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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当晚就转移到七里坪北蔡家湾、方家湾地区。过了两天，我们接到鄂东游击总司令部命令，要我们连到七十四师师部接受任务。连长立即赶到师部。回来后他传达了师部指示，要我们连接受七里坪北香炉山七十四师一个团的防务任务。当时不少同志耽心兵力不足，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徐海东同志说：“根据敌情，敌人最近不会轻举妄动，因为敌人粮食弹药也很困难，不敢远离工事、阵地。群众对敌斗争坚决，封锁消息严密，不易走露风声，敌人很难发觉我军调离，只要你们动脑筋想办法，一定能完成任务。”他还要我们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迷惑敌人。我们按徐海东同志的办法，在阵地上扎一些草人，有的还给穿上衣服，戴上帽子，远远望去像真人一样。白天派一些战斗小组到敌前沿活动，造成要进攻敌人的假象。在夜间，到处烧些火堆，每到做饭的时候，满山遍野升起了“炊烟”。就这样整整搞了一个星期。敌人认为我军主力仍在这里，因而不敢轻举妄动。又过了几天，住在对面的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前沿阵地发起了一次攻击。眼看敌人就要接近我们了，在这紧急时刻，徐海东同志命令另外一个阵地上的部队打了一阵炮。敌人一下子被打懵了，急忙退了回去，使我们的阵地转危为安。我们望着怆惶逃命的敌人，都称赞师长这个“空城计”演得好。
不久，省委、军部决定撤出七里坪战斗。在撤退时接七十四师师部命令，让我们连随师部行动。但未接到游击总司令部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连队支部研究，由连长带部队随师行动，我去总司令部汇报请示。我到了总司令部，将情况作了汇报，首长指示说：“你们做得很对，壮大红军主力是全党的任务。”还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以及部队到主力后要注意的事项。我吃了午饭后，告别总部首长，就去追赶部队。到麻城福田河才赶上部队。到了福田河北，师部住在一个庙里。连长同我去师首长处请示任务，师首长决定将我们连改编为师部警卫连。从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徐海东同志了。他经常找我们连的干部、战士、党团员谈心，了解情况。他看到这个连在艰苦的条件下情绪高昂，求战心切，对敌斗争坚决，非常高兴。在福田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发生了战斗，由于敌众我寡，为保持有生力量，部队就转移了。
全军转移到箭厂河苏区，敌十一路军由新县出发向我军发起新的进攻。我军接连在王家湾、长冲打了两仗。在这次战斗中七十四师二二二团一营政委负伤了，徐海东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去，说一营是主力，没有政委不行，命我到一营当政委。当时我怕干不好，他就给我讲起当前对敌斗争形势和红军干部的成长问题。他说：“敌人新的围剿又开始了，形势很严重，斗争很残酷，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不挺身而出，挑起革命重担谁来挑呢？”又说：“过去红军在前方打仗干部伤亡大了，就要地方上工会干部、农会干部到部队担任军政干部，带兵打仗，不是领导得很好吗？我相信你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把部队带好。”他的话坚定了我搞好新的领导工作的信心，接着他又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切行动要从人民利益和人民群众疾苦着想，一定要把军民关系搞好。你看苏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同敌人斗争。没房住搭草棚，生产时把担子放在田头上，把枪挂在扁担上。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放了望哨，他们规定标杆信号，一个标杆倒下，作准备，两个标杆倒下，就转移老人、儿童，青、壮年就拿起枪同敌人斗。群众这种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的精神多么可歌可泣。我们部队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为群众报仇、为死难者报仇。”他还说：“要给部队搞些吃的，把战士们的生活搞好，使体力逐步恢复过来，提高部队战斗力。”
一九三三年秋冬，正是红二十五军最艰苦的时期，敌人到处修筑据点和纵横交错的封锁线，阻止我军的行动。发现我们在那里活动，他们就前堵后追进行围攻。有时我们饭做好了也不能吃，一日要打几位。敌人在赤白交界处，对群众移民并村，搞五户连坐法，谁给红军做事，拿五户论罪。敌人的保甲制对群众统治也很严，不让群众接近红军。这样就使在苏区活动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没有房子住，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食宿问题，徐海东同志每到一个宿营地，都是亲自动手协助警卫人员砍柴草、搭棚子，发动战士挖野菜，剥树皮充饥。有时搞到点粮食，他总是留下很少，多数送给军首长和伤病员。打了胜仗缴获的战利品，也总是给伤员送一些去。当时我军枪支弹药也很少，一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主要靠缴获敌人枪弹、物资来装备补充。不少战士都是一边打仗，一边从敌人死尸上收集子弹，但隐蔽得不好就容易造成伤亡。当时，徐海东同志给大家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让战士每人除自己手中枪外，再背一个红缨枪，在枪头下边安上一个钩子，一是有利于白刃格斗，当与敌人拼刺刀时，我们的红缨枪长，敌人的枪短，我们很占优势。二是在打阵地战时，发现死在阵地前沿的敌人，就用红缨枪上的钩将敌人身上的子弹袋钩过来，避免伤亡。战士们都称赞这个办法好，还有的战士给这种红缨枪起了个绰号叫“钩连枪”。
