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套衣装是在昨天晚上煞费苦心地配合到一起的。
室内的东西在逐渐明亮的光线中变得清晰时，异地的生疏感便消失了。她思量着要对威尔伯医生说些什么。这次可得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
西碧尔脸朝着窗户和黎明的天空，伸了伸懒腰，便仔细地、慢吞吞地穿起衣服来。在戴她那小乳罩时，她发现双手哆嗦不停。为稳住身子，她在床上坐了起来。她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用一种机械般的准确性戴上帽子。她自知不用照镜端详便已穿戴得堂堂正正。海军蓝正在风行一时，而那小小的面纱更是画龙点睛之笔。
西碧尔朝窗前走去。惠蒂尔宿舍庭院中的树木早被秋风刮得一叶不剩。她脸朝太阳，一时晃了眼，便从窗前走开。六点半，时间还早。跟大夫约定的时间是九点。
时间。唉，她永远拿不准时间。笨鸟先飞吧。她戴上手套。
她跨下宿舍台阶，越过阿姆斯特丹大街，朝东南角的哈特利药铺①走去。整个世界好象还沉睡未醒哩。
药铺里面，除了一位出纳员和一位店员以外，不见人影。为等待人类自己醒来，出纳员正用砂纸板修理指甲。身穿白色上衣的店员在大理石板后面摞盘子。
西碧尔在柜台前坐下，要了一块丹麦点心②和一大杯牛奶，然后脱下手套，神经质地把手套卷弄不休。在细嚼慢咽时，她明白自己在有意消磨时间。这消磨二字使她有些畏缩。
七点半，她离开药铺，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等了等公共汽车，然后决定不等了。公共汽车总是使她感到糊里糊涂的。今天早晨，她必须头脑清醒。
经过谢默霍恩图书馆和圆形的圣保罗教堂，她几乎认不出这些建筑了。一直到116号街，她才认出哥伦比亚大学的模样。通过116号街上的大门，她能看到远处的洛氏图书馆、它的混合性建筑、它的爱奥尼亚型③大柱以及前台阶上那座阿尔马·马特的骄傲而又带几分忧郁的塑像。她注意到洛氏图书馆与罗马的万神殿非常相像，只是后者略小一些。
113号街上的圣约翰天主教堂引起她的兴趣。她在教堂门前逗留了足足十分钟，研究它的歌德式建筑，想到它似乎是一个多次不断修建的作品。嘿，她可不能不断地走下去呀。于是她停步等候出租车，但一直等到八点一刻才等到一辆。
司机操着布鲁克林口音，递给西碧尔一份《纽约时报》。她感激地接了过来。在车辆拥挤的高峰时刻，出租车走得极慢，使她神经感到紧张。她警告自己：每当心里急于到达目的地，结果可能反而晚到，哪怕自己早就动身也仍然如此。她读着报纸，觉得好受一些。今天，1954年10月18日，没有头号标题。第一版上没有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或麦卡锡议员。标题简洁而有克制。她一条一条地读着，发现还有一条没有印出来的标题，无所不在：医生还记得我吗？
出租车突然停了下来。西碧尔付钱时，司机说了声：“祝你今天走运。”今天走运？她觉得难说。威尔伯医生的住房和诊所都在公园大街和76号街拐角的米黄色建筑内，她沉思着走进大门。8点55分，她站在通往公寓4D的私人门厅中。
门一直开着，使患者不用打铃就能进门。西碧尔来到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候诊室。室内有一张小小的撑墙桌、一盏铜座台灯和几幅配着浅色木框的照片。该坐下吗？威尔伯医生进来了。“进来吧，多塞特小姐。”她招呼道。
她们走进一间阳光充足的诊室。两人都记起差不多十年前在奥马哈的最后一次见面。
西碧尔觉得医生变了。她头发比以前更加明亮。她显得更为女性。但她的眸子、她的微笑和她点头的样子丝毫未变。
同时，威尔伯医生也在想：她跟以前一样，还是那样苗条、虚弱。一点都没有见老。我哪儿都未见过这样的脸：形状象一颗心、翘鼻子、花蕾般的小嘴。这样的脸，你在纽约街上难以见到。这是一张英国人的脸。尽管有微微几个小凹痕，还是英国女人的一张气色良好而又朴素无华的脸。
