运动不只是几个口号，几场论争，而是持续很长时间、产生许多作品、扩展到广阔领域和形成了颇大队伍的整个文艺运动。总体上说，左翼文艺运动配合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为扩大革命的影响，为引导和动员更多的人走到革命道路上来，起了巨大的作用。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对三十年代文艺的全盘否定，同《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科学论述，同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从五四开始的历史论断，是不能相容的。
“国防文学”的口号，有多大错误？什么性质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个月后，中宣部有一次开批斗大会，把周扬从手术后疗养的地方揪回来斗争。我作为陪斗对象，也一度被叫到台上。当斗争群众怒声质问周扬为什么要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很委屈地说：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嘛，很幼稚嘛，又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处境很困难。从苏联杂志上看到他们提国防文学，从巴黎救国时报上看到《八一宣言》，知道党主张团结抗日，就写文章提出了这个口号。
斗争会上，被斗对象的申辩，通常都要受到大声斥骂的。但是我注意到，周扬这个申辩，没有人起来斥骂，场上冷了一会儿，立刻有人提出另外的质问，从这个题目上转移开了。
至于两个口号这场同一阵营内部的争论，为什么发展到那样激烈和纠缠的地步，那教训是很多的。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听周扬闲谈时说过：“我们那时候，对鲁迅的伟大，认识得很迟，对鲁迅尊重得不够。”他还说：“论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鲁迅可能没有我们读得多。但是鲁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他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来学习马列主义，所以他比我们更懂得马列主义的精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一次我去看望周扬，那时党正在大力清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在干部队伍中的影响，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派性这个东西，宗派主义这个东西，可顽固啦，可厉害啦。我可知道它。那时候，两个口号论战，我们就是宗派主义嘛，就是意气用事嘛。同一个观点的就是亲嘛。明知有错也不肯认错，就是要争个我高你低，没完没了嘛。”
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完成他总结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心愿。不过，他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长篇讲话，大概已经表达了他的基本思路的轮廓。这篇讲话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文章，都收在《周扬文集》第五卷中了。
几番风雨忆周扬 二十、总结十七年
除了总结三十年代，我想，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总结建国以来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周扬文集》出版说明向读者作那样的许诺，他是不是就有了作这样的总结的心愿呢？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周扬一直在总结文艺界和思想界的历史。《周扬文集》第五卷中的许多文章，都带有这种性质。
一九七八年他热心地参加和参与推动了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了一句名言：“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这样说对不对，过不过？是有争议的。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听了这个报告，当我听到这番话时，我就想，这里包含着对周扬在这个讨论中的立场的支持和肯定。
不久，举行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进行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有理论界许多人参加的一次盛会。周扬在会上发了几次言。
一次发言，他建议集中讨论几个重大问题。他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一个是真理标准讨论估价的问题。显然，这也就是邓小平那篇讲话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在这次发言中，他还说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派的问题。他认为，处于当时的情况，有些是情有可原的，我们这些被打倒的人对这场革命也是不了解的。有些造反派，还是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人，后来很多人都转变了，由拥护林彪、“四人帮”走到反对林彪、“四人帮”，有的甚至反对得很坚决。事物总是变化的，我们对具体事物要作具体分析。
这是通达的、宽容的见解。
另一次发言，他谈了“左”和右的问题。他说，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王明的“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一条“左”的路线，对党和国家的破坏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很容易导致人们产生右比“左”好的结论。这是因为过去用“左”的观点批的那个“右”，有许多并不是右，而是正确的。至于真正的右并不好，右倾机会主义有什么好？总之，“左”和右两者都不好，都应反对。“左”和右是相反相成的，它们往往互相转化，这是辩证法。反右时出现“左”，反“左”时又很可能出现右，要警惕这个问题。
这也是很清醒的、不偏激的观点。这篇发言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篇理论务虚会结束时的讲话之前，其精神同那篇讲话，是符合的。
在这篇发言中，周扬还讲到开国以来，特别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有扩大化的倾向。我在反右派运动中也就有过“左”的错误。后来搞什么人人唱歌，人人做诗，要求每个县里都要有个郭沫若。我们把这些情况反映到总理那里，总理找文化部谈了话，作了纠正。“大跃进”时期我到河南，到有的老乡家里一看，真是“家徒四壁”。杨献珍曾说，“大跃进”百分之九十九是浪漫主义，毛主席听了这个话，就开玩笑说难道百分之十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吗？当时并没有为此就整杨献珍。
随后，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恐怕是新时期周扬文章以显著地位在党中央报纸上发表的第一次。人们都称它为一篇扛鼎的力作。
如此深刻地评价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一定是周扬深刻思考历史教训，包括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和理论工作的历史教训的结果。
一九八○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草稿的四千人讨论中，周扬作过一个发言。
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时，周扬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在文化战线，我也是有‘左’的错误的。高举、紧跟，在不少场合，是高举和紧跟了错误的东西。”
说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间他多次去看毛主席时，周扬说了这样一些情况：有一次谈到文化工作方面问题很多，毛主席说：“也怪我没有抓。”周扬说毛主席抓得很多了，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毛主席说：“我只是抓了一件一件的事，没有全面抓。”最后又说：“我要抓！”“宁可搞错了再纠正。”不久，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就出来了。
