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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柳亚子赠毛泽东诗，毛泽东委实太忙，无暇答和。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信中，说了自己读柳赠诗的感受：“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石家庄到北平，柳亚子随诸老（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等）赴机场迎迓。当晚宴集于颐和国益寿堂，柳归赋七律三首，第一首末四句为：“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伫看荼火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3月28日，柳亚子撰《感事呈毛主席》一首：“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柳亚子在这首诗中忽然流露出虽全国解放在望，万众欢腾之时，而他个人却有一种“退缨”之意。他竟以出无车而弹铗的冯驩自况，有些个人情绪，准备步严子陵的后尘回江南故乡隐居了。这就反映了柳亚子还没有脱尽旧知识分子的诗人气质。
毛泽东读了柳亚子这首诗后，很重视诗中表达出的柳亚子的思想情绪，尽管他当时非常忙，仍于4月29日写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以诤友的身分婉言相劝：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4月29日上午，柳亚子游颐和国，回到住处，即得到毛泽东的和诗。蕴涵在诗中的诚挚的友情，深刻的开导，热忱的慰勉，盛情的挽留，使柳亚子大受教育，深为感动。当天，柳即写了两首七律《得毛主席惠诗，即次其韵》和《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以抒发自己读毛泽东和诗后的心情。
5月2日，毛泽东从双清别墅到颐和园访柳亚子。在益寿堂里休息喝茶时，两人又谈论起诗歌。毛泽东说：柳先生既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大诗人。你写的诗，我爱读，有趣味，有意义。有千百万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这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
柳亚子说：我写的是老一套。我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我自己也不满意。最近，我拜读了毛主席写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这些诗词通俗易懂，而且寓意深长。
两位诗人，在诗风追求上，是相近的；在诗词创作的风格上，也是相互映照的。所以，他们相互唱和，都喜欢对方的作品。
105。鸦鸣蝉噪，可以喷饭（读棫林等《沁园春》）
＇原文＇
万里风行，一曲高歌，意荡神飘。
念井冈陈迹，徒呼负负；
延安今日，犹是滔滔。
如此干戈，亦云革命，愧对陈吴况汉高。
君差矣，尚眼空无物，自诩妖饶。
——摘自棫林《沁园春》，载1945年12月10日重庆《和平日报》
十载延安，虎视眈眈，赤帜飘飘。
趁岛夷入寇，胡尘滚滚；
汉奸窃柄，浊浪滔。
混乱中原，城乡分占，跃马弯弓气焰高。
逞词笔，讽唐宗宋祖，炫尽妖饶。
——摘自尉素秋女士《沁园春》，载1945年12月10日重庆《和平日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黄老先生道席：
新词拜读，甚感盛意！钱老先生处乞代致候。敬祝六七荣寿，并顺新年健康！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1945年12月29日致黄齐生信（见《毛译东书信选集》第264页）
［解析］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于10月7日致柳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录呈审正。”柳亚子收到的，便是毛泽东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这是毛的代表作。该词随即不胫而走，在山城传开。时任重庆一家民营报纸《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的剧作家吴祖光，辗转得到该词的三个抄本，校和一处，于11月14日在该报首次发表。这时毛泽东已于10月11日回到延安，他的词却在重庆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2月8日《大公报》发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署名文章，则首次公开对此进行了批判。作者说这是早已写好的一篇旧稿，“近几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接着，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国民党的军报《和平日报》及《益世报》先后发表20首（篇）和词或文章予以攻击。显然，这远非文墨官司，已转化成“围剿”《沁园春·雪》的政治斗争了。这从前面引述的署名棫林和尉素秋女士的两首和词即可看出。进步文化界也立即撰词撰文予以回去，《新华日报》，《新民报》日、晚两刊等，发表了柳亚子、郭沫若等的作品。时在重庆的王若飞把这些和词、文章收集起来，寄给了毛泽东。
《沁园春·雪》发表时，老教育家黄齐生（1879—1946）正在延安。他是王若飞的舅父。12月18日是他的67岁生日，便用《沁园春·雪》原韵填了一首，以自寿感咏，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29日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信给他，说“新词拜读，甚感盛意”。同时把王若飞寄来的重庆报刊上的和词和文章转寄给黄齐生。信中“鸦鸣蝉噪，可以喷饭”两句，表达了毛泽东读了“国民党骂人之作”之后的轻蔑之意。重庆《新华日报》在次年5月23日转载《咏雪词话》一文时写了一段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1957年1月号《诗刊》上发表该词时，毛泽东写了一个自注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一向反对作者为自己的旧体诗写注解，这一例外，且言辞恳切直露，实与当年山城的风波有关，算是一种回答吧！
106。第一次向红学权威错误观点开火（读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怕《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圃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侯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寄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1954年10月16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
［解析］
