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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Steven Spielberg是拍《夺宝奇兵》的大导演，和我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
梦里出现的谜语、很多不能解释的东西，就这样离奇地抓住我，它们频繁地出现，以各种方式拷问我的睡眠，使我烦躁不安起来，上班的时候，便开车走起神来。这样太危险。
我去网络上和RORO说起这事，是不得不考虑去看神经科医生的时候了。烤生蚝，以后还有大把的机会吃。
RORO说，他认识一位懂得这方面事情的私人医生，曾神奇地治好过几个梦游十分严重的人。也许可以试一试。医生的名字叫菲南。RORO还提供了一串暗号。我感到一下子进入了解放前期地下党的角色。
我的脑子和梦里那个房间一样，一定是进水了。因为我竟然期待着在那些梦里不出来了，尽管阳光不是很灿烂。无论如何，我想知道一个结果，那张照片上拍下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有一套自己不记得居住过的房子？如果我一个月都没有回过家，那我住在哪里？那个给我写信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感到羞耻，一个教师，把编年史讲错是件值得内疚的事情。我的错误使我觉得自己应该被拉出去枪毙。但是，矛盾的是，不管是做哪个国家的高中老师，都不符合我一贯的行为和作风，虽然老师都不算很差的职业，另外我又忘了在梦里问那个蓝眼睛的肥胖的邻居，我们是哪个国家？我知道我犯错了，讲错了编年史的年代，还有小孩子和我作对。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
倒是想帮助那个肥肥的邻居减轻一下体重，完全是从健康的角度考虑。
我一直对照片的事耿耿于怀，总是盼望着能再进入那个水管漏水的房间，可每次又总是去到另外的梦里，情节一点都不像放电影那么连贯。我希望自己能控制梦里那些情节的发展和变化。无庸置疑，不可能。
真的应该去看医生了。
第二日，我去了X 大学的附属医院。
我极其害怕医生这种职业的人，他们总是看见病人的痛痒而事不关己的样子，也许是他们见过的病痛啵涑梢恢帧巴槠＠汀薄Ｓ惺焙颍矣龅降囊恍┠幸缴堑淖齑揭捕际呛烊蟮模醋齑降难丈椭浪鞘嵌嗝瓷朴诶檬澄锢吹餮硖澹Ｄ暄钊瘢硬还炔倮停植还确抛葑晕摇Ｋ堑慕】底苁橇钗腋械接行┥衿妫盟埔怀≌秸醇谒肀咄旰梦匏鸬暮推健？/p》
挂号，神经科。导医小姐不喜欢笑，也许是我的表情很严重，她把我扔到六楼一个空荡荡的走廊上，让我自己去21号房间里找医生。然后她顾自走了，也不和我说再见。
我站在21号房门两米远的地方，一直犹疑，第一次看心理医生，觉得有些理不清的东西，似乎还妄图在前三分钟里清理一下。门开着，我仍是敲了门，才拿着病历走进去。
黑发挡住她的视线，也挡住了我希望开门见山就能看见的她的脸。
她抬起头来。是一个美女。用人造的各种标准来衡量，她都是一个美女，五官恰到好处地摆在恰当的位置，不偏不移，不大不小。但我觉得标准的美，就像“游标卡尺”。
原本是不敢这样大胆地直视女性的目光，但这天很奇怪。
整个治疗过程应该属于一种催眠。
不确定我是否被催眠成功，总之，回家之后的最初几天时间里，我连续头痛几日，没有梦，却眼睁睁地瞪着天花板，任十几张脸浮在我的脑海里，它们都是同一张脸，那个女神经科医师美丽但有些空洞的脸。
她对我的治疗过程是这样的。
“坐下，没有关系，别害怕……”
她充满怜悯的眼神，真令人感动。
“别害怕，来，放松自己，想象你是躺在一片温暖的云朵里……”
“对，对对，就这样，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对，很好，很好……不要转动眼睛，就看着我。”