徐海东同志一向十分重视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越注意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那时，我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攻，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时而转战鄂东，时而转战皖西，时而又转战到敌人统治区，捕捉战机，力争歼灭运动中的敌人，乘机攻打敌人防守较弱的城市和乡镇。在频繁的战斗和转移中，他都是亲自作动员，亲自提要求。澳记得我军首次由鄂东转战皖西的前一天，徐海东同志召集全师干部开会，向指战员们讲转战意义，并强调了群众纪律，他说：“这次转战皖西要经过商城清区，这里是顾敬之的家乡老巢。顾敬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吃人不吐骨头的坏家伙，他对统治区的群众用童捐税盘剥，使他们过着牛马生活，稍不小心就以通红军论罪杀头。我们从那里过，老乡害怕顾狗子，可能不敢见我们。若烧了老乡的柴，吃了老乡的粮，要照价把钱放到米缸里。找人抬担架，当向导，也要付钱。”他还说：“捉住顾敬之的俘虏要讲政策，他们也都是穷人，被抽丁强迫当兵的，不准虐待。”徐海东同志还强调，在行军的路上，不准丢下一个战士，不能让一个战士掉队。那时营以上干部都有一个牲口，可是徐海东同志总是带头把自己的牲口让给伤病员骑。
部队行至长竹图吃了一顿饭。饭后还要继续行军，到部队集合时，徐海东同志宣布让我到二二二团当政委，紧接着又继续前进。第二天到了苏区白沙河。徐海东同志在此召开了干部会，会上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干部一定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政治觉悟，搞好生活，关心战士疾苦，减少减员，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指出，要宣传队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告诉群众作好对敌人进攻的准备。每到一地都要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做到尝罚严明。徐海东同志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常常在战斗的间隙和宿营时与大家一起做游戏、赛马，把部队带得既紧张又活跃。指战员们看到师长和大家同甘共苦，这样乐观，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那时，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二十五军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些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打成“改组派”，有的被“肃”掉了。徐海东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他说：“我们的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劳苦人民出身，跟党南征北战，怎么能一下子成为反革命呢！”于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抵制，保护了不少同志。
一九三三年秋，我军转战到了皖西，敌人也尾追过来向我军围攻。军首长当即确定先打瓦屋基一路敌人，为掩护主力歼灭敌人夺取战斗胜利，徐海东同志命我带一个营，并指挥地方上的独立营坚守门坎山，阻敌由盈山畈向我军主力进攻。我军主力和红八十二师在苏区党、政、军、民大力支援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了机动作战，部队就又向鄂东转移。不料队伍行至麻城黄土岗地区，途中被敌人截断，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先头部队到了鄂东。徐海东同志带着后边的掩护部队又回到了皖西。到了皖西后，徐海东同志找郭述申同志（道委会书记）研究，把他带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分和坚持皖西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接连在葛藤山，何泼岭等地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份，吴焕先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来到皖西在豹子岩会师。会师以后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
徐海东同志赤胆忠心的革命精神，多谋善断的指挥才能，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敬仰和爱戴。他在鄂豫皖地区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战士和人民群众都愿接近他。但敌人最恨他，也最怕他。每当我回忆起在徐海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的岁月，就不由感慨万端。今天在新的长征路上，缅怀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奋勇前进？
转移中的胜利 张竭诚
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为了保存力量，争取有利的革命形势，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了从皖西到鄂东四百余里的长途转移。九月初，一个中秋节前的晚上，我们渡过淠河，踏着崎岖的山路，向西前进，一路且战且走，经过几个不休不眠的日夜。终于通过了四道封锁线，并且在行进中陆续消灭了两个团加四个连的敌人。
几天来，我们真是疲劳到极点了。这天，我们通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走了一百四十多里路，天将亮时，宿在一个叫斛山寨的地方。
我正熟睡着，也不知睡了多久，猛然是谁硬从草堆上把我抻了起来，心里老大的不愿意，连眼睛都懒得睁开，就又躺下睡了。朦胧间听见队长象打雷似的喊了起来：
“不要睡了！我的好同志，敌人都快到门口啦！”
“什么，什么？！”人们一下子都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惊醒了。
我连忙坐了起来，使劲地揉了一下眼睛，看见队长正严肃地站在我们对面环视着大家，他说：
“同志们，咱们让敌人包围了，首长让大家赶紧做饭吃，吃饱了好接受战斗任务！”
