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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我接连不断地做了许多梦。我最终从一个梦中醒来，小腹下的凉席却已湿了一片。梦里伟与我站在顶楼，他身穿洁白的制服。那分明是老式的警服，白色的帽子上还有一枚圆形的国徽。
而我上高中时警服和帽子都已改成橄榄绿色了。
回忆着梦中的情景，我无声地惊呼。就是这一晚，我又想到了澜的日记。我把它从凉席下翻出来，仔仔细细读了整整一夜。那夜黎明前下了一场急雨，下雨的时候雷电交加，而且停电了，我是在烛光下读完那本日记的。从那以后，每当停电时，我常常拿出澜的日记在烛光下阅读，很快就熟悉得几乎可以背诵出来了。
在幽深的夜里，在辉家的那张硬木板双人床上，辉也同样从背后用双手圈住澜，在梦中轻呼：澜，我爱你。
我坚定地认为澜是男生了。而且，我自以为理解了澜的痛苦。不过，我也越来越嫉妒澜，因为，我和伟始终只是好朋友。我甚至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来证明伟也是喜欢我的。
我更加强烈地希望了解日记里故事的结尾。我不知道澜是不是真的死了，更无法确定如果澜还活着，他和辉会不会在一起，会不会一直在一起，直到我发现这本日记的时候。
有时我想，无论如何，我应该是可以找到辉的。也许我应该找到他并把这本日记还给他。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见到辉，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勇气向他询问故事的结尾。
我的高中生活就在澜和辉和伟的困扰中度过。有时我甚至会把每个人搞混，尤其是在梦里。我始终认定，那频繁光顾我梦境的人是辉。因为，他总身着旧式的警服，而且在梦里，他称我为澜，我亦称他为辉。然而，他却拥有伟的面孔和嗓音。
在现实生活中，我有时也会把伟称作“辉”。对澜的日记，我想我是有些入迷了。不过伟却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他始终称呼我小冬，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让他阅读过这本日记。
其实，关于澜的性别，从这日记里是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的。但从那时起，我的确再也没有怀疑过澜的性别。我坚信，他一定是男生。就像我坚信我自己是男生一般。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读本科，伟则考入清华的机械系读专科。
这着实令老师和同学们惊讶了一番。以他的分数，原本可以考入一所普通大学读本科。
填写志愿的那个下午，他望着我的表格喃喃道：清华大学，离我多远哪！
我回答：不管多远，你来看我吗？
我没看他的报名表格，也没向他打听到底报考了哪所学校。我曾听说他报考了外地的大学。那所学校在北京的录取分数很低，报考该校对他原本就是理所应当的。
而他却报考了清华，不惜牺牲本科的学历。我无法确认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想，即使是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吧。
我们于是来到同一所学校。而且，我们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他住一层，我住四层。清华的专科生本来没有资格住校，但伟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竟也住进他们系本科生的宿舍。我曾半开玩笑地问他走了什么后门，他诡异地笑笑说：“你别管，反正就是得看住你。”
我和伟一同在图书馆新馆自习；一同去十四或十五食堂吃饭；周末一起回家，每周五下午政治学习时一起逃学，去圆明园里骑车乱逛。那时圆明园只有正门两侧有院墙，而园子后面则农舍混杂，并没有明显的边界。我们每次都从那些农舍间推着车子溜进公园，终于有一次被戴红色袖章的管理人员抓到，一共罚了三十五元钱，十五元因为在园内骑车，二十元因为没有买门票。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一笔钱，我在外文书店购买的进口密纹唱片也只不过二十多元一张。