她微笑着的脸晃动在我的眼前，我正躺在白色的医床上，想起电影里为什么心理医生的房间里都有沙发，是黑色的真皮沙发呢。
“很好，很好。”
我又在想她为什么不说“Very good ！”或者说“Terrific！”
接着，她拿着一个本子坐在我身边，问了如下几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辛迦南。”
“你今年几岁了？”
“二十七。”
“你有女朋友吗？”
也许不仅是出于对我的怜悯，她不断问话，似乎要关心我的每一处细节。可是心理医生都会问这种问题吗？
“没有。”
“你做什么的？”
“的士司机。”
“你觉得我漂亮吗？”
“……”
我闭上眼睛不说话了，这种催眠是多么令人痛苦哇。我知道她其实算是漂亮的，但是长得太端正了，反而没有一种属于个性的特征。到处都没有缺点，其实那就是最大的缺点。而且是不可以容忍的缺点。
我很快逃离了X 大附属医院的心理病房，觉得六楼21号房间是阳光不能照射的地方。
一个星期之后，梦像减肥的反弹一样更加疯狂地跑回来缠住我，几乎是整个睡眠过程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换，比拍电影还仔细，布满很多细节和怪异的痕迹，驱使我不断去寻找为什么。总是在第二天中午醒来时浑身疲倦，这些醒来的时光，我突然觉得是这样的厌烦，仿佛睡上百年也无法补救。
我不喜欢这样。
另外一个有闲的下午，按照RORO给的地址，在中山图书馆的隔壁，我找到了这家私人诊所。拐进小巷子里，漆着绿色的木门紧闭着，旁边是石墙，大抵是有点潮湿，长了一层淡淡的青苔，而青苔却是很新鲜的样子，这青苔让人感到孤寂和忧郁。
这里也不像是城市的一角。
我想起来，广州已经两个月没有下雨了。
敲门，一位围着暗红色亚麻披肩的老婆婆开了门，一条缝。
“请问一下，您是菲南医生吗？”
老婆婆足足看了我两分半钟，才把门全部打开，示意我进去。
本来以为在这种潮湿的地方，里面应该很阴冷才对，估计错了，看来想象并不十分可靠。
屋子里再无其他人，想必她就是菲南医生了。客厅布置得像西餐厅，有很多的家具和各式各样的古旧的小摆设，几盏橘红色的小灯，光线柔和，但这种温暖不是阳光带来的那种。奇怪的窗子有种古朴的伊斯兰风格，但被窗帘遮住了绝大部分。空气中有一股尤加利香型的余味，各个地方都很整洁。房间里可供人行动的空间虽然不大，但也没有乱的感觉。
“想不想喝点什么？”
菲南医生问。
我点点头，正望着墙上的一幅画像出神，忘了说到底想喝什么。
“那喝点什么呢？”
麻烦她又问了一次。
“水。”
这是《波拿巴在圣？ 贝尔拿特险坡上》，大卫的名画，油画，271 ×232 厘米，正品应该躺在法国的凡尔赛博物馆。据历史记载，一八○○年，拿破仑在圣？ 贝尔拿特险坡的行军，是法国军队反击奥国干涉军的出其不意的行动。画里表现出拿破仑不顾雪山的酷寒、雪崩和脚下的万丈深渊，带领主力部队向意大利的山麓地带前进。
红披风，异常醒目。目光坚定而英勇，充满激昂的情绪。
看着看着，我觉得拿破仑的右手所指着的方向，与菲南医生的天花板相交的一点，正在闪闪发光，而那匹剽悍的马仿佛在下一刻就要飞起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
幸好这时候，菲南医生又和我说话了。如果拿破仑的马真的飞起来，估计我和菲南医生都奈何不了。
“写字的梵高。”
“梵高？不是画向日葵那个疯子吗？”
果然有暗号，我迟疑了一下，接着用RORO给的暗号答案，一一回答。
“画画的那个是疯了，写字的这个有没有疯，现在还不知道。”
“那你哪儿不舒服？”
菲南医生继续问道。
“食指痛，很痛。”
菲南医生拉着我的手，坐下来。她说我病得很严重，但是不会是死掉的那种严重，是一种比导致死亡更严重的病。
