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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听说中央北上，我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这些年吃过许多苦头，受过打击，见了中央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但因毛主席十分忙，又没有更多的机会谈。一天，我特别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的一些情况，并说至今还有三百多个同志受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我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还让我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吸收我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红军东征，让我带十五军团直逼太原。
回师以后，红军开始西征。我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率领十五军团的部队，西出三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向红军请求援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派我为红军南路总指挥，率领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以南商州地区，准备抗击国民党军对西安的军事进攻，配合支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才又奉命返回甘肃境内的驿马关地区，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准备迎接抗日斗争。
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我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7年8月，随军开赴前线。在朱德、彭德怀同志领导下对日寇作战，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我带六八七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此战之后，又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和战斗。对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山地游击战，以及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战术，我是坚决拥护的，并能亲自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1938年春，又发病吐血，直到1938年8月，才奉命回延安。同年10月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入马列学院学习。
参加革命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入学。虽然身体不好，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到学习的机会难得，还是积极的参加了学习。先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近代史、党史等课程。毛主席和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亲自讲课。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的许多重要谈话，对自己教育更深。
学校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住的窑洞自己修自己挖，还时常上山开荒生产。我因在战争中九次负伤，左腿是二等残废，上山生产，总是早出晚归。这时毛主席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关怀我的进步，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
学习十个月，党决定派我去华中新四军工作，我坚决服从了决定。1939年9月15日，我随少奇同志离开延安，一路上少奇同志对我进行了许多教育和帮助，我一直存在着脾气暴躁和工作方法生硬的缺点，少奇同志便跟我谈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使我终身难忘。
经过两个多月，于1939年11月间到达华中。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同时参加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领导，为分局委员。不幸的是，在周家岗战斗之后，我正做战斗总结报告，突然又大吐血，一下病倒了。这是1940年1月28日。经医生诊断，是旧的肺病复发。开始我还不当回事，认为吐血从在鄂豫皖就开始，养些天就会好的。重要的会议还争取参加，不能下部队，就找一些干部来谈谈话。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给党工作是耻辱。谁知病情一天天严重，吐血量增加，最多时一天吐二号洋磁盆半盆。连床也起不来了。行军躺在担架上，担架员稍走快了我就吐血不止。