医生没有请西碧尔坐下，但她有这样的意思。坐哪儿呢？那张绿色长沙发椅（一头还放着一个小小的三角枕，显然是供患者安放其痛苦的脑袋用的）并不招引人。一把“俯视着”三角枕的椅子，显然是这位精神病大夫的“第三只”耳朵④。唯其如此，那张绿色长沙发椅更没有吸引力了。
西碧尔不管那把长沙发椅，朝着诊室另一头的写字台和椅子走去。她踩着宽幅的地毯，动作缓慢而有些紧张。一边走，一边数着地毯上的玫瑰花环。她停住脚步。青灰色墙上的顶层书架，有一支黑色钢笔，系着金带，嵌在玛瑙底座上的一个金色笔架中，有一个绿色的小铅笔架和一个有绿叶花边的绿花瓶。里面插着各种绿色植物。医生不用假花，西碧尔对此很高兴。
西碧尔从写字台下小心地拉出一张红木椅来，僵硬地坐在椅子边儿上。给人的印象是简洁、真实、缺乏感情。似乎是在雇主的办公室呈递一份简历，而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后如今怀着强烈的意图回来找医生深谈的样子。她开始讲话，大学毕业呀、教书呀、在职业治疗领域中工作呀、绘画展出呀、没有按威尔伯医生的建议去做心理分析呀、甚至母亲之死呀，在这冰冷的一小时内，都被提到了，一点不带感情色彩地提到过了。
西碧尔在介绍斯坦利·麦克纳马拉此人时也是冷冰冰的。他是一位英语教师，是她在底特律教书时的同事。虽然他俩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他开口求婚的地步，她提起他的时候仍是冷若冰霜。她回避自己同他的真实关系，避而不谈亲昵行为或她自己的感情，只讲他一半是爱尔兰一半是犹太血统，只讲他父亲遗弃他的母亲，而他母亲后来又遗弃了他。这份“报告”还包括她的观察所得：斯坦⑤是在孤儿院中长大的，经过个人奋斗终于在学院毕业，而且有了自己的地位。
其实，威尔伯医生有兴趣的并不是西碧尔对斯坦的介绍，而是她在介绍中没有讲到的有关斯坦的东西。但医生并没有敦促她讲。一小时快过去了。她只问了一句：“你要我干什么呢？”
“我想在职业治疗领域内工作，”西碧尔答道。
“我想你早已从事这项工作了。”
“我想我愿意同斯坦结婚，但我又不十分肯定。”
医生问她还想不想回来复诊。西碧尔害羞地低下了头，从眼缝中向外窥视，胆怯地说：“我想回来请你做心理分析。”
威尔伯医生高兴了。西碧尔·多塞特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对象…聪明伶俐，天资较高，能够胜任，但是比较孤僻、冷漠而且害怕。她的瞳孔由于焦虑而扩张到虹膜本身的大小，这一点也没有逃过医生的眼睛。
随后几周中，心理分析逐渐成为西碧尔生活中带有关键性的东西。可以不加夸张地说，她几乎专为星期二上午同威尔伯医生的约会而活着了。为准备参加约会，西碧尔会举行一个仪式来决定：到底穿那灰色上衣配以玫瑰色毛衣，还是穿海军式上衣配以蓝色毛衣，还是穿灰色裙子配上鸭蛋青色的毛衣。与此同时，西碧尔热衷于经常去谢默霍恩（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图书馆）“朝圣”。她在那里简直是浸泡在心理学文献之中，特别对病历更为着迷。她学习有关症状的知识，并非完全出于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她对其他患者的症状了解得愈多，她认为在隐瞒自己症状方面就愈加内行。从表面来看，把她原先来纽约要揭示的东西继续隐藏起来，这已迅速成为她固执不移的目的了。
一个患者，有时甚至在初次诊病时，就使医生对其有所了解。可是西碧尔这位患者，已与医生接触了近两个月，却仍把自己埋藏着，只露出轮廓的边缘，威尔伯医生悲哀地思索着。在那轮廓的外缘，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克林格博士，西碧尔的美术老师。对于这个人，西碧尔有不同的意见。另一个是斯坦。这个人，西碧尔想与之结婚，但在心理分析中出现了呆板的、呆头呆脑的形象。通过患者西碧尔的试探，才使医生终于查明：尽管用词含糊，他所提议的是一种没有性生活的婚姻。按照西碧尔的用词，叫做柏拉图式。
