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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理程度略低的法国等国家里，公司权力的来源是清楚的，亦即银行、
雇员和政府之间井井有条的配合。在英国和美国，观念与实际需要之间存在
一条鸿沟。企业经理感到左右为难，夹在四种权力来源互相矛盾的夹缝中。
不仅如此，随着国际竞争的激烈和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英、美公司经理们的
困惑还会更多、更深。
企业的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要适应目标的。在这方面，美国和日本又是处于两个极端，
而欧洲各国则处于两个极端之间。
从工厂和公司的内部机构开始，再扩展到一个国家内工业和企业的一般
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模式：美国是政府不干涉主义的；日本是共同
管理主义的；参与者有经理和听命于经理的人，供应商和进货人，买主和卖
主——在美国，他们由契约结合起来，在日本，他们由共识结合起来；竞争
者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是不断地竞争，在日本是竞争中有合作。举例说，日本
的半导体工业能够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应归功于主要计算机公司之间又合作
又竞争的关系。此外，它们之间的合作是由通产省指挥并给予补贴的。这种
做法是截然违背当前美国的商业哲学的，也公然践踏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美
国为销售而生产的半导体公司大部分是由较小的、承包性的、激烈竞争着的
公司组成。这些公司雄心勃勃，本钱不多，却要为股东谋得最大的收益。只
是在
1987年大难临头，才动手改变组织结构和相互关系。
很明显，日本企业的结构和美国企业的结构截然不同。在各层次都是如
此“系列”，像三菱或三井这样由分公司组成的财团；工业联合会；以及“经
团联”——把所有企业集中到一起和政府共同制订联合规划的机构。德、法、
瑞典，甚至英国的工业组织都比美国的更强大，更重要。这些欧洲的组织在
千百种问题上和政府密切合作。这些问题从职业保健到保证税收法规的稳妥
以至环保管理等等。
很明显，日本企业的结构和美国企业的结构截然不同。在各层次都是如
此“系列”，像三菱或三井这样由分公司组成的财团；工业联合会；以及“经
团联”——把所有企业集中到一起和政府共同制订联合规划的机构。德、法、
瑞典，甚至英国的工业组织都比美国的更强大，更重要。这些欧洲的组织在
千百种问题上和政府密切合作。这些问题从职业保健到保证税收法规的稳妥
以至环保管理等等。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同是由于不同的任务和结构产生的，上面已经
叙述过了。概括他说，这些关系可以用程序来表示其特点，也可以用实质内
容来表示。
办事程序
用办事程序来表示是：在光谱的一端是日、德和瑞典等国依然在广泛通
过同业公会——所谓“最高机构”来组织商讨会，经常由工会、环境保护者、
学术机构和消费者派正式代表参加。这些网络系统的目的是确定社会需求的
轻重缓急和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一致同意采取的政策。光谱的另一端，办事
靠临时召集特别会议，会上唇枪舌剑，要不就打官司告状。美国最时兴这一
套。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也并非始终按照开国元老们制订的严格准则办事，
如前所述全国工业复兴总署的例子便是。在美国历史上，企业——铁路、石
油和农业都曾经和政府合作过。 1980年向美国住宅建造业的贷款和贷款担
保总额近。。 1600亿美元，房地产业接受的税收补贴比其它行业加起来还要多。
美国有。。 18000糖料植物种植者，每年接受国家补贴约。。 20亿美元，而军火商跟
政府保持着多少像是共生的关系。例如在1985年，国防部在新技术的研究与
开发上花了。。 350亿美元，占全国同类开销的。。 1／3。鉴于政治上有来头的人士
神通广大，保证能从政府获得支持，康奈尔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西奥多·洛
