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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比有天晚上狼狈不堪地去探望儿子，罗兰夫人在厨房中迎面撞见她，于是发生了争吵。双方互相詈骂，罗兰夫妇给她下了最后通牒。特伦斯站在罗兰夫妇一边，三比一。要么戒毒，要么就别指望踏迸罗兰家半步。露比说她只想带儿子走，可特伦斯说他哪里也不去。
第二天晚上，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带着文件来找她，有人已告上法庭，特伦斯已经被领养，罗兰夫妇是他的领养人，他已经与他们一起住了三年。除非她戒毒，在六十天内不沾毒品，否则取消她的探视权。
三周过去了。
“我要见我的儿子，”她说，“我太想他了。”
“你在戒毒吗？”我问。
她飞快地摇摇头，闭上了眼睛。
“为什么不戒毒？”我问。
“进不了戒毒所。”
我不清楚一个流落街头的吸毒者怎样才能进戒毒所，但现在是该弄清楚的时候了。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特伦斯呆在他温暖的房间里，吃得好，穿得好，平平安安，远离毒品，头脑清醒，在罗兰夫妇的指导下做功课。他们已经变得像露比一样疼爱他。我能想见他在餐桌旁进早餐的情形，一边喝着热腾腾的麦片粥，一边背单词；罗兰先生拿着一张晨报，与他用西班牙语交谈。特伦斯生活无忧，不像我的可怜的当事人，生活在地狱里。
而她竟要我帮她母子团圆。
“这需要点时间，明白吗？”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问。紧急避难所的一张床位有五百户家庭在等候，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不可能有多余的床位给瘾君子使用。
“除非你戒断毒瘾，否则你不能见特伦斯。”我对她道，尽量掩盖语气中的信心不足。
她的眼睛湿润了，一言不发。
我意识到自己对吸毒上瘾知之甚少。她从哪儿得到毒品？购买毒品要花多少钱？一天要注射多少次，有几次快感？她要治疗多长时间才能痊愈？去掉她十几年来的痼习的机会有多大？
还有，市政府怎样处理那些毒品婴儿呢？
她没有证明，没有住址，没有身份证，除了一腔苦水外一无所有。她似乎很愿意坐在我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该如何打发她，咖啡早喝光了。
索菲亚尖利的叫声使我回到现实。在她的周围有人高声呼喝。我冲向门边，第一个想法就是又有一个像那位“先生”那样的疯子持枪闯了进来。
但进来的不只是一位持枪人。加斯科少尉又回来了，带着一大堆帮手。三名着制服的警察正逼向索菲亚，她破口大骂，但毫不奏效。两名身穿牛仔裤和运动衫的警察正准备动手，我走出办公室的同时，莫迪凯也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
“哈啰，米基。”加斯科对我道。
“究竟他妈的怎么回事？”莫迪凯的咆哮声使墙壁颤动起来。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当时就伸手掏枪。
加斯科径直向莫迪凯走去。“奉令搜查，”他说着掏出了搜查令，在莫迪凯眼前一晃，“你是格林先生？”
“我是。”他答道，一把抢过搜查令。
“你们要搜什么？”我向加斯科大声道。
“还是那件东西，”他大声回敬道，“把它交出来，一切都好说。”
“它不在这儿。”
“什么文件？”莫迪凯看着搜查令问道。
“有关驱逐住户的文件。”我答道。
“没见你起诉嘛。”加斯科对我道。我认出来了，着制服的警察中有两个分别是利利和布洛尔。“说说大话吧。”加斯科道。
“他妈的给我滚出去！”布洛尔慢慢移向索菲亚的办公桌时，她狂叫道。
加斯科显得胸有成竹。“听着，女士，”他用惯常的嘲讽的口吻道，“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乖乖地坐下，闭上你的嘴；另一种是我们铐上你，让你在车的后座上呆上两个小时。”
一名警察正探头查看两侧的办公室，我感觉到露比在我身后放慢了脚步。
“放松些，”莫迪凯对索菲亚道，“别紧张。”
“楼上放些什么？”加斯科问我。
“杂物。”莫迪凯答道。
“你的东西？”
“是的。”
“文件不在那儿，”我说，“你在浪费你的时问。”
“我们不得不如此，你说对吗？”
