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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o 的第三张专辑啊，人声实验的经典！真是好彩头呀！”
接着，他奇怪的大笑起来。男中音。
“就剩这一张了，但这些声音都没有人听，进货时就只进了两张，这一张买了三个多月都没有卖出去，哈哈哈，你很幸运啦……”末尾又发了一个an音，节奏轻快，颇为顺耳。
他笑声浑厚，很特别，使这个小音像店像要迎接大地震一样兴师动众，似乎将要摇晃每一张碟片，让它们来告诉人们，后面有一场更大的惊慌。
店里播放着一首歌，有个女人在唱，“如果，如果我爱你，就请你原谅我的忧郁……”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老板突然之间的大笑，莫名其妙地感觉今天的幸运，看着他得意于对这张唱片的介绍，并沾沾自喜地认为这个玩笑很可笑。
继而，我也不着边际地向他微微笑了……
本来是想问一问老板，“山可河”是谁，或者问他店里放的这首歌好像是首老歌吧。
一首满是陈年的苔藓味道的老歌。
《Stepmother City 》的封面印着一个光头的女人，图像处理成黑白之后，又斑驳黄旧着，边缘还有几处蠹迹，黯然，突兀又粗犷。
推广文案里介绍道：“她是一个草原深处赤裸的灵魂，将她扎根于图瓦的土壤，由灵性的呼吸来唤醒人类的渴望，忘记存在，忘记时间。”
图瓦共和国，位于西伯利亚南端，一个与蒙古交界的奇异国度。那里盛放着民族之声和广漠的草原。
她叫Sainkho Namtchylak，一个勾魂摄魄的名字和一个惊讶的脑袋。
我又挑选了一张The Album Leaf在二○○一年发行的《One Day I ’ll Be OnTime》和《魂断威尼斯》的故事片，给仍旧得意洋洋的老板皱巴巴的六十块钱就出门了。
这当儿出了“旧天堂”的门，踩着碎乱的步子，我突然感到并无它处可去。
穿过地下通道，然后再穿过人行天桥，可以去到街对面的巴士站台。天桥上，一个头发蓬乱的青年正在叫卖盗版DVD 和廉价手镯，旁边站着另外一个人，正与人介绍袖珍窃听器的使用方法；四处闲逛的外汇倒卖者，正使唤他们的孩子。有一名行乞的男孩穿着蓝色校服，跪在桥上，膝盖前摊开一张写在破布上的告示——我只想多念一年书。孩子前面的生锈的铁盅里，盛满了妇女和中年人丢进去的硬币和小面额钞票。许多年轻人仅仅是凑过去看一眼，然后便走开了。有人看了一眼，转身说，在别的地方，他看到这个孩子坐在“必胜客”里在大吃PIZZA 。
这个城市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在于它对生意人、学生、民工、外来打工者和投机倒把外商贩的包容。
巴士站台上，有三两个不明职业的人，像我这样直立着孤单的身体和影子，有如稀薄的空气站在站台上等待各自回家的公车；几个夜自习归来的高中生，穿着校服挤在站台的另一端，他们站在一起看起来还有种团结的力量，服装统一，高矮相当，上车后也不安静，打打闹闹，然后议论甲班的ABC 与乙班的DEF 了。
车上的人很少，而且隔三差五地下去几个，再隔三差五地上来几个。上、下车如同相遇和分手，谁都不能确定能走到多远的地方去。
我渴望生活能特别地改变一下，可是什么奇迹也没有发生过。
什么也没有发生。
从旧天堂走出来，我浑身寂寞。
7。你用钝且锈的刀割他的心
I'm sorry for my weary life。。。
but I can smile。。。
四月，南方的夏天开始了。
外面下着雨，落在遮阳棚上，滴答、滴答，滴水声如同守着老式时钟的分秒，呆板地重复着这种频率。那节奏让人困顿，寂静之中听见雨滴打落的声音，具备神奇的使人困乏的催眠效果。艾米丽蹲在阳台的窗架上，一只手拉着我。雨滴跳落到遮阳棚上，又缓冲了一些力道，瞬时落下来打在阳台的边沿，溅出更细小的水珠飞到艾米丽的皮鞋上。
她说春天过去了，鲜花没有开出来，要是夏季也一直这样下雨，下雨，下雨！下到我们就都发霉了。
她戴着耳机，开始舞着另一只手，一个人轻轻地唱起：