从没听说过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病比导致死亡更严重的，只听到她说“不会是死掉”，我便在心里舒了一口气，坐在软软的草垫上，好像这是小宠物小狗小猫坐的那种垫子，铺在一张干净的藤椅上。
她说我的病是因为一种颜色，是一种血凝的颜色。血，也是个受伤的符号，隐忍，但蓄积着爆发的危险的力量。血凝，也不代表伤口愈合。眼下，最重要的是必须揭开这种血凝的皮层。
她的医学理论过于深奥，我想非常人可以完全理解的。
“你身体里有无法阻挡的热情，不要忧思过度，这样太伤脾阳，运化失常，使得寒湿下注。”
菲南医生轻轻握着我的手，关切地说。
血凝的颜色，我立即想起在梦里的名字，我的名字也是暗红色的，很稳定，又包容的名字。
听不懂医生的话，我就把手抽回来。她的手真温暖，和这房间的空气一样，有一点儿温热，柔和，包括她的微笑，但注视我的眼神却充满了惊讶。
可我要些“无法阻挡的热情”做什么呢？如果得了这种病，又不会死，那我担心什么呢？
无论如何，这些对我所经历过的生活来讲是有些奇特。
“你的病是因为开始有一点点不舒服，失眠多梦，渐渐的，病毒滞留在你的体内，慢慢地扩散再生，在你以为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最松懈时，一个十分微小的诱因就会使你顷刻间土崩瓦解。”菲南医生摇着头说道，“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虽然不具有传染性。”
她说她能帮我治疗这种病，但是作为治疗的有偿回报是，她要八只新鲜的“锅盔”，其中四只是“望、闻”的报偿，四只是“问、切”的报偿。
从此刻开始，我已经欠了医生四只“锅盔”了。
我问菲南医生：“锅盔是什么东西？”
这时，她已经拿着一块干净的抹布轻轻擦拭着桌上铜制乌龟的背壳。
“你信教吗？信佛教吗？”
医生答非所问，而且干脆又给我一个问题。RORO给我的暗号里没有这一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老实说了。
“不，不信，我觉得什么神啊佛啊，都是假的。”
“哦……”医生停顿了一下，好像有点失望，然后说，“那到高原的湖边去一趟吧。”
我发现医生在这里的所谈之事，同样匪夷所思，总有点令人感到奇形怪状的地方。
又喝了两杯水，没有什么话说了，于是我准备起身告辞。
出门的时候，菲南医生给我一把钥匙，她说以后会用得着，并说下次来复诊的时候最好把医疗费交付一些。
医疗费。八只锅盔。
外面的阳光浓烈，很像梦里那束照在小孩子身上的阳光。我一时之间适应不了强烈的光线照射，闭着眼睛在门口站了整整一分钟。
再睁开眼睛，回头看菲南医生的门，不知何时已紧紧关上。
奇怪，她关门的声音都没有听到。
RORO介绍的这个医生怪怪的，最近总是出现这种怪异的事情。
罢了，也许是老婆婆装神弄鬼吧，世界上哪有什么比导致死亡更严重的病呢。所有人最终也不过是死掉罢了。
我看了看手中的这枚钥匙，铜制的，生了些锈，过了些年时的样子。这枚钥匙又小又不起眼，能开什么锁呢？我想把它挂在脖子上装着流行打开什么都不能。
看了一下时间，离上班还有几个小时，于是去中山图书馆里闲逛。既不是周末，也不是假期。来图书馆的人永远不会很多。
与一个瘦小的女孩子擦身而过，她用手机在打电话，路过我的时候，我听到一句“戒不戒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图书馆旁边有个报刊亭，卖报纸的是个老太太，亭子的柜台下面，一堆写着会计培训、英语口语培训、电脑培训的纸条与一堆什么专升本的考试指南等等，纸条统统贴在绿色的铁板上，下面有一行小字：
“单车出租，押金一百，十元一天，十二个小时算一天。”
这种计算一天的方法很新鲜，可以让日子凭白无故地又增长一倍。
我向卖报纸的老太太询问了一下，在图书馆的隔壁间里另外一处找到了租车的老头，他将押金条和一把车钥匙按在我手里时说：“第三排，最边上，蓝色的那辆。”
放眼望去，一辆很旧的单车。