一个想进来咨询的客户打开前门，里边的人全部吓了一跳。他的目光在室内不住地游移，最后停留在三个穿制服的警察身上。他吓得赶紧退去。
我顺势打发了露比，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随即关上门。
“文件在哪儿？”他低声问。
“这里没有，我发誓，这是无端骚扰。”
“搜查令看上去是真的。上面说你偷了文件，他们认定文件在你身边也是自然的。”
我想说些与律师身份相称的聪明话，说些有分量的行话唬住他们，使他们立即停止搜查，赶紧离去，急切之间却无辞以对。相反地，因为我的原因而招来了警察，事务所被搞得乱糟糟的，我为此感到羞愧。
“你有文件的副本吗？”他问。
“有。”
“你有没想过给他们原件？”
“不行，那等于自己招供。他们无法证明文件在我手上，即使我还回，他们也知道我留下了复印件。”
他摸摸自己的胡子，同意我的看法。我们走出办公室，看见利利在索非亚旁边的一张无人使用的办公桌旁一下绊倒，文件撒满一地。索菲亚高声叫骂，加斯科依样回敬，吵着吵着就要动武。
我锁上前门，以免外面的人看见，“我有个法子。”莫迪凯高声道，警察个个瞪着眼想听听到底他有什么法子，搜查律师事务所毕竟不像搜查一个容留未成年人的酒吧那样轻松。
“听着，那份文件不在这儿，请相信我。你们可以检查所有的文件，但不能打开，否则就违反了客户保密法。同意吗？”
所有的警察都看着加斯科，等他示意。他耸耸肩，算是勉强同意。
从我的办公室开始。六名警察，我，还有莫迪凯全都挤进那间窄小的办公室，大家都避免碰到他人，我打开办公桌的每个抽屉，每次都使了好大劲儿才打开，我听见加斯科低声自言自语道：“办公室真不赖哪。”
我把柜子里的文件一件件取出来，在加斯科面前一晃，再放回原处，我星期一才开始上班，所以没什么好搜的。
莫迪凯轻轻退出去，抓起索菲亚办公桌上的电话。当加斯科宣布我的办公室已正式搜查完毕，所有的人都退出时，刚好听见莫迪凯在听筒上说：“是，法官大人，谢谢您。他正好在这儿。”
他咧嘴笑着，露出一排牙齿，他把听筒硬塞给加斯科：“这是签发搜查令的基斯勒法官，他要和你讲话。”
加斯科不情愿地接过话筒，好像话筒刚被麻疯病人摸过。“喂，我是加斯科。”他发话道，听筒离头有好几英寸远。
莫迪凯转向其他警察：“先生们，你们可以搜查这个房间，仅此而已，你们不能进两侧的私人办公室，这是法官大人的口谕。”
加斯科含糊应道：“是，先生。”然后挂断电话。
我们监视他们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时，他们一张张桌子搜过来，总共搜了四张，其中包括索菲亚的。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明白这次搜查是白费劲，于是就拖延时间，动作慢条斯理。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很久没打开过的文件，桌上的书籍和法律杂志都是几年前没有人动过了。有些文件堆上布满了灰尘，有的蒙上了蛛网。
每份文件都被登记造册，案件名称被记下来，两名警察负责记录，加斯科和其他人报给他们听，整个过程琐碎无聊，毫无意义。
他们把索菲亚的办公桌留到最后，她自己整理，依次报出每份文件的名称，挑一些简单的如琼斯、斯密斯、威廉姆斯报给他们。警察们与她保持距离，她飞快地打开抽屉，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个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屉，没人要看，我敢肯定里面藏着枪。
他们走时没打招呼，我为这次搜查向索菲亚和莫迪凯道歉，然后躲进自己的办公室。
第二十三章
驱逐名单上的第五位名叫凯尔文·兰姆，对这个名字莫迪凯依稀有点印象。他估计哥伦比亚特区大约有一万名无家可归者，这从十四街律师事务所收藏的文件可以看出。每个姓名都能勾起他模糊的回忆。
他与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其中有巡回律师团的律师，赈济贫民的社会工作者，布道律师，警察，其他贫民律师。傍晚时分，我们驱车去闹市区的一座教堂，那教堂四周是豪华的办公楼和宾馆。在教堂地下室的第三层，施饭活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房间里摆满了折叠长桌，四周围坐的是正在进餐交谈的饥民，这里不是施粥处；盘子里摆满了玉米、马铃薯、火鸡肉或鸡肉、水果色拉、面包，我没吃晚饭，食物的香气勾起了我的食欲。