If you gave me just a coin for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Well I珍 be rich beyond my dreams
I 枕 sorry for my weary life
I know I'm not perfect but I can smile……
她保持着一种斜眼低垂的姿势，像一只颈部受伤的小鸟，无论是在与我说话，还是她自言自语，都把眼神花在脚下。也许是因意志低迷，她的嗓音有些嘶哑，上升，或者下落，展开，或者闭合，仿佛什么东西在喉间纠葛，受着寂寞的煎熬，飘浮出来，在空中，高高低低，分分离离。就像一个走向我的水妖，她提着自己湿淋淋的长裙，蛇一样，以人类所不知的速度滑过来，声音贴在她身体上，也是湿淋淋的。
这情景，仿佛一下子是热烈的拥抱，转眼间，又变得很遥远，或者根本不曾真实地靠近过，它又正在离开。
连蚊子也听得出来她在唱什么。这样唱着，她不像是唱给我听，也不像是唱给她自己听。倒像是她深情地唱给黑色的防护栏铁杆听的。
突然，我也很想放声唱歌，让吉他声响起来，“……这，这夏天，没有阳光……我还站在岸上……”但是很担心艾米丽，总是以为她可能会突然从阳台落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坠落却能使人产生一种幸福的情绪。使人沉醉和具有微醺的幸福感，甚至会莫名其妙地相信，如果落下去，与地面的接触，或许就像是天使落下去一样轻盈地，靠近土地，靠近它，落定，停止。
但是这种对天使的迷恋，始终缠绕着深深的忧郁。
艾米丽认为跳楼的人都是有翅膀的人。“下落的过程也许很美妙，心里明明知道什么都抓不住了，还是想要抓一下，再抓一下，最后，就放了，就懒得去抓了，懒得挣扎，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明天、后天，一切，可能的天气。”那么，没有跳过楼的人都没有翅膀。
阳光太耀眼，它逼迫着我闭上眼睛。然后，眼前被蒙上一层不祥的红光。我心里相信艾米丽是可以飞的。似乎就可以看见她的透明的如蝴蝶的羽翼，扑闪在阳光下，忽明忽暗。就顶着这些阴暗和明亮，我找不到自己的翅膀，无法确定是否也可以和她一同飞翔。
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越描越黑的魔鬼，这是素描课上的一个基本原理。当人们去重复思考黑洞一样的问题，不断的重复和众多的雷同，就使问题变成一个真正的秘密，然后谁也不知道正确答案了。又或者到处都是正确答案，老师只准许我们选一个，这样反倒是又不知道该选哪个好了。
正如有人所说的，几年以后，我们或许已经将曾经所写的答案全部遗忘掉了……
原来，人在十七楼的高度上很容易产生跳楼的念头。
这天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没意思极了的事。
香港艺人张国荣跳楼自杀了。
甚至本地的新闻频道，除了播报正点新闻之外，全天候地播放纪念专辑。各家报纸媒体以此炮制出各种新闻，在关于他为什么要跳楼这件事上，是他与唐唐之间的关系破裂，是《异度空间》带来的心理阴影，是《霸王别姬》里的虞姬再怎么演也免不了一死的宿命，还是《春光乍泄》中何宝荣恍惚不定醉生梦死般的目眩神迷？
媒体有很多猜测，引导人们说长道短，议论纷纷。为此，报纸也增加了销量。
这几天的电视新闻，除了报道一种罕见的疾病，也只有这个关于死亡的诸多猜测成为吊起人们胃口的素材。媒体狠狠地报道着，狠狠地卖着收视率和比嘴巴大很多倍的广告，狠狠地发着财。
人们聚集在香港文华酒店楼下。鲜花的海洋，仿佛武则天一声令下，号召百花在四月的头一个日子里，齐齐开放。
这日，RORO在“天涯无穷”电影版里抄袭了一个超长的题目：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
这是傅雷写给约翰？ 克利斯朵夫的译序。
它让我们在死灰里重新燃起火光，怀着视死如归的勇敢和热情，怀着绝望中的希望，让孤军作战的心灵在路上，不再遇见濒临死亡的安慰。也就，不再孤单了。
