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余以为是说（按：指利己主义）也，苟欲以事实证明之，恒不免牵强附会。利己心之冲动，以自保为鹄，诚人生所不可少者。人亦未尝无偏重利己而无暇顾他人之休戚者，然无论何人，有但知一身之利害，而不知有他人之利害者乎？人恒有视其亲戚朋友之利害，若躬受之者。且吾人关切社会利害之情，固有显而易见者，如于卖国自利之人，无不愤激异常。是足以见其事与吾人之良知，固绝不相容者矣。吾故曰，人之意志，以小己及他人之安宁为鹄，而安宁之属于小己者与属于他人者，其间错综最甚，无论何事，殆未有不两两相关者。故所谓博爱家者，乃偏重利他主义之人，而所谓自利派者，亦不过偏重利己主义之人耳。
吾人意识之中，小己之刺激、与社会之刺激，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敌人者，非能离群而索居者也，必列于全社会之一体，而后可以生存，此生物学界昭著之事实也。生物学界客观之事例，发现于心理学之主观界，而为意志及感情之构造。不观动物乎，其自存之冲动，固已与保存种族之冲动并存矣。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说终觉说不完满。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敌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说，则“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诸义亦说不去。盖诸义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日人类一大我也，而日生类一大我也，而日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
此事实诚然，然不可吉并当言先后。动物固以自有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动物在其幼时无所谓保存种族之冲动也。嗟乎！吾于此有深感焉，即世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实者之多是也。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人己并举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无由而达到最大之利己也。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
兼爱之说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41—144页）
［解析］
在利己与利他的问题上，泡尔生反对极端的利己主义，认为只知利己，毫不利他，是不可能的。在泡尔生看来，为人处事，在“我”与“他”的关系上“未有不两两相关者”，人们的选择，无非是较偏于这方或那方，但二者不可能完全脱节。由此，泡尔生据其二元论宇宙观，提出“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
毛泽东同意泡尔生的论述，认为不必讳言“自利”，说“利己”并非不好，人己两利的核心和出发点，是利己。他的逻辑推论是：
任何动物，从其幼时开始，都是“以自存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从思维方式来看，“我”是“万事万念之中心”，做什么事情，都是从“我”这个中心出发的，利他的事情，也是因为所要利的这个“他”同我有关系，才去“利”的。
具体说来，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是主体与对象、出发点与途径的关系。人确实有利己与利他两种感情交错在一起的情况，但从根本上说，“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己是不可克服的天性，如果以“人己并举”立说，“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矣”；被那些自私透顶的家伙钻空子，是为“大伪”。把利己作为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念虽小犹真也”。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来看，无论是强调“仁者爱人”的儒家，还是主张“兼爱”的墨家，表面看来，似乎是利他主义，但实质上，则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为起点的。因为这样的道德观同样有一个先后秩序，有一个“推己及人”的逻辑转换过程。如先修身正己立志才能平天下，先爱自己的父母双亲才爱天下人，先爱自我才去爱天下万物，先有夫妇之道才有天地之道等。毛泽东接连引用了《礼记·中庸》、《大学》、《孟子·尽心上》中的观点，来说明以利己为出发点来利他的观点。
再从人们的行为动机来看，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人己两利的实质，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需求。青年毛泽东认为，无论是群体道德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还是个体道德观念的形成过程，都说明人们采用利他手段来达到利己目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初民及民之初”，并不了解在群体关系中实现自我冲动和意志要采取兼利他人的方式，而是以“粹然利己”的手段来利己，尽管在这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在实践中总不能真正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经过长时期的经验积累，才明显选择“人己兼利之手段，于是而人各遂其生活矣”。
确立道德观念和行为的目的，是惩恶扬善，这一点，青年毛泽东也是肯定的。但如此强调“利己”，是否会同惩恶扬善，完善主体人格的道德境界发生冲突呢？这就需要弄清楚道德和利己的内涵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利己就是最完美的道德。道德的设立是为了更彻底更完美地实现自我的冲动和意志，能“遂其生活”，就是最高的善，最高的人格境界。
至于利己的内涵，青年毛泽东却有特殊的解释，与平常说的损人利己的自私不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一般的利他主义道德更为高尚，即毛泽东在批语中说的，“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可见，他强调的利己主义，并非物质的、实惠的利己，而是“精神”上的。其具体内容，毛泽东在其他批语中有较多阐述，此处不论。
毛泽东精神上利己的观点，有一个明确的前提，即“人类一大我”，“宇宙一大我”，由此，利己，事实上就是利“人类”，利“宇宙”。这样的道德观，就是“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所以，当泡尔生在书中谈到：“动物进化而为人类，则保存种族之冲动，益以强大，凡人无不自认为全社会之一体，无不自认为属于家族若社会国民者也，故人恒以社会之正鹄为小己之正鹄。”毛泽东又批注说：“如此说正足证明自利主义。”
29。舍已为人是精神上利己（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所谓善意，固亦存于自然秩序以内矣。惟厌世派如叔本华之流，则以善意为超乎自然耳。叔本华尝曰，自然之人类，如必不得已，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以自保为第一义，而世界之灭亡，有所不顾。夫危机所迫，急不暇择，或不免有作此妄念之人。然使世界果灭，而吾身果独存乎？则将不堪其无聊，鲜不转悔其取舍之误，而求速死者。斯时即利己主义之人，亦知离群索居之不堪矣。凡人之欲为可惊异可恐怖可欣羡之事者，无不有待于他人。不惟有待于他人，且亦知无论何人，未有全漠然于他人之利害，而徒能拂人之性者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仍是推己及人。
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祉会而设也。
此所谓互助，然互助之底所以成己也。
此所谓同情，然同情者由我而起也。