我们一气之下决定不再去圆明园了。恰逢学校开始实行大小礼拜制，原来周六早晨的《金属工艺学实习》全部调到了周五上午。这样我便开始提前享受双休制了。伟是专科生，他周六原本就没课。我们于是把回家时间提早到周五下午。
我和伟从不在周末时出来乱转。周末我会呆在家里，帮助父亲做些杂物。自从搬进学校，我突然发觉父亲日复一日的衰老。也许，父亲的衰老早就开始了，并没有因为我的搬走而明显加快，只不过每周见一次面使我真正注意到了这衰老的过程。
我和伟仍旧骑车去公园里闲逛，不过时间改到周三或周四的傍晚，地点也改到卧佛寺。时值晚春初夏，卧佛寺的黄昏出奇的甜逸幽静，环抱的群山透着难以形容的灵气。公园门口的守门人不似圆明园里的人那么嚣张，我们不久就同他们混熟了，不但被免掉了门票，在公园里骑车也明目张胆了。
直到今天我仍旧非常怀念那段时光。尽管它没有持续多久。
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游荡到日落，游客散尽了，偌大的公园，仿佛只剩我们俩。我们在暮色里独自欣赏寺院的一尊尊佛像。我默默凝视佛的眼睛，佛的目光温柔而坚定。我突然被这目光所感动，似乎佛正耐心地等待着为我指引方向。
我不知为何突然就想起阿澜的日记来。
我不禁在心中无声地询问佛，澜和辉的故事到底拥有一个怎样的结局。
佛并没有立即回答。
站在身边的伟轻轻勾起我的手指。他低声问我在向佛祈求什么。四周的寂静和幽暗突然带给我从未有过的勇气，我低声答了一个字：你！
他沉默了许久，我感觉到他的手在出汗。我的手同样在出汗，两根纠缠在一起的食指变得滑溜溜的，似乎要多花费许多力气才能继续纠缠在一起。他索性甩开了我的手，有些牵强地笑了几声作罢。
我心里一阵凉意，抬头再看一眼佛。佛的目光变得朦胧，虽依然温柔，却不再坚定，我再也看不懂。
那天晚上，我们如同往常一样在回学校的路上买了个西瓜吃掉了，如同往常一样一起去水房打开水。
不过，我们后来再没一起去过卧佛寺。
学期很快就结束了。等到秋天，再回到学校，我和他不再形影不离。
第三章
就在大学二年级的秋天，伟认识了于佳慧。他遇到佳慧的那一晚，我独自一人在文科楼自习。没有伟，我是占不到图书馆新馆自习室的座位的。
那一晚，伟随专科班的同学去北航跳舞，而我却要为英语四级考试做准备。其实，即使没有考试，我想我多半还是不会去参加那场舞会。
所以一切该发生的终究都会发生，躲是躲不过的。
第二晚，我们照旧在新馆自习。突然有他同寝室的同学来传话，说有个北航女生到宿舍找他。
他和我沉默对视了半秒。我漠然把目光重新转向书本。
他跟传话的同学说他今晚很忙，请告诉那北航的女生，就说没找到他。
过了一周。同样一个在新馆自习的晚上。那同学又来，并且告诉她北航的女生就等在图书馆门外。
这次我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书本上。 但我知道他离去前也曾转头看我。
自习馆的灯光非常明亮。坐在对面的两个女生交头接耳。她们用手指转笔的技术远不及我。
那夜伟没有返回图书馆。我把书包送去他寝室的时候，他也不在寝室里。
从那以后，他时常来和我打声招呼，叫我不要等他上自习。再后来，因为每晚如此，打招呼的形式也省略了。
他是专科生。他原本就不需要如此频繁地自习。
我和他不常见面了。偶然见到时，他总是行色匆匆。我于是也加快脚步，装出一付心急火燎赶路的样子。我们彼此微笑并挥手，有时还简短地寒暄，内容空洞而毫无意义。
我们反正没时间多聊，因为我们都在心急火燎地赶路。
我与他擦肩而过。我尽量不回头去看他的背影。我猜用不了几秒，他就已经走得很远了。
我料想他必定真的繁忙了许多，就连周末也不得空闲。
因为周末我们也不再一同回家。
我突然发觉骑车回家很辛苦，于是改乘公共汽车。
于是我发现他周末会去北航。
我的印象里，有很多次，隔着三七五路公共汽车的玻璃窗，我看见他飞车拐进北航的大门。但我知道我的印象是不可靠的。因为印象里他穿着那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可是上大学后他就改穿一件黑色的皮衣，那件羽绒服早就嫌小了。
更何况，在我的印象里，看见他的时候，我的四周很安静，空空荡荡的。这也是不可能的，周五下午开往西直门的三七五路汽车永远都象是塞得满满的沙丁鱼罐头。
终于，从同学口中，我听说他和那北航女生谈恋爱了。那女生叫做于佳慧，是上海人，和我同岁，却高我一级。
也许我应该感谢于佳慧，因为她，我突然拥有了很多时间。我利用这些时间和同班同学打成一片；我利用这些时间通过系学生会为自己公饱私囊；我还利用这些时间准备英语六级和托福考试。
我却对于佳慧毫无好感。其实我当时和她还未曾谋面，不过每每想到她，脑海里便顽固地浮现出电视剧《封神榜》中妲己的样貌。她如狐狸般妖艳。