因而，我无法独自占有这个阳光柔和的下午，微微清风从阳台上送来中国南方的味道，在这一刻想起的那些人和事，它们仿佛已经不属于我一个人，它们淡然地聚集在一起，像一片棉花似的云朵，飘在我的心上。
相信庭院最后也都会开满鲜花，即使那时我们都已离开了花园。当故事在这里开始，它看起来只是永无止境的时间线上的某一点，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就好像点与线和面的关系。
“为什么？”我问。
RORO说：“别问了，你要的答案没有。”
时间，就是那个被审查的孩子。
艾米丽唱着她的歌曲，身体飘荡在我眼前，像一艘靠不了岸的小船，一直在水上轻轻地荡漾，安静又渴望靠近，缓慢地伤感着……
“艾米丽，短信息来了！”我大叫。
这样大声地唤着她，突然就听到身体有种液体汩汩流动的声音，亲切的，它使我感到温暖，神志昏迷。我希望这种亲切的感觉多流些出来，以赶跑这段日子突然冒出来的恐惧。
艾米丽这样唱歌绝不是唱给我听的，我只是担忧着她，这样唱着“I 枕 no angel”的时候，很容易掉到下面那个无穷的深渊里去。
深渊，就是人们重复的黑洞。
她下去，我也一定会。
她飞向哪里，我飞向哪里。
何处，停靠，碰撞，跌落。
I 枕 sorry for my weary life……
But I can smile ……
当孤独的影子被插上了忧伤的翅膀，我听见艾米丽模模糊糊的歌词，在迷幻音乐中与天使僵持不休，我再也想不起没有翅膀的人在空气中滑翔，那该是什么样子。
我向天空望去，天空上被防护栏隔成一个个狭长的格子。我仿佛看见艾米丽飘落的整个过程，她的身子轻轻悬浮在空气中，慢慢，落下。并且无能为力再将影子拾起。
“艾米丽，艾米丽……你有短信息！”
我唤着她，唤着自己。
短信息——
迪：艾米丽，你现在在做什么？
艾米丽：站在十七楼。
迪：站得很高，等着谁能把你带走吗？
艾米丽：不！只是站在高处，就会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
也许，死亡总是来得很突然，就像是命运的一次冲动。
它自己也不知道要结束。
8。它自己也不知道是要结束
神要亲自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小时候，我的假期大都生活在西安的郊区，是外婆家。外婆是个瘦小但精神矍铄的小老太婆。头发很短。
从前，她在每日的黄昏，天要向晚的掌灯时刻，就撑着细瘦的身体颤巍巍地从家门口晃到村口。听说村口的这户人家里，几年前曾经死掉了一个心爱的儿子，这孩子曾经十分活泼可爱，长着一对懂事的大眼睛，嘴巴很甜，懂得如何恰当并且亲热地称呼每一位长者，赢得很多美誉。总之，在传说中，那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孩儿。
不知道从何时起，外婆所在的那个村子开始流行信基督教，一个法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居住了多年，并和村子里的乡亲们用西安普通话交流。村子里有一间专门用来布道的屋子，就是由村口死了儿子那家人提供的。也许仅仅是出于对那户人家失去儿子的单纯的同情。村子里的老人们逐渐开始都信这种教了，但他们其中并无多少人真正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在傍晚无事可做的时候到上帝的脚边去呢。
她是在一个月光不明的夜晚离开的。她离开了她的老头子，也离开了她喜欢的一切。
脑溢血。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全家人回到乡下的老屋子，来了很多亲戚，乡亲们都坐在屋子外面的桌旁聊天。
外婆的棺材早就做好了，吊在后屋的二梁上，和外公的棺材并排在一起，像两口黑色的乌篷船。童年，一去到那个房间，就担心它随时会掉下来，砸在我头上。这棺材都是用春芽木造的。老人们说春芽木是造棺材最好的木料，坚硬的黑色，黑得发亮。