为什么一个聪明的姑娘甘心与一个显然没有性欲的男人纠缠在一起呢？这是一个从来不知有爱而且不能给人以爱的弃儿呀。如此低下的性欲，还要建立婚姻关系，这是什么原因呢？
男方性欲低下，女方自我克制加强。起初，医生曾把这种自我克制归因于西碧尔严格的教养。可是，这不能说明她冷淡态度掩盖下的恐惧的眼神。“她在干蠢事，”医生思索道。“她对我并不坦率。”
12月13日，西碧尔终于弹出一个新调子：“我担心圣诞节假期。”
“为什么？”
“假期使我讨厌。”
“怎么会呢？”
“有那么多事要做。我不知应该先做哪件事，于是我什么也不做。我全搞乱了。真是无法描述清楚。”
“在假期内，你为什么不一星期来三次呢？”医生建议道。“这样，我们可以多谈一些，也可把紧张的心情松弛一下。”
西碧尔同意了。
到1954年12月21日（这时，心理分析刚进行三个月），她们在约定的时刻见面。起先十分乏味，后来西碧尔说道：“我想让你看一看这封斯坦的来信。我今天早晨刚收到。”于是，威尔伯在看清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的真面目的过程中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这天早晨，西碧尔的心情好象颇为平静。她讲到斯坦的来信时与平时一样没有激情。但在打开手提包时，她立刻慌张起来。信只留了下半截，截边呈锯齿状。
她没有撕。谁撕的？
她在手提包里仔仔细细地找了一遍。另半截信不在。
她把早晨收到的另外两封信放在腿上。这两封信完整无损。当时看完后怎样放进信封的，现在仍是原样。但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斯坦的信也是完整无损的呀，也是放进信封的呀。现在另半截信连找都找不到了。谁拿的？什么时候拿的？拿的时候她在哪儿呢？她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样的事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事居然随着她跟到这里来了，到医生的诊所来了。这个阴影跟随着她，无处不去。
西碧尔想小心谨慎地把刚发生的事偷偷地瞒过那坐在长沙发上离她较远的大夫，便把那残缺不全的信放到另外两封信后面去。可是，医生正在问她：“你想让我看这封信？”
西碧尔开始结巴起来，……又由结结巴巴进一步变化下去。
这位拘谨而温柔的来自中西部的中学教员，她的脸由于恐惧和狂怒而变了模样。她从写字台前的椅子上纵身一跃，动作如此迅速，似乎她立时要办世上所有的事。她把原先放在腿上的几封信猛撕一阵，扔进废纸篓。然后握紧拳头，站在屋中央，大声咆哮，“男人全都一个样。‘巨’（就）是无法相信他们，真是不能相信。”
她动身朝两扇长窗走去，动作迅速，很象一只蜘蛛。她把绿色窗帘向两边一拉，又握起左拳，径直往一扇不大的窗玻璃打去。“让我出去。”她尖叫道。“让我出去！”这是极度痛苦的请求…是被鬼魂缠住的人、被追猎的人、中了埋伏的人的喊叫。
威尔伯医生迅速赶上去，但还不够迅速。她还没有碰到她的病人，喀嚓一声，西碧尔的拳头已穿出窗户。
“让我看看你的手，”医生抓住她的手腕。西碧尔被医生一碰就身子一缩。“我只想看看你手割破了没有，”医生柔声解释道。
这时病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她自从在椅子上跳起来以后还是第一次看着威尔伯医生，眼睛睁得大大地，一付疑惑的目光。“窗玻璃碎了，你不生气吧？”病人用一种小女孩的嗓音哀声说道，这嗓音与刚才谴责男人的嗓音大有不同。
“当然不生气，”医生答道。
“我比窗户更为重要？”语调透着不信任。
“当然罗，”医生使她放心。“要安窗玻璃，谁都行。我找一个干零碎活儿的，准没有问题。”
病人好象立刻松了一口气。这次医生拉住她的手，她没有抵抗。“来吧，我们坐在长沙发上，”大夫建议道。“我要好好看看你的手。看看它破了没有。”
她们转过身来，朝长沙发走去，经过那落在地毯上的手提包，经过从手提包里掉出来的各种纸张、画笔。刚才病人跳起身，把手提包掉在地下的时候，她是何等暴怒啊。但现在，恐惧和忿怒都烟消云散了。