我对那年冬天的寒冷印象颇深。每晚自习过后，骑车从某教回宿舍，迎面的北风时常令我无法呼吸。我坚信清华园里的冬天要比北京城里寒冷得多。
但那并非我在清华园里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第一个冬天却为何没有给我留下寒冷的印象呢？我发现我的记忆果然是有些不可靠了。
冬天过了以后，我确信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又开始在周末骑车回家。我换了一辆自行车。那辆二六永久在清华南门的车棚里被人偷走了。
可见没什么是永久的。
况且我把阿澜的日记也遗忘在褥子低下，很久没有翻阅过了。
我的生活非常平静，直到那年暑假。暑假里我发现，父亲和我的一个远房表妹关系密切。父亲叫她小莲。
我有数不清的远房表哥或表妹，大多在北京做民工或保姆。
我的发现令我感到耻辱。我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私，但丝毫不准备战胜它。
在那个暑假，我想我对待小莲的态度是刻薄的。我坚持认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穿一件大红色的西服。我以此证明她的土气。对此小莲始终不承认。她哭着说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留过长发。
或是我的印象，或是小莲，有一个在撒谎。我虽然不信任我的印象，但更加不信任小莲。
父亲对我很是失望。不过他不再有打我的机会。因为我不再爬上凉台的护栏，我个子太高，爬上去也无法站直，况且，我也不能确定那年久失修的护栏是否承受得住。
我虽不信任小莲，但看到她满眼的泪水，仍然会感到内疚。况且父亲突然又添了心脏的毛病，虽不甚严重，却多少与我有关。我于是提早搬回学校。
就在那个暑假的清晨，我拖着行李，在楼道里遇到了伟和佳慧。
我看见他俩手挽手从他寝室里走出来。他们睡眼惺忪，衣发不整。
她远不及电视里的妲己美丽。
伟的目光与我相遇。他有些震惊，不自然地把她的手甩开了。
我蔑视佳慧而憎恶伟。我把目光移向一侧，漠然从他们身边走过，形同陌路。我原本以为自己早已不在乎了。不在乎自然就不应该感到如此的憎恶。
对伟的憎恶转而变作对自己的憎恶然后又扩大到对周围一切的憎恶。我努力改变我的生活。
我于是联系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半奖。转学读本科是很难取得全奖的。即使是得到半奖的转学生，在当时也算屈指可数了。
我得到了一位远房舅舅的经济担保。我有时怀疑我和他是否果真有血缘关系。就连母亲的消息，我也很久不曾听到过了。而这位舅舅的地址还是我从母亲遗留下来的一本厚厚的通讯录里找到的。
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我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美国签证，其过程之顺利远远超出我的预想。我的代价仅仅是提前两小时起床和旷掉两节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我的记忆更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我似乎跳下出租车便直接走入美国领馆。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一定也曾领取了不知何人分发的号码，也曾在领馆门外排了很长时间的队。
我离开清华园那天，有很多同学来为我送行。
几个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也参加了我的告别聚会。他们问我为什么没有看见伟，他们本以为在这个场合遇到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在伟的宿舍门前站立良久，最终没有推门进去。楼道里传来黑豹的歌声。他们唱着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我仍旧憎恶着伟，而出远门的人是不需要和所憎恶的人道别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父亲身边，和他聊了很久。自从暑假，我们有几个月没有如此亲密地交谈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曾努力试图回忆起那次谈话的内容，却丝毫没有印象了。随着年龄的递增，我惊讶地发现，记忆竟然毫不留情地过滤掉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我于是真的有些痛恨我的记忆了。