老人们清楚地知道死亡的距离，就在不远处。如同是等待了许多年，就为了这一天。看着漆干了的棺材，他们拈捏着白胡须走上前去敲敲，砰砰直响。看不出这时候他们的内心有一丝半点的悲喜，而是另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甚至，有些带着微笑和调侃。老人们认为，住在乡下，终老有一个儿子送行，还有一口质量上乘的棺材，是件幸福的事。
在他们看来，人死是件自然的事。
中国人称喜事有两种，红喜和白喜。
红喜事是指娶亲、聘女、贺人生子满月、周岁、祝寿、贺迁居、贺开张、贺新屋落成等，皆为红喜，要挂大红布。
白喜事是指丧事。人死之后，中国人也要像喜事一样热热闹闹地操办起来，所以也称白喜。
将悲与喜都放在一起，这正是中国文化中辩证统一的高明之处。
外婆就躺在堂屋里，脸上搭着一张草纸。我见过那张脸，和从前活着时的皱纹一样，在灯光下更加平静，仿佛从未被命运伤害过。她躺在一套崭新的红色缎面被套下。下面有木板，木板被搁置在两条长板凳上。正对着木板的下方，在地板上，放着一盏青油灯。
她突然这么躺着一动不愿动。
一个善良的普通中国女性，一生跟随当兵的外公辗转在中国的大地上，南北东西，思想开明。除了喜欢骂人的习惯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而后在八十年代里她坚信着上帝和耶稣救世的博大之爱，不再骂外公的不修边幅，换成说“你真是个可怜的人啊”。她认为不信教的外公是个可怜虫，成天守在村口守株待兔找人比赛下象棋，自得其乐，一副没有追求没有信仰的村夫模样。
他们可能已经没有爱情，或是已经褪色的爱情。只剩下平静。
而死亡所做的一切，却直抵人心。
就在办理丧事的那几天，大家都一直很关注外公的情绪，特别是妈妈总是一步一步跟着外公，倒是看不出外公有什么特别的情绪。他和村子里的老人坐在一起，一起守着夜晚，守着黑暗中另一个老人的身体。
村子里的老人们都过来抽着自制的烟卷。丝毫看不见伤感。一个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婆婆，看上去比外婆还要老，她一直坐在八仙桌的一角，一直喝着很浓的茶叶水。她不说话。
夜晚的风中，一些扎着白花的花圈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发葬那天，八人壮汉抬着棺木走过了水塘边的人家。一个男子侧身立在门口，像一棵桉树。清晨，他赤裸着上身，脖子上挂着一条项链，巨大的十字架垂在胸前，像他健康的肌肤一样闪着浅铜色的光芒。他就站在那里，目送着这一切。我跟在舅舅的后面，后面还有一群送葬的人。走到东边的那块地里，早已有人挖好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泥坑。
那天清晨下了些小雨，湿润的泥土粘在裤腿上，湿了一大片。
当有人放了一串鞭炮之后，落棺的时刻到了，妈妈开始呼天抢地地恸哭起来，旁边又有人去拉着她，妈妈跪着哭倒在黄土地上。铁锹送着泥土敲打在已经放到泥坑里的春牙棺材上，发出沉闷的啪嗒声。我看见有一束灯芯草被压在落下的石子和成块的泥土下面。
外公随着那啪嗒啪嗒的声音蹲下去。蹲下去，眼泪就来了。一些好似从干枯的泉眼里冒出新鲜的水源来，眼泪沿着他深陷的眼眶顺流而下，像在一条本来枯竭的河床上重新流淌起弯弯的河水。一条浑浊的河流，当它们都流淌在脸上，变得异常纯粹而透明，还有一丝光亮在其中。
但那纯洁光亮的眼泪，成为他最后的灿烂，之后，就变成一片没有重量的哑然。人生是这样悲情。
陪着他辗转南北东西的女人，梦里也回来帮他煮饭的女人，是再也不会睁开眼睛了；是再也不会把他从村口里的象棋圈子里骂回来了；是再也不会在炊烟四起的院子里听她的外孙讲圣经上的故事了；是再也不会拿着扫帚扫净屋墙壁上的蜘蛛网了。
失去颤巍巍的老伴儿，失去布满皱纹的笑声，失去灶堂前亮着火光煮玉米的老妇人。
永远，也不回来了。
“怎么这样儿呢，话都不说一句呢？”
“她怎么这样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