我一只手握着一把钥匙，车钥匙冰凉，医生给的钥匙在手心里却生了汗。
32。尽量鸟语花香
仅仅只是等待着，那必将会是枯萎的结果。
我感觉到的就是这个结果，无法挽回的一个结果。
我站在门外，也为别人枯萎……
生活在以它自己的方式前进着。
So躲起来了，电话总是打不通。在去年临近中国新历年的时候，我去过一次乐队找她，乐队的人说叶斯大病了一场，大家都无心做音乐了。之后就再没有So的消息。
她是躲起来慢慢治疗自己的伤吗？无人得知。
我想起那天晚上她不停喝酒的样子，用手背擦掉眼泪。曾经有老人们说，用手背擦眼泪的孩子十分叛逆。那天晚上的夜空，我没有看到一颗星星。也许，有些东西就只是属于个人的，任外人站在门外如何着急，急得枯萎了，也不能分担什么。门里那个人还是没有得到水。
我并没有积极地去寻找So的影子，我想我只是站在“门外”而已，我知道如果我只是，仅仅只是等待着，那必将会是枯萎的结果。我感觉到的就是这个结果，无法挽回的一个结果。我站在门外，也为别人枯萎，而这个别人并没有从我的枯萎中得到一滴解渴的水。虽然这只是一种感觉，这感觉使我明白再没有什么可以给So，拥抱也不可以。当我清楚地知道这结果时，就甩甩手，然后离开。
即使我知道郝东的故事，即使我知道郝东不过是想做一个So心里真正的英雄。我知道这些，也无法向结果有所作为，只好放任它流走。这个世界早已不承认英雄这个名词。
英雄在过去的故事里，颜色才鲜艳。只是我们在现在。
很多威猛的句子在后来也都变成一些废话，翻出墙角压着沾满灰尘又破烂的报纸，报纸下面压着马丁？ 路德？ 金，再听人们复述一遍“我有一个梦想”时，所有的赤热的感情已经全部变成商业包装，POP 和文化衫，以及地下酒吧的新卖点。
煽情的赤热之爱让人心里发慌：
其实这人间/ 都只是一个人/ 其实这世界/ 都只是一颗心
如果还有一个人贫困/ 这人间就是地狱
如果还有一个人邪恶/ 这世界就不是天堂……
理想主义会把人给燃烧起来，但切？ 格瓦拉的时代早已不再。
不再哭的人，说明心里面已经没有颜色了，当天空下雨的时候，就以为从此不再有晴天，就这样心灰意冷了。只有有心的人才会灰心的。
也许是So孩子气的一句话，她其实是个理智的人。
So最后一次和我说话的这天，天气晴朗，车上的刮雨器很久都没有派上用场。
她说在机场，想不到白云新机场这么大，原来这么大变成无聊了。我知她说无聊的时候，就是心真的死了，心死了，就不是孩子了。孩子的心不会死的。
“这么久，你都躲到哪儿去了？”
“我不是躲，不是逃跑，只是在找自己。但我现在知道了，在广州失落的自己，是永远都找不回来的，去任何地方也都找不回来的。这里注定是沙漠，而我也不是沙漠里的玫瑰。”
她说着她需要水分，并说着这话就是要去北京。
怎么大家都说要水？
她没听说北京沙尘暴有点惊人吗？
上午九点多，艾米丽又没课，过来和我一起吃芒果，一起看Channel V ，精彩节目不是每时都有，后来就放音乐听，Dolores 是The Cranberries 的主唱，后因她的加入，乐队名改为小红莓。越听越像是王菲在唱《梦中人》，可能就是因为听王菲唱“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听到Dolores 的《Dreams》在后。就像盗版发行于正版之前，那盗版就是正版，正版变成盗版了。
艾米丽靠在我的后背上，开始吻我的后颈，我觉得很痒。这样，像两只小狗一样亲热。
有一个问题，她问：“辛迦南，如果A 始终从背后爱着B ，是不是B 始终都不会爱上A ？”
我把艾米丽的小身体从背后搬到我的大腿上，我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
开始吻她的耳坠和眼睛，吻她小小的红唇、滑得像巧克力的肌肤、脖子和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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