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挚虞撰《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具备各种文体，按文体论其优劣，是王逸《楚辞》以后规模更大的文章总集。书已亡快，残文中还保存一些他的论点，如论赋的四过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立论大意在以事实情义为主，不尚浮丽虚伪。这些虽是传统常谈，但对当时文风却也算是一种批判。
建安以来，骈体文盛行。陆机《文赋》提倡音节（声音迭代）、对偶（形影相偶），推动骈文又进一步的发展。夏侯湛仿《周诰》体裁，作《昆弟诰》一篇，和骈文对立。此后凡反对骈文，必模拟《周诰》，事实上两种文体都离口语极远，都不合实际应用。到了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体，才在文学上夺得了一部分地位，因为古文比起骈文四六来，终究较接近于口语。骈文与散文的斗争，从西晋开始，夏侯湛《昆弟诰》是这个开始的标志。虽然它本身是复古主义的死语言，但它的趋向却是近乎正确的。
东汉时立碑极滥，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下诏废禁，自后墓志铭代碑文而兴起。墓志叙述死者事迹，有些可补史证史，同是谀墓，多少比碑文有用一些。
二 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原始儒学含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宗教成分很稀薄，不能完全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今文经学派（以董仲舒为首）力图变儒学为宗教，奉孔子为教主，造谶纬来神化孔子，遭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首）的反对，终于无所成就。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西汉景帝时，发现孔子宅墙壁中所藏《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注家分为三十四篇）多出十六篇（分成二十四篇）。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但《史记》所录《尚书》诸篇，仅《殷本纪》载《汤诰》百余字，《周本纪》、《齐世家》载《泰誓》若干语，或是《孔壁尚书》遗文，其余不出《今文尚书》范围。十六篇大抵是些断篇残简，因之汉世不曾流传。魏晋时出现伪《古文尚书》，托名孔安国作传（注），并新添二十五篇。《孔传》和新篇或疑是王肃所造，或说是郑冲（与王肃同时人）所传。按王肃专造伪书（如《孔丛子》、《孔子家语》），郑冲是无耻官僚（晋太傅），为了求宠，很可能传授王肃的伪书。晋武帝置十九博士，其中有《古文尚书》孔氏，足见东晋梅赜只是献伪书，不是自造伪书。自梅赜献伪书，一直被认为真孔壁古文而流传下来，到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证明它是伪书。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箍，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三 史学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魏安冢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十三篇，记夏朝以来至安釐王二十年事。《纪年》所记诸事与经传大略相同。重要不同处有下列几件事：夏朝历年比商朝多；夏王启杀益；商王太甲杀伊尹；商王文丁杀周君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寿百岁；周厉王出奔，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传闻有异，《纪年》与经传古史都可以备一说。《纪年》以外，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诸书共数十篇。竹书文字用漆书写，称为蝌蚪文，与秦篆不同，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死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卫恒束晰是有功的。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至迟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图。《尚书·洛诰》载周公经营洛邑，制洛邑图献给周成王。战国时制图术又有进步，《管子·地图篇》说地图要具备地形、距离、经济等条件。西晋朝廷所藏，只有汉朝舆图及括地诸杂图。这种地图都只有粗形，极不精审。二七一年，裴秀创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结束了以前制地图的原始状态。裴秀在《序文》里指出制图要有六体：（一）分率（计里画方，每方百里或五十里）；（二）准望（辨正方位）；（三）道里（某地至某地若干里）；（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势有高下）；（五）方邪（方谓道路如矩之钩，邪谓道路如弓之弦，远近不同）；（六）迂直（迂谓道路曲折，直谓道路径直，远近不同）。裴秀创造性的理论，改进了制图法，确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唐欧阳询《北堂书钞》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都说裴秀又作《地形方丈图》。《禹贡地域图》是历代地理沿革图，《地形方丈图》则是西晋舆地图。《北堂书钞》说《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裴秀图虽失传，他的六体论却为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四 博物