我的个性暴躁，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突然病倒，不能为党工作，十分苦恼。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华中局的同志，怕影响我的病情，只告诉我一胜利的消息，讲些好的情况，不让我看文件。不能参加作战，又不了解国际国内的斗争情况，这种折磨实在不能忍受。我当时要求看文件，要求知道各种情况，心情急躁，病情又加重了。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把我的病情和心情电告给毛主席。1941年5月，毛主席亲自给我发来一份电报，电文的最后是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我看了电报，流出泪来。我当时把毛主席电报的八个字写在一个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我想到只有听主席的话，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才好给党多做些工作。病情稍好些后，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着警卫连打游击，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跳出来。由于敌后环境艰苦，医药条件较差，病情时好时坏，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起床坐坐，读读报纸，看看文件，不能走路，不能工作。抗日战争的后五个年头，就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病情略有好转，但仍不能起床，不能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我又随后方机关，坐担架转移到山东。这时整个的心情仍是这样：大敌当前，不能战斗，终日不安。可是又没有办法。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就用毛主席说的“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那话安慰自己。我总又这么想：有党中央毛主席，天是塌不下来的。1947年8月，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我离开山东去东北。我这才又随同向东北转移的后方人员，从威海乘船，通过敌人海上封锁，于9月间秘密进入苏军占领下的大连。
在地方党和我驻大连办事处的关怀帮助下，我在大连住了九年。在此期间，病情时好时坏，在情况最好时，每天只能起床二三小时，曾病危一次。经过多方抢救，又一次脱离危险。党中央毛主席对我的身体十分关心。1950年8月20日，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信上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1956年8月来北京后，在党中央和军队许多负责同志关怀下，医疗条件好，病情略有起色。每天能起床三四小时，听读一些中央的重要文件，出席些重要的会议。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中央委员）期间，重要的报告和小组讨论，都能参加。1958年9月，我去了武汉。先后参观了武汉钢铁厂、长江大桥、旭光农业公社，鄂城钢厂，一方面想见识见识，同时想试试自己的身体，如果可以，向中央提出坚持半日工作。但是试验的结果，身体不能支持，每参观一次，要躺倒几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打消要求工作的念头。
从1960年起，因为要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继续做了点工作。1962年八一前夕，又突然大吐血。经过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体质更差了。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氧气，情况好时每天起来一个小时左右；有时全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比过去更差了。
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象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1965年1月
保卫红色土地
这里，我所记述的，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英勇保卫苏区的斗争生活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汇合地方部队和收容起来的大批的伤病员，于1932年底又组织起了一支部队红二十五军。
反动派再不吹嘘“大别山区的红军肃清了”，又急忙调兵遣将，向我发动了新的围攻。1933年1月，敌十五军马鸿逵部马腾蛟旅，由新集向郭家河进攻。红二十五军两个师勇猛出击，激战三小时，全歼敌人两个团；2月中旬九龙缠顶一仗，又歼灭万耀煌十三师一个团。群众看到我军接连打保卫红色土地了胜仗，都高兴地说：“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一度被敌人摧毁的鄂东苏区，又逐渐恢复起来。到1933年4月，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但是七里坪一仗，却遭到了严重损失。
七里坪是黄安北乡的一个重镇，也是敌人安在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的据点。敌十三师长期驻守在此。领导上想用围困的办法，把敌人逼走，或调出据点歼灭之。这个意图没能实现。敌人一方面困守工事，以武力保持着与黄安、汉口的交通运输，一方面派部队前来增援。虽然，我七十四师于古风岭、凤白山一带击溃了敌八十九师的几次增援，但没有将其全歼。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①＇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7页。＇我们长期围困七里坪，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逼不走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军大部队集结作战，不但没有油盐菜蔬，连饭都吃不饱。粮食，要到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搞。象老鹰打食一样，搞多多吃，搞少少吃，搞不着就不吃。有的部队只得吃野菜，吃树叶，吃草根，使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得不放弃了七里坪的围攻战。
