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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然而达尔文并没有将进化论运用到社会。最先把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到社会的是达尔文的好友、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
赫胥黎（1825—1895），能文善辩，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他用笔和舌向宗教界作了不疲倦的斗争。马克思夫人燕妮曾经聆听过赫胥黎在圣马丁堂“星期日人民讲演会”的演说，称颂赫胥黎“给人作启蒙、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讲”。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赫胥黎的一本讲演录，分上下两卷。上卷18篇，多阐述进化论原理，下卷17篇，则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
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严复当时之所以选择赫胥黎的著作是有一番考虑的：与认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比，当时的中国人更迫切需要的是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天演论》率先充当了严复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在翻译《天演论》时，严复每一节或每一段，都附加上自己长长的案语，对中西文化的异同，对西方学术源流，一一加以评述和介绍。因此，《天演化》绝不单纯是一本译著，它还反映了译迷者本人的政治思想。在翻译过程中，严复糅合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1820—1903，是英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国家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创始人。他把世界人种分为优等和劣等两种，认为社会民族间充满着斗争，优等民族消灭劣等民族是符合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规律的。）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了合理的加工制作：一方面，他不同意赫胥黎将进化化与伦理学对立起来的观点，而赞成斯宾塞普遍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斯宾塞那套“任天为治”的理论，他要竭力强调赫胥黎“与天争胜”的思想，即：“我们要断然理解，社会和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7页，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
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推及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来认识，为的是使人们更进一步认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以赫胥黎的“与天争胜”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理论的目的，则在于要人们认奴上述规律后，不应甘做劣等民族，坐待灭亡。而应赶快行动起来进行奋斗，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严复要人们重视的是“自强”、“自力”和“自主”。这一理论，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给人们一种当头捧喝，一种绝大刺激。既然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中国如果不变“弱种”为“强种”，就只能亡国灭种。戊戌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远比康有为、梁启超的“公羊三世”、“小康大同”这类脱胎于中国传统经典的古色古香的语言更具有说服力，更为深入人心。这些词汇成为当时人们的口头禅，甚至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字也用“竞争”、“适”等。继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用进化论论证其民权代替君权、共和代替专制的历史合理性，掀起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民主运动。
进化论如严复的思想，对毛泽东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把自己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半年称为“极有价值的”半年。其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了《天演论》中阐述的运动、变化、斗争、发展的自然观，即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变化中求发展。青年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此不例举。一是强调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改造，以适应世界发展的竞争潮流。譬如，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并提出了“三育并重”、“文武兼各”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造就“身心并完”的一代新民，来挽救国家危亡。此外，进化论还为毛泽东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形成自己核心理论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法国的唯物主义、德国的辩证法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及经济理论，而且注意到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发展变化的，同进化论是十分相似的。鲁迅以及中共最早的创始人如李大利、陈独秀，几乎都是先受到了进化论的熏陶，然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达尔文、赫胥黎和《天演论》。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表示了对达尔文的钦佩，“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1970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这两本书都是赫胥黎写的。他对《天演论》的这个评价，显然是依循马克思主义常说的一个观点：旧唯物主义，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很难贯彻唯物主义观点了。
1974年英国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送给毛泽东一张达尔文的照片（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其他的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毛泽东收下后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以上史料，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90页）
这里说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进化论学说及其发展过程的熟悉。
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又对《天演论》作了更多的评价。他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自己说的。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他会做翻译，他翻译的《天演论》上面说的。他不说是翻译，而说是达旨。这本书（指《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Huxley（赫胥黎），他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的。他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德国人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赫胥黎说康德是不可知论，只能认识表面，不认识本质。他（指赫胥黎）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总之，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后，对进化论及《天演论》的评价始终是一分为二的。他推崇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贡献，又指出其运用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唯心主义缺陷。的确，用“物竞天择”的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是不科学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天演论》和进化论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其社会影响也就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代和远远超过了《天演化》的影响、作用和历史地位。