毛泽东不限于自己运用唯物史观和反映论来感知和评价古典小说，他更乐于看到它成为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根本最普遍的方法。文学攀上历史，把小说当作认识历史和阐发思想的工具，或反过来从哲学观和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功能价值，这时的小说评论，就不单纯是个“文学”问题了。而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是否取得胜利和占主导地位的问题。1951年9月，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都是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它们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10月16日写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文艺界有关同志的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基本上可视为他在建国后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所作的一次重大尝试和努力，而且包含着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的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详细阅读了李希凡、蓝翎的这两篇文章，圈画布满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在文童的四五处毛泽东也画了问号。值得注意的批注是，《文艺报》第18期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加了这样的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又说“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分别批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中的这样一些句子下面，毛泽东都画了双重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用笔线牵出来连画三个圈：赞扬《红楼梦》的“怨而不怒”风格，“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把《红楼梦》的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这意味着人物形象不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创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这样一来，文学作品岂不“变成了超时间的表现抽象观念的万能法宝了”；说“色”“空”观念从明朝的《金瓶梅》而来，我们认为：“《金瓶梅》是借宋朝事来暴露明朝新兴商人兼恶霸的腐朽生活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源于现实，而绝不是源于同一作品”；《红楼梦》创作所体现的文学的传统性，“最根本的是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红楼梦》的描写“涉及到几乎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等等。显然，毛泽东很赞同李、蓝文章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来理解《红楼梦》的思路。
李、蓝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摘引了俞平伯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可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的批注是：“这点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李、蓝在该文最后一段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立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读此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还是了解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该书据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辩》删改而成。毛泽东细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辩》，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
从批注中可知，毛泽东认为：该书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对这两节圈画最多。如在“作者底态度”一节中，俞平伯写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毛泽东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而且还画了问号。“《红楼梦》底风格”一节，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在这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在“位置是不很高的”七字旁画了两条粗线，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在该书的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毛泽东也画了横线，又在横线上画了大问号。（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
毛泽东不仅在李、蓝文章中发现了吻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思路，更感觉到它在向旧的红学观点，旧的文化思想，旧的哲学方法挑战上的特殊分量，并有意识地发掘和强化这两篇文章在这方面的意义。因此，在10月16日写的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中，一开始就肯定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旧的错误观点，就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
毛泽东特别感到气愤的是，有关报刊对新旧观点、对“小人物”和“权威作家”抑此扬彼的不同态度。
具体情况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其《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他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扼要总结，发表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九号“新书刊”栏目推荐《红楼梦研究》说：该书“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在李、蓝写批评文章之前，1952年11月曾有人写了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白盾）寄给《文艺报》，但被退回，退稿信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该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云云。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也是经过一番曲折才在母校校刊上发表，有人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但没能实现。于是《文艺报》被指定转载。编者在按语中表现了保留态度，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时，也加了类似的按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这两个按语确实反映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思想状况，既没有认识到这两篇文章是向旧红学错误观点认真的开火，也没有敏感到它在当时的特殊意义。毛泽东在阅读李、蓝文章时，特意针对两个按语写下了这样一些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于是，在10月16日的信中，毛泽东首先叙述了两位共青团员的文章几经曲折才得以发表的经过。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