部队从七里坪撤下来，还没得到休整，敌人便调集了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八师，又向潢川等地发动“围剿”。反动派以为受到创伤的红军已经筋疲力尽，不堪一击了。但他们想错了。受挫，只能使我们得到教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不会因为一次失利的战斗垮下去的。七十四师的主力主动向临牌石敌人一个团展开了攻势。经五次冲锋，全歼敌人一个团，俘掳副团长以下六百余名，缴获迫击炮三门。敌人的团长也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我军转移到莲花沿、李家湾一带后，敌十三师、八十师、四十四师、五十八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七十五师、三十师、三十一师等部近十个师的兵力，又分路向我合击。我军为避免与敌决战，即向皖西转移。八月中旬，敌七师、十二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调集就绪后，向我皖西进攻。我军转战两个多月，虽然打了几仗，终因敌人兵力强大，无法粉碎敌人的进攻。九月初，在桃树岭一带顽强抗击了十三天后，为了不再与敌人拚消耗，省委决定部队又向鄂东转移。
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军长吴焕先同志领队前行，我因有病躺在担架上，随同后方勤杂人员走在全军最后。天下着大雨，道路十分泥泞。拂晓走到黄土岗公路附近，和敌三十一师碰上了。由于情况突然，我和吴焕先同志失掉了联络。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连，其他全部是非战斗人员。天已经快亮了，行李担子一大串，冲过去已不可能，只好退到旁边的一座山上。
因为这山上有个“齐天大圣”的庙宇，所以附近的老百姓都叫它“猴子山”。上山后，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我们，约一个旅围攻上来。我下了担架，一面叫特务连连长指挥全连守住一个山头，一面叫号兵吹调动号。估计，这一突然的遭遇，一定还有没过去的部队。
军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在群山中响着。过了一会，山下答号了。原来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也掉了队，敌人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不敢盲动。我们集合了半天，一共收容了六个连队。当然靠这六个连，也冲不过公路去。唯一的办法是转回皖西去。
吃的粮食本来就困难，现在又仓促转移，更是无处筹备。每天，部队只能找些秋南瓜充饥。在西河，我们进行了轻装，又把勤杂人员整编了两个多连队。这样，一共有了九个战斗连队。在红旗山、丁家埠会合了皖西道委领导下的八十二师后，为了统一皖西的部队指挥，决定成立红二十八军，将红二十五军的一部分改编为八十四师，原皖西的八十二师仍保留其原番号。于是，红二十八军的番号，再次在皖西恢复起来。
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然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2
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这时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敌人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几千青年妇女，运到河南卖了，许多家庭被灭绝了后代。在吕家大湾，我们发现一个新土堆，开始不知道埋的什么，挖开一看，是一百七十多具被无辜惨杀的尸体。血的仇恨，激起了全体红军战士无比的愤怒。复仇的烈火，在战士胸中燃烧。
这时，敌人在皖西“进剿”、“驻剿”和“追剿”的部队，不下十个师（近十万人）；我们名曰一个军，实际上不过两千多人，而且粮缺弹少，又值寒冬。因此我们当时的行动方针是：避免与敌人硬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八十二师坚持原地斗争，八十四师到赤南熊家河一带，一面游击，一面筹备给养。
我们游击到赤南，反动派十二师、四十五师一个旅和独立三十四旅，又分路合击上来。我军跳出包围圈，连夜向外转移。经六安、简家畈、东西莲花山、八道河、春树岙、母猪河一线进入湖北的罗田县境僧塔寺。把敌人甩掉之后，又转回赤南熊家河一带。我军当时的生活状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肩膀上扛粮袋，屁股后头挂镰刀”。除了枪支弹药外，每人都备有一个粮食袋和一把镰刀。有时，白天荫蔽在山里，自己割草搭棚子；晚上就下山去“打粮”。时常跑了一夜，也奔不上个“大户”，只能搞点米回来。“打粮”回到苏区，除了供给部队和伤病员，有时还救济穷苦的群众。苏区的群众更是不顾生命的危险，给红军送情报，千方百计地掩护红军的伤病员。有些受敌人摧残严重的村庄，人虽然很少了，但只要剩下一个人，他的心仍向着红军，向着共产党。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军民吃饭几乎不分彼此，老乡做好了米汤叫战士们去喝；战士们煮好了稀饭，请老乡一块喝。有的群众自己忍着饿，把仅有的一把米、一把菜，送给部队吃。有些群众被反动派抓去了，要他们领着找红军，有的领着敌人乱转，有的宁死也不说红军的去向。红军和人民群众，就是这样相依为命，同度艰难。
十月底，我们向北游击，在商城的红门，一举歼灭了宋时科的独立三十四旅一个团，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和一部分棉大衣。借助这个胜利，又收容了一部分归队的伤病员，先后组织起两个多连，使八十四师得到了补充。不久，八十二师从赤城过来。会合以后，时值冬天来了，大雪纷飞，过冬的衣服问题，是我们每天谈论的中心。全军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没有棉被，睡觉也是就地一歪。有时住上有人烟的村庄，弄到点稻草盖在身上，那算是很美的了。可是，被敌人多次火焚过的村庄，稻草也成了罕见之物。有的同志晚上冻得不行，只好起来跑跑跳跳，用这个办法来取暖。我们的供给部，这时全部的财产只有十三块钱。这几块钱，一来买不到几匹布，二来在敌人严密控制下，也无法买到布。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打仗。
这天，我们打听到段集、吴桥有个布行，是土豪开的。于是便来了个“黄鹰抓小鸡”的战术，一下搞到六百多匹布和几百斤棉花。战士们情绪高极了，纷纷说：“现在该不愁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