“我有几年没来这里了，”当我们站在入口处俯视进餐人群时莫迪凯道，“他们每天接待三百人，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
“这些食品从何而来？”
“哥伦比亚特区中心厨房，设在‘创建非暴力社区’的地下室。他们的做法很值得称道，他们搜集当地餐馆没用完的食品——不是残羹冷炙——只是未经烹调，如不及时加工就会变质。他们有许多辆冷冻卡车，四处搜集食品，送到厨房加工成冷盘，每天两千盘。”
“看上去很可口。”
“确实不错。”
一位名叫丽莎的年轻女士发现了我们，她是新来的，莫迪凯与她的前任相识，我观察人们用餐的时候，他们俩还提到了那位前任。
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注意到的现象，无家可归者当中也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分成三六九等。有一张桌子上，六名男子边吃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电视篮球比赛，他们穿着相对较好。其中一个人用餐时戴着手套，除此以外，他们看上去倒像聚在酒吧里的工薪族，而不像露宿街头者。在他们背后，一个体形庞大、戴着厚厚墨镜的家伙正用手撕鸡肉独自吃着。他穿一双与那位“先生”死时所穿差不多的橡胶靴子，身上的大衣又脏又破。他对周遭的情形充耳不闻。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要比邻桌那些谈笑着的人艰难得多，他们买得起肥皂，能洗热水澡，他则无力顾及；他们睡在避难所里，他则露宿公园。但他们都属于无家可归者。
丽莎不认识凯尔文·兰姆，但她答应替我们打听，我们看着她在人群中穿梭，与人交谈，让人把剩饭倒进角落的垃圾桶里，小心侍候一名老妇人。她坐到两个男人中间，可他们只管自顾自地交谈，她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地依次问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遇到一名律师，小伙子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自愿到“华盛顿无家可归者法律事务所”帮忙。他是在去年一次募捐会上认识莫迪凯的，我们花了几分钟谈论法律业务，然后他去里面的房间开始三个小时的入会登记工作。
“华盛顿法律事务所有一百五十名志愿者。”莫迪凯道。
“人手够吗？”我问。
“永远都不够，我想我们应该恢复招募志愿者的计划，也许你愿意负责并监督这个计划的实施，亚伯拉罕也赞同它。”
我很高兴莫迪凯和亚伯拉罕，当然还有索菲亚，竟然会让我来做这个项目。
“这个计划会扩大我们的影响，提高我们在法律界的知名度，对我们筹钱也有好处。”
“当然。”我心中将信将疑。
丽莎回来了。“凯尔文·兰姆在后面，”她点头道，“倒数第二张桌子，戴一顶印第安人的帽子。”
“你跟他谈了吗？”莫迪凯问她。
“是的。他头脑清醒，相当尖刻。他说他一直呆在避难所，当钟点工开垃圾车。”
“有单独的房间吗？”
“有。”
“告诉他有律师找他谈话。”
兰姆既没打招呼，也没有伸出手来。莫迪凯坐在桌子上，我站在角落。兰姆坐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向我看了一眼。他的目光使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别紧张，”莫迪凯语调平和，“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别无他意。”
兰姆一声不响。他的穿着与避难所其他的人并无两样——牛仔裤，运动衫，旅游鞋，羊毛夹克——这自然胜过露宿街头者身上的鹑衣百结。
“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朗蒂·伯顿的女人？”莫迪凯问，这次全由他提问。
兰姆摇头。
“认识德文·哈迪吗？”
还是摇头。
“上个月你住在那座旧仓库吗？”
“对。”
“我是指位于纽约街和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那个仓库。”