伊称美国体制的特点为“组织起来的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未组织起来的行业
实行资本主义。”可是，一边跟政府讲合作，一边依然故我，否定政企伙伴
关系、坚持企业界自治，不受政府干涉污染。由于愿意维持企业自治的外表，
美国便缺乏别的国家现有的企业与政府间受到尊重的、正式的合作机制；搞
了这种机构，无异于接受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概念，这在美国至今还是思想禁
区。
实行资本主义。”可是，一边跟政府讲合作，一边依然故我，否定政企伙伴
关系、坚持企业界自治，不受政府干涉污染。由于愿意维持企业自治的外表，
美国便缺乏别的国家现有的企业与政府间受到尊重的、正式的合作机制；搞
了这种机构，无异于接受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概念，这在美国至今还是思想禁
区。
在政府与企业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数十个实质性问题：税制、公用事
业开支、环境、卫生、安全、关税税率等等（参看附录）。这里准备集中讨
论两个最常见的实质性问题：（1）在吸收外资方面各国政府间的竞争；
（2）为增强国家的竞争能力而发展起来的企业与政府间的联盟。当然这些联
盟严格说来只是一个演变过程而已，但其影响却带有强烈的实质性，应当在
此阐明。
路易斯·T·韦尔斯和丹尼斯·恩卡内雄合著的研究著作《寻求外资》中
提出：
看来政府间争夺外资的竞争将愈演愈烈。不论竞争双方是俄亥俄州对田
纳西州，还是苏格兰对爱尔兰，抑或是新加坡对台湾，都是一回事，各大洲
的各级政府纷纷都在争当外国公司的东道主。
理由是明明白白的：世界各国都要挣得外汇，用以支付日益急于索债的
贷款人，还需要从世界各地得到技术与市场，以便提高、改善本国人民的生
活水准；也要对本国的企业经理施加压力，使企业更有竞争力。引进外资的
条例是千差万别的。例如阿尔巴尼亚和缅甸实际上排斥一切国外投资，但其
余的国家都在争取外资，提供不同的条件，胡萝卜加大棒，花样百出。
有一些为投资制订的条件涉及所有权观念的特点。墨西哥政府一贯反对
外国投资，认为那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近年来，反对情绪大大缓和了，对
外汇的需求战胜了传统观念上的清规戒律。本世纪。。 70年代，印度政府要建立
本国计算机工业，需要外国公司的帮助，但坚持印度要拥有股份。美国国际
商用机器公司不愿意改变对子公司拥有。。 100％产权的政策，担心一个地方开
了先例，其它地方不好办。印度政府大可找其他许多跨国公司，事实上也这
样做了。（下文要说到，到了。。 80年代，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也好，墨西哥政府
也好，都为形势所迫改变了做法）。
在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谈判中，胜负取决于各方“扬长避短”的技
巧。本杰明·戈梅惭卡瑟雷斯提出，公司的高招是跟其它公司合伙开发技术
或共同生产。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及其倡导的实际活动，使得美国公司在共同
投资方面不如日本与欧洲对手经验丰富。
公司另一手看家本领是总部要关心协调设在国外的子公司间的关系。东
道国政府政策条例的宽严，子公司对搞好与当地政府关系的重视程度，都会
影响到总部统一抓各子公司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是否得力。子公司则负责
具体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已经逐步趋向于统一抓处理
与各国政府的关系。因为统一步调至关重要，各个部件最优化，并不等于整
个系统最优化。阿密尔·尼赫尼和路易斯·韦尔斯举了施乐复印机公司的例
子：“走向由公司总部来协调对政府关系的第一步，是在地区共同市场使设
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无法再独立作出决定。改变多中心方式的因素之一是，
设在各国的子公司在关税问题上立场不同，彼此矛盾。既然欧洲各国政府已
经合作在计算机和电信器材方面订出一项地区的战略计划，各地子公司在处