西碧尔本来一直坐在写字台前面，总是与大夫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但这次西碧尔贴着大夫坐在长沙发上，甚至在大夫说了“没有伤”以后也没有把手从大夫的掌心中抽出来。
可是她的心情又一次发生变化。
“有血。”病人道。
“没有血，”大夫答道，“你没有受伤。”
“储藏草料的顶棚上有血，”病人解释道。“汤米·埃瓦尔德死了。我在场。”
“你在场？”大夫问了一句。
“是的，我在场，在场。”
“顶棚在哪里？”
“在威洛·科纳斯。”
“你以前在威洛·科纳斯住过？”
“我现在‘巨’（就）住在那里，”她纠正大夫问话中的错误。“谁都知道我现在住在威洛·科纳斯。”
“巨（就）”。西碧尔以前从不这样说。大夫所认识的西碧尔也干不出刚才这位病人所干的事。西碧尔还在重温那顶棚上发生的事，而大夫心里却渐渐涌上一种神秘而可怕的感觉。
自从病人从椅子上跳起身来的时候起，这种感觉就开始了。西碧尔的话愈多，这种感觉就愈甚。
“我的朋友雷切尔跟我一起坐在顶棚上，”西碧尔滔滔不绝。“还有另外几个孩子。汤米说：‘我们一起往下跳进牲口棚吧。’我们跳了。有个孩子碰到了现金收入记录机，那儿正好有一支枪，就走火了。我走回去一看，汤米躺在那儿，死了，一颗子弹打穿了心脏。别的孩子全跑了。只有雷切尔和我没有跑。她去找奎诺奈斯医生。我跟汤米留在那里。奎诺奈斯医生来了，叫我们回家。我们没有走。我们帮助他挪开枪，用毯子把汤米盖好。汤米只有十岁。”
“你们俩真是勇敢的小女孩，”威尔伯医生道。
“我知道汤米死了，”娃娃腔还在继续。“我明白。真的。我呆在那儿是因为我觉得把汤米留在那里一个人躺着不好。”
“告诉我，”医生问道，“你现在在哪儿呢？”
“有血，”这是回答。“我看见血了。血和死亡。我知道什么叫死亡了。真的。”
“别再去想什么血了，”大夫说道。“你愈想愈会悲伤的。”
“如果我悲伤的话，你关心吗？”又是那种好奇的、不信任的表情。
“我非常关心，”医生答道。
“你不是骗我吧？”
“我干吗要骗你？”
“好多人骗我哩。”
这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忿怒、恐惧、对人们极度的不信任。悲痛地深信自己还不如一扇窗户重要。在这一小时中表现出来的这些感情和想法，是内心极度紊乱的症状。在病人受尽折磨的心灵中，就象污井中沉渣泛起一样，一切都浮到表面来了。
自从病人冲到窗前时开始，医生不仅注意到她的行为与以往有异，而且她的外形和嗓音也有所不同。她好象缩小了。西碧尔在站着的时候总是尽量挺身，因为她觉得自己身材较小，而又不愿让人感到这一点。可是现在她好象缩成原状，恢复原来的大小了。
嗓音也不一样，象娃娃说话，不象西碧尔。但这种小女孩的嗓子居然用娘们儿的词句痛斥男人：“男人全都一个样。‘巨’（就）是无法相信他们。”西碧尔，这位追求尽善尽美的中学教员，这位严格的语法学家，绝不会用一个不合标准的词：“巨”（就）。
医生有一个明确的印象：她现在打交道的是一个比西碧尔年轻的人。但那对男人的一通臭骂呢？医生有一点吃不准。这时，她原来已不敢去想的问题突然冲口而出：“你是谁？”
“你能说说我和她有什么区别吗？”她一面说着，一面摇着脑袋。“我是佩吉。”
医生没有答腔，于是佩吉说下去：“我们外表不一样。你可以看出来的。可以的。”
医生问她的姓。佩吉的回答很轻率。“我用多塞特这个姓，有时用鲍德温这个姓。实际上，我的全名是佩吉·鲍德温。”
“把你的情况跟我讲讲好吗？”医生建议道。
“好，”佩吉同意。“你想知道我绘画的情况吗？我喜欢绘黑白画。我用炭笔和铅笔素描。我的画没有西碧尔的多，也没有她的好。”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才提问：“那么，谁是西碧尔呢？”
医生等侯着回答。于是佩吉答道：“西碧尔？噢，她是另外一个姑娘。”
“我明白了，”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