西晋统一，影响到各个方面，士人博学也是其中之一。左思《三都赋》、张华《博物志》都是闻见甚广，取材宏富。不过《三都赋》限于文体，《博物志》多载怪异，总不及郭璞《尔雅注》的广博而切实。《尔雅》十九篇，是儒生多年积累而成的一部字典，自训诂以至鱼鸟兽畜，几乎包括当时所有的知识。郭璞作注，简括确切，不知道的就说“未详”，避免注家强不知以为知的陋习。后儒虽多所补正，终不能超出郭注的范围。郭璞又注《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楚辞注》亡扶）。在《山海经注》中发凡说“凡言怪者，皆谓貌状倔奇不常也”。晋元帝留妖人任谷在宫中，郭璞上书请驱逐任谷，说“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郭璞学术属于古文经学派，但也兼今文谶纬之学。《晋书·郭璞传》把他描写成一个术士，是夸大了他的谶纬之学的一面。郭璞死于三二二年，年四十九岁。他在三○四年刘渊起兵时，向江南避乱，年约三十余岁。郭璞《尔雅·序》说，少年时学《尔雅》，钻研二九（十八）年，才作注文。据此以推，注《尔雅》当在西晋时期。
五 哲学
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间（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
在这个最高最大的自然里，日月星是有，太空是无，所以说，“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意谓有“无”才会有“有”，有“有”才会有“无”。有和无是对立的统一。这个统一体称之为自然，它的法则称之为道。先有自然后有道，这个道对人所生存的天他说来，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因而老子道家学说属于唯物论范畴。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扶。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家发掘以后。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或疑《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子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
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杨朱篇》表现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赵牢固的基础。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
六 艺术
书法至西晋成为最重要的艺术。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二人为标准。东汉末年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擅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绘画在西晋也有新发展。佛教艺术传来，影响中国画法，曹不兴弟子卫协和另一画家张墨都以佛画著名。汉魏画法朴拙，卫协始在轮廓内加以细致的描写，张墨始注意所画人物的风范气韵，虽事出草创，未必尽善，但改旧创新的功绩是必须珍视的。
晋武帝于二六六年造太庙，用铜作柱，铸成铜柱十二支。柱上满涂黄金，刻镂多种物象，并嵌缀明珠。作为艺术品来说，是规模巨大的作品。
短促的西晋朝，在文化方面却有不少创造性的贡献。陆机《文赋》指出作骈体文的规律，夏侯湛《昆弟浩》首唱古体文来和骄体文对立，裴秀创地图六体，经师继承魏人改变两汉经学为魏晋经学，朝廷立书博士提倡行书真书，卫协张墨改汉魏旧画法，别立新法，都起着为南朝文化开辟新道路的作用。西晋文化发展于南朝，北朝未年以至隋唐统一，南朝文化回到北方，发展成为隋唐文化。所以西晋文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上应有它的重要地位。
第四节 十六国大乱
晋武帝死后，早已酝酿成熟的祸乱首先从宫廷里发作起来，接着爆发了八王混战。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祸乱特别沉重，战争以及因战争而引起和加重的天灾，迫得居民无法生存，盲目地向着认为可能谋生的地区流亡。与八王混战同时，出现大量的流民，说明西晋统治的社会基础崩溃了。史传所载大的流民群有如下列：
二九六年，关西一带氐羌七万人起兵反晋，推氐帅齐万年为帝，驻梁山（山在陕西乾县）。晋发兵击齐万年。关西连年大饥，再加兵祸，略阳（甘肃秦安县东南）、天水（甘肃天水县西南）等六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推巴族人李特为首领。
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乎阳、弘农（河南灵宝县南）、上党（山西潞城县西北）诸郡流民散在颖川（河南许昌）、襄城（河南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数万家，被本地豪强虐待，流民烧城邑，杀官吏，响应汉国刘渊的部将王弥。
雍州流民多在南阳，三一○年，晋朝廷派兵迫令归还乡里。其时关西残破，流民都不愿意回去，流民中有武吏出身的玉如，聚众四五万人击败晋兵，自号大将军。
关西流民入蜀，发生战争，巴蜀人数万家十余万人避乱流入荆湘二州。流民被当地豪强侵夺，聚众自卫。荆州刺史王澄杀流民八千余人。湘州刺史荀眺谋尽杀流民。流民被迫反抗，推杜彛琢欤ゾ莩ど场Ｈ晃迥辏唤召┗靼埽艔｜军溃散。
三○六年，并州饥荒，又被刘渊攻掠，并州刺史司马腾率诸将及吏民万余人到冀州求食，号为乞活。乞活分成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