“嗯哼。”
“你付房租吗？”
“对。”
“每月一百美元？”
“对。”
“付给蒂尔曼·甘特利？”
兰姆不答，闭起眼想了一会儿。“谁？”他问。
“谁是仓库的主人？”
“收房租的是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
“约翰尼的老板是谁？”
“不知道。没问，也不想问。”
“你在那儿住了多久？”
“大约四个月。”
“为什么离开？”
“被赶出来了。”
“谁赶你的？”
“不知道。有一天警察来了，还来了些其他人。他们对我们推推搡搡，把我们赶到大街上。没过几天，他们用推土机把仓库推平了。”
“你有没有告诉警察你付了房租才住那儿的？”
“许多人都这么说。有一个带小孩的女人想和警察动手，可没能讨到好处。至于我，可没跟警察动手，那场面糟透了。”
“他们赶人之前有没有给你们什么文件证明？”
“没有。”
“出告示了吗？”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他们一下子就来了。”
“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警察说我们是擅住者，必须立刻搬出。”
“你们是在去年秋天十月份左右被赶出的？”
“差不多。”
“当初你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记不清楚了。有人说仓库中有小房间出租，租金很便宜，所以我就去看个究竟，有人正在装隔板、砌墙，那仓库有屋顶，不远的地方有厕所，有自来水，我看挺合适。”
“所以你就搬进去了？”
“没错。”
“你签租约了吗？”
“没有，那家伙说房子是非法的，所以没有什么书面材料。他还告诉我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擅住的。”
“他只要现钱？”
“对。”
“你每个月都付了吗？”
“尽量付。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收钱。”
“被赶出时你拖欠房租了吗？”
“拖欠了一点儿。”
“多少？”
“大约一个月的房租。”
“正因为这你才被赶出？”
“不知道。他们没说理由，只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来。”
“你认识其他房客吗？”
“认识两个，但跟他们没什么往来。每个房间都有门，可以上锁。”
“你刚才提到有个带小孩的女人跟警察争吵，认识她吗？”
“不认识，以前可能见过一两次。她住仓库的另一端。”
“另一端？”
“对。仓库的中间没什么管道设备，所以他们在两端造了房问。”
“你在自己的房间能看见她的吗？”
“看不见，仓库很大。”
“你住的房间有多大？”
“里面有两个小单间，不知道有多大。”
“有电吗？”
“有，他们接了些电线进来，我们可以用用收音机什么的。我们有灯，有自来水，但必须用公用厕所。”
“有暖气吗？”
“不太足，房间里较冷，只不过比露宿街头要强些。”
“所以你对那地方很满意？”
“还行，我的意思是一个月只付一百块相当不错了。”
“你刚才说你认识两个人，他们叫什么？”
“一个叫赫尔曼·哈里斯，另一个叫夏因什么的。”
“他们现在哪儿去了？”
“没见到他们。”
“你现在住哪儿？”
“‘创建非暴力社区’。”
莫迪凯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兰姆。“你还要住多久？”他问。
“我不知道。”
“你能与我保持联络吗？”
“为什么？”
“你也许需要律师，一旦你更换了住处或找到了自己的房子，打电话给我。”
兰姆默默地接过名片。我们谢过丽莎，回到办公室。
像打其它任何官司一样，我们有许多方法来控告我们的对手。我们的被告有三个：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TAG公司。我们不想追加被告。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对簿公堂，第二种是庭外调解。
所谓对簿公堂，就是准备好大致的证据，告上法庭，向法庭提请诉讼，把消息漏给新闻界，寄希望于能证实我们的指控。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出奇不意，打对手个措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