毛泽东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论的。1949年9月16日，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过，为了抵御帝国主义，“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礼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这失败，不是作为自然科学学说的生物进化论的失败，这个生物学学说被事实证明为真理，是不败的；这失败，是朴素的进化论历史观的失败。
在本条目开头引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他早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读了“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这木书很可能是《穆勒名学》的误记。
误记出在伦理学与论理学之间。伦理学是关于人类社会道德现象的科学，也称道德哲学。毛泽东早年读过泡尔生的伦理学书，还作了很多批注。论理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学，它是关于思维（及其表达）形式的规则的科学。当时的学术界，把这门科学称为论理学，把形式逻辑称为“形式论理学”。
西方的逻辑学传入中国后，对于Logic这个术语，曾有过多种译法。最初是参照中国古代的名家和名辨思潮，译作名学、辨学，《名理探》、《穆勒名学》便属此类。“论理学”是日本人的译法。中国学术界借鉴了这个译法。30年代初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大都采用这个译法。那时也有译为“理则学”的，孙中山就十分推崇这个译法，他说：“凡以论理学、辨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班牙为吕宋也。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孙中山选集》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些，其实都属于意译。直接音译为“逻辑”，是章士钊首倡。他在梁启超办的《国风报》第29期上，署名民质发表《论翻译名义》一文，第一次倡议将英文的“Logic”直译为“逻辑”。但是，到30年代，学术界还未普遍采用。斯诺记录那次谈话所使用的是英语，在英语中，伦理学（Eihics）与论理学（Loogic）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对中国人来说，则只有一字在发音上有平仄的差别。听者辨音不准，就可能造成误译。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今译弥尔·密尔（1806—1873），史称小穆勒。他确有化理学方面的著作。小穆勒在其父老穆勒即詹姆斯·穆勒（JamesMill）的精心培养下，一生涉猎的学术领域较广，著述甚丰。他不仅是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者，还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但是，在毛泽东所说的时间（1912年）以前，穆勒著作的中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穆勒名学》（原名为“ASystemofLogic，Ratiocinativeandlnductive”，宜译应为《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最先由金陵金粟斋1905年出木刻本；另一种是《群己权界论》（原名为“OnLiberty”，今译为《论自由》），这是一部社会政治方面的书，最先是由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这两部书均为严复所译，在辛亥革命前后流传颇广，影响也很大，它们都可能被毛泽东读到。
《逻辑学体系》于1843车在伦敦出版。全书分6卷：名词及命题，推理，归纳，属于归纳推理的一些方法，谬误，道德科学的逻辑。严复所译的《穆勒名学》，只译了该书的导言。第1、2卷和第3卷的前13章，该书以研究归纳法为主，其中关于契合法、差异法、共变法、剩余法等确定现象原因的归纳方法的表述，很有建树。
在辛亥革命前后，逻辑学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严复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这两部书当时很负盛名，可是能读的人并不多。”（冯友兰《哲学回忆录》，载《中国哲学》丛刊第2辑）19岁的毛泽东读了《穆勒名学》，增长了逻辑知识，掌握了思维的逻辑技术，也形成了时刻检查自己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性的良好习惯。1902年11月26日，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写信，谈论四种常见的“论理的错误”，包括以感情论事，时间上以偏概全，空间上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他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虽然他说的4种错误并不都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逻辑错误，但这反映了他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辨别正误，反思、发现自己的不足。
10。为学之道在是矣（读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
［原文］
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摘自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
《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此书枢纽、在《知难》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砭愚》，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第二《倡学》，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第三《喻术》，则隐括本科大义。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顾治斯学有甚难者，一曰在物之难，次曰在心之难，三曰心物对待之难。故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难也。而在心之难，又分两义：有见于理者，故第六称《智瞀》，有见于情者，故第七曰《情瞀》。是二者之惑不法，未见其人之可与论治化也，若夫心物对待之难，则意逐境逢，一视其人之所落后［邂逅］。略而举之，则所承之学，所生之国，所业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荦荦者矣。盖作者之意，以谓道之不明，起于心物之交蔽，故为学之方，始于解惑。假其笃时［实］拘虚，虽学未必不为害，又必知其难之所在，而后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虽然，知其难矣，使徒知之，于修己治人考道讲德之功，犹未济也，则亦不足以与于斯学。故《缮性》尚焉。今夫学有三科，而各有姱心之用，必于学之事无阙，而后于心之德无亏。乃至群学，则有其尤切者，自民质言之，则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则心灵也。故言《宪生》矣。而继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几为成章之达，而与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摘自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姱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邵西所宫各科下手方法及其用如此。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遍观之竞，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宫》，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音智絯，心物相对者日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姱，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絯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特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章甫近阅此书）。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3—24页）
［解析］
斯宾塞（HerbertSpencerl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早期进化论者，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从1858年起，他用了36年时间，撰写了一套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概括人类一切知识的“综合哲学”著作，共10卷。其中包括《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其《第一原理》是综合哲学体系的基础，其余各卷都是把《第一原理》中所阐述的“公理”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发挥。其中《社会学原理》（《TheStudyofsociology》）出版于1873年，严复译之为《群学肄言》，于1903年4月由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