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时，也只好从地区范围内，彼此协调经营方针了。
与各国政府的关系。因为统一步调至关重要，各个部件最优化，并不等于整
个系统最优化。阿密尔·尼赫尼和路易斯·韦尔斯举了施乐复印机公司的例
子：“走向由公司总部来协调对政府关系的第一步，是在地区共同市场使设
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无法再独立作出决定。改变多中心方式的因素之一是，
设在各国的子公司在关税问题上立场不同，彼此矛盾。既然欧洲各国政府已
经合作在计算机和电信器材方面订出一项地区的战略计划，各地子公司在处
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时，也只好从地区范围内，彼此协调经营方针了。
在日本，政府和企业通力合作，增强本国竞争能力，形式已经臻于成熟。
这个过程有四个组成部分：政府——企业商讨会，行政指导，政府银行的支
持以及有从政经验人员参加企业管理。
1987年时，日本有。。 213个政府——企业委员会。通产省发起了。。 20个，
大藏省。。 14个，其它的是由别的政府部门搞起来的。有的委员会直接属于内阁
官房厅，像以前川春雄为主席的国际和睦经济结构调整顾问团便属于这一
类。 1987年。。 4月，前川的顾问团提出一项国家目标：“逐步压缩国际收支
内经常项目的大量盈余，以减少与其它国家间的摩擦。”报告中提出，为此
“急需要以国际协调合作为方向改造日本的经济结构。”办法是提高“国民
生活标准的质量。”
这些委员会中的成员有学者、工业界巨头、工会领袖和政府官员。他们
一年开会。。 12次，每次约两小时。虽然有的委员会属常设性质，但多数都在两
年后便解散了。委员会下设许多小组委员会，由地位较低的人员组成，小组
委员会开会次数很多，负责草拟各种报告。
有一位参加委员会的人说，委员会各种报告旨在“设计出企业与政府行
动的范围”，定出个“大致的构想”，用来“打下共识基础。”
虽然这些委员会很顶事，但有些观察家指出它们也有弊病。委员会成员
很少更动，占支配地位的是些思想“古板”的守旧派。例如20年来通产省能
源政策委员会成员基本上没有变动。
行政指导是指政府采取行动，通常是由通产省作出，鼓励公司去实现政
府的意图。这种指导很少用法律的形式强制执行，也许从来也没有用过。法
律在日本软弱无力，为人诟病。武宜川岛写道：
“法律好似一柄武士的传家宝剑，只供珍藏，备而不用。”例如反托拉
斯法执行了。。 30年，只有过。。 6次违法起诉，其中。。 3次还是。。 1949年的事。相对
而言，通产省的法律权力倒无关紧要，影响主要靠有本事筹措资金，用在对
国家竞争力攸关的研究与开发上；受政府与企业界尊重，部分原因是惯于事
前跟企业界领导人详细商讨再作决定，切忌强迫命令。通产省还擅长撮合行
业竞争对手搞联合开发项目。例如在。。 1980年，推动中、小公司使用机器人，
开拓出一个国内大市场，以便机器人制造厂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为此通产
省牵头，成立了日本机器人祖赁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一个由
24家机器人制造厂和
10家保险公司联合投资的项目。日本
开发银行则提供低息贷款，创造了宽松的祖赁条件。到了
1982年，日本已安
装了
31900台工业机器人；美国的工业机器人则只有
7232台。
通产省在抑制国内竞争过于激烈上也很得力。在公司间从中调解，稳定
物价，竭力缓和价格战；保护日本公司抵御外国政府的压力。但通产省指导
方针有时也不灵，变来变去，前后不一。例如，在三井集团下属的东芝机器
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向苏联出售
8台计算机控制的铣床事发前，
通产省的方针是强调日本公司摆脱巴统规定。”事件发生后，通产省的指导
方针倒卡得比较紧了。
东芝事件在美国轰动一时。1987年
7月，日本电视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看
到美国
9名议员在国会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用大锤砸碎一台东芝收音机时，
乱子闯得更大了。国会议员此举泄愤。东芝售出的设备，能使前苏联大批量
生产音量更低的潜艇推进器来躲开美国的侦察。这件事使有些人特别恼怒，
他们觉得日本向美国付的军事保护费很不够。五角大楼一位官员估计美国要
侦察到音量极低的前苏联潜艇得花
130亿美元才能研制出灵敏度更高的装