说到检查文化部工作时，周扬说：毛主席对我说，“你这次再不要搞温情主义了！”我努力使自己不陷入温情主义，我商承彭真、陆定一同志，解除了夏衍、陈荒煤和齐燕铭三同志的职务。“四人帮”打倒以后，我向齐燕铭等同志公开道了歉，说我没有首先批评自己，而批评了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看到周扬发言的简报，我当时就想，历史决议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指导思想和党领导的事业的曲折发展，只能大略地涉及文艺界的问题。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文艺界的历史作了总结，不过，那还是在党的历史决议作出之前。在党的历史决议作出来以后，最好周扬能同文艺界的同志们一起，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十七年的文艺运动，作一个全面的总结。
一九八三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周扬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我以为，不管总结得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完全对，这是他试图对过去文艺批判和理论批判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作的一个总结，其中包括对他在一九六○年第三次文代会上和在一九六三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上批判人道主义所作的反思。他特别说了：“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于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他这个报告，连带他一九六三年《战斗任务》中关于异化的观点，引起了争论，受到了批评。一天，我上他家里去看望他。他关心他的一封说明情况的信，是否送到了收件人手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不赞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抑制不住激动，眼中含着泪光，说：“我这一辈子跟着党，追求革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怎么会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我只是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认为应该注意不要轻易地把一些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不可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嘛。”
后来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党校礼堂又作了一篇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乔木在文章中表示，希望理论界就这个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当时我曾经建议乔木同志同周扬同志谈一谈。乔木说，他也想找一个机会，同周扬从容地仔细地谈一谈，但很难找到。他说，只要能心平气和地谈，他相信能同周扬谈得很好。他给我看了他的一首诗。
诗前有一短信：
周扬同志：近日写了一首小诗，谨以奉呈。祝春节安好。灵扬同志并此问候。
胡乔木一月二十六日
诗分两节：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乔木还给我解释：前一节是作者问剑，第二节是剑的回答。
一九八八年上海理论界的一本在内部很小范围送阅的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赞成乔木文章的许多意见，但是认为乔木同志的批评把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很想知道乔木同志的意见，我向乔木转达了。乔木告诉我，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
还是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为好。
《周扬文集》第五卷收录文章比较完全。《探讨》这篇也收录在内，没有因为引起批评、发生争议而不收。这正是我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
几番风雨忆周扬 二十一、上书
八十年代后期，周扬病情转重。看他时，他只能简单地说几句话，后来话也不能说了，但你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还能感到他有认识你的感情表露，眼角有时还流出一点泪水。
一九八八年五月，我给思想工作方面的中央领导上书，说：“今年秋天要开文代会，文联改选，周扬现在仍是文联主席，这次当然要改选他人。可否就此换届改选的机会，对周扬一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做出的贡献，给予恰当的、肯定的评价，以某种较为郑重的方式，作出表示？就周扬一生来作总的评价，我想不会有多大的争议，而从文联改选提出此事，又比较自然。我觉得，做这件事有好处，比等到周扬同志逝世后再做好些。”九月，通过我所在的部门领导再次给思想工作方面的中央领导上书，说：“今天参加中国科协三十周年纪念会，钱学森报告讲到科协三大换届时授予周培源、严济慈、茅以升三人名誉主席，授予王淦昌等十六人荣誉委员。据我了解，科协这样做体现对老一辈人的尊敬，影响是好的。建议这次文联换届时也这样做。至于周扬同志，我建议在授予别人以名誉主席或委员时，作这样的说明：鉴于周扬同志病重不能担任名誉主席，大会向他表示慰问，并对他几十年来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中国文联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敬意。”我重申：“我觉得在文联换届时提出此事比较自然，从总体上对周扬一生的贡献作肯定评价，也不致有什么争议。这样的话，现在讲一讲，比日后到追悼会上去讲要好。”
我知道文艺界有许多纠葛。好在我不是文艺界人士，也极少认识文艺界的什么人，不会被误认为有什么背景。这上书，只是文艺界外一个共产党员的书生之举。从所在部门的领导那里，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来知道，当时中央主管思想工作的胡启立同志和文化部的领导对这样的建议是很重视的，苦心考虑的结果，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即在文代会前夕到病房去看望周扬。十一月七日各报登载了如下的消息：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第五次文代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今天看望了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副主席冰心。
晚7时，胡启立和文化部长王蒙来到周扬正在养病的北京医院。在宁静的病房里，胡启立与周扬同志的夫人苏灵扬轻声交谈。他说，文联就要开会了，文艺界的朋友都很关心想念周扬同志。他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来看看他。胡启立还回忆起过去与周扬同志交往的情景。
下面报道的是他们看望冰心的情况。
这是一种很尊敬的表示，虽然，一篇对周扬一生贡献的恰当评价的话，还是到了追悼会上才讲（严格地说，是才印发）。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于万寿塔下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一、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
《几番风雨忆周扬》写完，引起我再写一篇回忆的兴趣，总题目已经偷得，就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说“偷得”，因为这原是别人文章的题目，虽然只是作为副题，终归是“版权所有”吧。
那是一九七六年夏天，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正紧的时候。批“三株大毒草”，其中一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原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报纸和刊物为此发表了多少批判文章，机关和学校开了多少批判会，出版社还单独编印了一本《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据说发行达几千万册，其中就有一篇，题为：
《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因为它的确构思巧妙。现在看来，如果把批《二月提纲》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那么，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场锣鼓吗？当然，那篇批判文章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场了的，它以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好戏连台呢。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