和父亲谈完话，应该已是非常晚的时候了。我最后一次来到阳台上，眼前已经多了不少高楼，古观象台和徐徐开动的列车都已不见。我转而再看近处的景物，二环路上车水马龙。更近一些，护城河两岸平整地砌满方砖，以往的野草荆棘都已了无踪影。
接着我就看见了伟。他站在路灯下，仰头向我凝视。
我的视线突然模糊了。
我们对视了很久，他冲我挥挥手，果断地转身走远了。
我的鼻腔完全不通畅了。
我回到屋里，从被褥下翻出阿澜的日记放进旅行箱。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确对视了很久。不过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因为我还顽固地记得，路灯下他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分明是淋着雨的样子。但我同时又清晰地记得，当时夜空中正悬挂着一轮明月。
况且北京的冬天是不常落雨的。
我想我把当时的情景和阿澜日记里的情景搞混了。以至于若干年后有段时间，我开始怀疑那晚是否真的见到过伟。
不过第二天，我的确把澜的日记带到了美国。有那破旧的本子为证，千真万确。
第四章
我来到安阿伯的时候四处白雪皑皑。
台湾人称这座城市安娜堡。肉麻兮兮的。
那时的密西根大学，来自大陆的本科生还非常罕见，倒是偶尔会碰到来自台湾或是香港的同学，“安娜堡”这怪异的名称就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
而我却顽固地称这座城市为安。阿伯，因为在大陆版的美国地图上是这样翻译的。幸亏我到的不是旧金山，因为大陆版的地图称之为“圣弗朗西斯科”。
多亏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帮助，我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个独身白人老头的地下室。
一下飞机便可以住在地下室里其实是很幸运的。我曾听说有个中国学生，下了飞机见到学校派来接机的人，那人问他身上有没有现金，他说有五百元，于是就被直接送进一家汽车旅馆，每晚六十美元。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两百元，所以说我很幸运。
地下室里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个带淋浴的厕所，和一个整日嗡嗡作响的锅炉。室顶很低，悬挂着纵横交错的管道。
地下室里一片漆黑，不论白天或是黑夜。住在我头顶的老人时常在屋里散步，拐杖的声音惊天动地，同样是不分白天或黑夜。
老人很瘦，背很驼。我一直搞不懂，如此瘦弱的老人，如何能够通过拐杖发出这般惊天动地的声音来。
我对他并无好感，所以也不准备经常同他交谈。他说话似乎很吃力，口齿也不太清，我的英语尚且不如何流利。
但除了我，我不知道他还能和谁交谈。
到美国的第一天，我把一百五十美元月租交给他，他随即叽哩咕噜讲了几句话。我不知所云，也没有耐心搞明白，虽然窗外阳光明媚，可我却昏昏欲睡。我于是随意应付几句，不但词不达意，想必也全然没有逻辑。
老人居然绷着脸说我根本没听懂他的问题。以他如此苍老的身体，竟拥有这等敏锐的听力，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只好放弃立即下楼睡觉的打算，仔细把老人的话搞明白。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使用了助听器。
原来，他想向我展示他家的电视机。他居然怀疑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这种东西。他还要求我为他做寿斯，原来他不知道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
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身处异乡，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