置。后来三井集团各公司总裁开了一次会，会后东芝公司总裁辞职。但有些
日本人觉得纳闷，为什么美国国会议员没有砸碎挪威的任何产品？一家挪威
国营企业康斯伯格武器制造厂也同样违犯了巴统规则，何况挪威还是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哩。
此外，由于日本公司有许多外国伙伴和同盟者，势力及于全球，通产省
的方针往往牛头不对马嘴，甚至起反作用。三井公司的实郎手岛说，“我们
常常要和通产省的方针对着干。”
日本兴业银行、日本开发银行等政府银行目前对企业的影响比起本世纪
60年代与
70年代初减弱了，尽管不习惯于支撑夕阳工业，却仍然以低息贷
款帮助那些对日本的未来十分重要的、有活力的工业。
在人事方面，许多日本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中，都有通产省和大藏省
的前次官任职。例如山下江见原来是通产省的专职次官，现在是三井公司的
执行副总裁。这种情况对维持政府与企业间互相理解的融洽关系大有好处。
再看美国，同业公会理事会报告说，调查了
185位公司总经理，有
1／3
以上的人把
25％到
50％的时间用来“跟政府各种立法与行政机构接触，以影
响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同时保证本公司遵守政府规章条令。在国际竞争逼迫
下，跟政府拉关系、套近乎，蔚然成风。制药公司为了将新药投放市场，迫
切需要食物与药品管理署缩短审批时间。政府出面堵一堵日本方面来的竞
争，便让美国哈利·戴维森公司缓了口气，至少夺回了部分国内摩托车市场。
下面我们要说到，面临巴西政府带保护主义色彩的发展本国生产计算机战
略，美国厂商也请求政府采取报复性行动。
在信息处理工业方面，日本一开头是保护国内市场，接着瞅准一点猛攻，
不借任何代价，转而争夺美国份额，然后又大谈其自由市场原则。面对着日
本这套战略，美国一家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厂家英特尔公司总经理安德鲁·S·格
罗夫痛斥美国信息处理连吃败仗。他写道，为了挽回颓势，美国需要“对竞
争行为拿出新的观点。”他又写道，“虽然我们的价值观念体系倾向于个人
至上，恋恋不舍，但当务之急是从奋发美国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他倡议创办一家改进制造业的联合企业，号召政府配合行动。
本这套战略，美国一家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厂家英特尔公司总经理安德鲁·S·格
罗夫痛斥美国信息处理连吃败仗。他写道，为了挽回颓势，美国需要“对竞
争行为拿出新的观点。”他又写道，“虽然我们的价值观念体系倾向于个人
至上，恋恋不舍，但当务之急是从奋发美国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他倡议创办一家改进制造业的联合企业，号召政府配合行动。
在美国，政府对汽车工业的前途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如：为救援克莱斯
勒汽车公司而提供的贷款担保；70年代颁布能源政策使汽油保持低价；制定
联邦节省燃料、防污染和安全的标准；里根总统“取消管制”的允诺；签订
自动限制出口的协议保护汽车工业不让日本挤垮；联邦贸易委员会允许通用
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合营；可惜联邦预算赤字直线上升，抬高了利率，
80年代初又使美元升值，进口汽车降价，汽车出口遭殃。火星来人如果看见
此情此景，可能会得出结论说，美国政府与工业即使不是合作，谅必也关系
密切。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仅不合作，关系不密切，双方反而继
续奉行一套信条，各尽各的责任，各讲各的权力，各顾各的利益；总之，一
切照旧。政府每天只顾管这限那，全不把具有战略思想的长远问题放在心
上。”这种行为的产生，怨不得混蛋的官僚机构，怪不得某家政党不起作用，
彻头彻尾是个体制问题。
霍华德·帕斯特是一位联合汽车工会国会院外团游说客，他说，“行政
当局愿意由市场去决定要不要汽车工业，要的话，也由市场去决定汽车工业
要多大的规模和多高的水平。”管理与预算局一位负责管理、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