叔本华之说，吾亦不谓然。此有二点：一点，自然之人类有利己而己，又小己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自保。予谓不然。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之价值。利精【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一点，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且即使世界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45—148页）
［解析］
泡尔生在书中评述了叔本华的伦理观点。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其伦理思想是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认为人是自私和卑溅的，利己的生存意志在相互争斗，生命即是战争。人要摆脱痛苦和罪恶，只有遁世绝欲，弃绝意志，达到佛之“涅■”状态，才能最后解脱。泡尔生在书中谈到叔本华两个具体观点。一个是在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兼得时，为了自保，可不顾世界之灭亡；一个是“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毛泽东在批语中，除了进一步表述了“推己及人”、以小我含大我的“利己主义”伦理观外，对叔本华的这两个观点进行了反驳。从毛泽东的反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利己主义”同叔本华的利己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的逻辑是：利他的本质就是“自利”，而自利的内容，在利自己之“精神”，即主体主观世界当中因有的某种愿望、感情与意志。例如，我对自己亲爱的人，感情上不能忘怀，在对方遭准时，便有宁可使自己死也要去解救的意志，只有这样做了“吾情始决，吾意始畅”，这就叫做“利自己之精神”。按这个逻辑，利小己与利世界，利他人，并不是不可以兼得的。据此，叔本华的第一个观点是不对的。根据这个思路，毛泽东进一步反驳了叔本华的第二个观点，认为叔本华提出的道德的价值“无不有待于他人”，是割裂了主观道德感的客观道德律。在毛泽东看来，“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所受影响是很杂乱的，所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就是贝克莱的著名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从伦理观点看，“因我而有”的道德价值，是指一切道德行为的起因和效果，在于“尽吾这心，完吾之性”，即体现了和实现了我利他的情感和意志，所以是主观的道德律。于是，在另一处批语中，毛泽东说，“叔本华所谓必为利他始有道德之价值”，是“不知真正利己主义者也。”
30。善必须是自觉的道德行为（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惟是吾人之动作，非必有此正鹄之关系于意识中，而始有道德之价值。如前文所述，老妇畏忌盗窃之事，彼徒以其背于基督第七戒耳，非有他理想也。然其事实，则诉合善事。维哲学家洞悉人类生活之规，财产制度之重要者，亦无以过之。要之彼之所为，非由知识而由其良能，然其于道德之价值，固不以是而贬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以处不免有奖励盲目道德之弊。现今之人所为善事，如修桥补路之类，无非盲目的道德也。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而其前必于此将实行之道德，有明判然之意识，而后此行为乃为自动的。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
前段发明且为作用、且为正鹄之精神，足使人类之人生观意义为之一变。何则？从前之人，莫不以为事未至最终之目的，即为无甚价值。因之在未达目的之前毫无生意，视其所行之一段路若废物焉。今知且为作用、且为正鹄，则无往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上所论乃高智之人之道德，虽然若普通之人，则多以良能行事亦足以完满其生活也。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之以已久，成为社会之习馈，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乃所谓良能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55—157页）
［解析］
泡尔生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避恶就善，常常是因为遵守某些客观的信条和潜意识当中的“良能”，未必与他们的主观的生活信仰和自己为自己设定的道德准则有关系。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
（一）所谓“善”，不是客观存在的，做某件事情，孤立地看，它并没有善的或恶的性质，只有与人们自己的生活发生联系时，才可能引申出道德价值的评判。在另一处的批语中，他说：“非某事之本体有超然之善，乃因其与生活有关系故云善。”接着又说：“于此，吾又有所感焉。某事某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呼加，视其与人类生活之关系如何而定也，并非指其本体之实”。
（二）由这个观点，毛泽东认为，如果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感情上和意志上的明确“意识”，即使做了些如修桥补路的好事，也因为不是“自觉”的行动，从而是“盲目之道德”，是“毫无价值”的。为此，泡尔生的上述观点，便是在鼓励这种盲目的道德。
（三）只要人们为自己设立了理想目标，人们的生活就会很有意义，按这个理想去做事情，就有道德价值，不管做这些事情是否最终达到了理想目的，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
（四）诚然，对普通人来说，并不是都为自己设立有崇高的理想目标，他们多按“良能”行事。毛泽东认为，这个“良能”看起来是“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但它根本上是世代相传的“经验”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也是一种意识，人们觉得据此“足以完满其生活也”。所以，也是一种主观的东西。
31。观念造成文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自精神之生活以渐发展，而理想亦以渐分化，随理想之分化而本之以实现者，亦益因人而殊。于是意识中表彰理想之直觉，各异其明昧之度，抵抗魔障奋追理想之能力，亦各异其强弱之度。然而人类无不有理想，且无不本其理想以为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则无论何人，必不能不承认其事实也。
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之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彼其完成本质、发展生活之动作之模型，既已发现，则自能制其故见，动其新思，而终实现于动作。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2章“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
予谓理想之本体亦有深浅。
精神发展，理想分化。
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2章“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68页）
［解析］
泡尔生在书中提出，历代的生活内容，“恒结为理想”，存现于人们的心中，人们据此对自己的现实生活的价值，作出选择和判断，并在生活中实现和发展这种价值。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也是这样，即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团体，都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创造生活的，来推进社会进步的。“试观十五世纪博爱主义之运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