“战斗任务？”大家一听，眼睛都亮了起来，有些不够相信似的一齐带着惊疑的口气围住了队长，疲劳、危险早忘得一干二净。说实在的，我们这个通讯队也真够窝火的，一路上打了那么多的仗，就是没有我们的份儿；这时，谁不希望队长明确一下这个“战斗任务”指的究竟是不是直接参加战斗呢！
大家的心情，队长是了解的。在这以前，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强烈的求战愿望；不过，他究竟是个领导干部，总是不动声色，只有当我们之中有谁对不能直接参战而闹情绪时，他才说：“不要急嘛，同志！当红军还愁没仗打！”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忙说：
“是呵！是战斗任务，具体点说就是咱们通讯队这回也能和敌人枪对枪，刀对刀了。”
大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都欢腾起来。
村里人嘈马杂的，好多的指挥员们都聚集到军部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着紧张而严肃的神色。军长徐海东同志站在一个台阶上对大家说：
“同志们，现在情况是严重的，包围我们的敌人有四个师，其中有两个师是东北军，武器很强……。我们连续行军作战，身体是疲倦的，而且人数也远远少于敌人。但我们要坚决打垮消灭敌人，突破重围……。”
吴焕先政委接着说：“不管怎样，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敌人，彻底实现安全转移到鄂东的行动计划。这是这次转移中的最后一战。红二十五军几年来在鄂豫皖建立起来的荣誉能不能保持，就要看这一战了。”
首长的决心，点燃了大家的信心，当我们明确了各自的任务以后，马上开始了一切迎战的准备工作。
晌午以前，敌人在四架飞机掩护下，向我们发起总攻击。战斗首先在斛山寨南面的一角打响，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来势汹汹，很快就逼近了我军的防御阵地。他们一面前进，一面对我们喊着各种下流的话，仗持已经对我们形成包围的气势，和人多、武器好等有利条件，一时显得非常骄横。这种情况，对于经过千百次战斗锻炼的红军来说，并不是生疏的，大家依然十分沉着，准备好了手榴弹，上好了刺刀，现在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早已由指挥员们选择好了的冲击方向，鼓弦待发，单等着军部总反击的号令。
总反击的号令终于发出来了，传在人们耳鼓里的首先是来自我军各个阵地的冲锋号声，随着这个惊心撼胆的声音，我们通讯队簇拥着徐海东同志走上一座山峰，居高临下，看到我军各部队的百十面军旗，映着阳光，迎风招展，在万山丛中的接敌地区象一片翻转的红云；如同潮水一样的红军战士，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前进；子弹、手榴弹的迸裂声，在山谷中不断迴响，敌人第一线的部队，很快便被我们冲垮了，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
斛山寨敌我双方的激战，越来越激烈了。不料敌人用一部分兵力绕过斛山寨，向我们军部插过来，于是情况更加紧张。徐海东同志从望远镜里发现这个情况，考虑到没有预备队，军部很空，便把坚决消灭这股敌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通信队。当时，通讯队有一部分人在外面传达命令，余下的人不太多了，任务是如此艰巨，但我们久已渴望直接参加战斗，因而却无比的高兴。
我们下山就与敌人接触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一阵手榴弹就把敌人打得跟跟跄跄地后退了好几十步，激烈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忘了多少个日子没有吃好饭，也忘记了多少个日子没有睡好觉，在决定胜败关键的千钧一发的时刻里，只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一定要突破重围，并且消灭敌人。原来疯狂的敌人在我们准确的短促射击和手榴弹的打击下，吓得溃退了。不能给敌人喘气的机会，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紧跟着敌人的屁股赶了上去。
在混乱的敌军中，我发现了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一边后退着向我们打枪，一边声嘶力竭地回头喊着他那越逃越远的部队，但是他的命令这时候已经不发生作用了，便也象耗子似的往后跑，没跑多远，就被我们飞过去的手榴弹“轰”的一声撂倒了。我赶上去，看他躺在地上流了一身血，正痉挛地抓着泥土，从挂着血渍的嘴角里，发出了轻微的求我们“饶命”的声音。我厌恶地瞅了他一眼，顾不得管他，又继续往前追击敌人。
各路反击部队都胜利了，敌人抛弃的枪支弹药满山遍野，俘虏象蚂蚁似的被我们的迂迴部队赶下山来。由于战斗一开始我们就控制了一些有利地形，攻的勇猛，打的顽强，战斗有进展后又采取了攻打敌人兵力最薄弱部分和反包围的办法，终于将敌人四个师（刘镇华的六十、六十五师，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全部击溃并歼灭了一部，生俘敌人四千多人。
战斗是黄昏时分结束的。当夜安置了伤员，又将四千俘虏全部资遣释放，夜深时才泰然地躺在铺草上休息。这是许多天来最舒适的一次了，应该美美地睡一觉，可是白天战斗的兴奋却使我不能不激动。我想着：我们胜利了，我们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胜利了，这胜利是用了怎样坚毅的精神，战胜了疲劳才换来的呀！
为了争取早日和鄂东红军会合，天未亮我们又整装出发了。长长的行列，踏上了漫长的征途，而艰苦的日月也象漫长的道路一样，等待着我们去征服。我们这次所经历的战斗只不过是整个革命事业中的一个片断，因为到鄂东后不久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徐海东在“肃反”中 欧阳吉平 刘万斌
提起徐海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毛泽东称赞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中，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徐海东，出身贫寒。革命初起，徐海东便来投奔。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带领一个团，成为当时根据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