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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
“对，夫人。”
他们快步走过厨房和走廊，黛安在前，哈迪在后，马克跟在最后面，摇着头，咬着牙。
哈迪把盖在里基身子上的被子掀开，让他露出肩膀，摸了摸他的膀子，大拇指仍含在他嘴里。哈迪推了推里基，叫着他的名字。里基睁了眼又立即闭上，嘴里咕哝着什么。
“他的皮肤冰凉潮湿。他最近病过吗？”哈迪问道。
“没有。”
电话响了，黛安赶紧跑去接。哈迪和马克从卧室听她和医生在电话里说话。她告诉医生病情以及孩子们发现尸体的事情。
“你们看到尸体时，他说了什么没有？”哈迪轻轻地问。
“好像没说什么，事情很突然。我们，嗯，一看到尸体就跑掉了。他只是呻吟，咕哝个不停。奔跑的时候姿势有点怪，两臂笔直下垂。一回到家，他就蜷作一团，打那时起没说过一句话。”
“我们得把他送医院，”哈迪说。
马克一听到两腿就发软，身子靠到墙上。黛安放下电话，哈迪迎出去，在厨房和她说话。“医生要他住院，”她十分惊慌地说道。
“我去叫救护车，”哈迪边说，边向他的车子走去。“收拾几件换洗衣服。”他走了，没有随手关上房门。
黛安瞪了马克一眼。马克感到浑身无力，需要坐下，于是一屁股坐到饭桌旁的一把椅子上。
“你讲老实话了没有？”她问道。
“讲了，妈。我们看见了那具尸体，里基惊吓了，我想。我们就跑回家。”这个时候倘若讲实话，几个小时也讲不完。等到没有旁人时，他也许会重新考虑，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现在不行，有警察在这里，一讲就会使事情复杂化。他不怕母亲，一般说来只要她追问，他会全部招供的。她只有三十岁，比他朋友们的妈妈都年轻。他们一起忍受和挫败了父亲的野蛮虐待，因此母子俩相依为命，不同于一般的母子关系。这种事瞒着她，马克心里的确难受。她已担惊受怕，着急万分，但是罗米告诉他的事与里基的病情也无关。他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剧烈疼痛，房子慢慢旋转起来。
“你的眼睛怎么啦？”
“学校里打架打的，但不是我的错。”
“从来都不是你的错。不要紧吧？”
“我想不要紧。”
哈迪从门外进来，步子很重。“救护车五分钟就到。去哪个医院？”
“医生说去圣彼得医院。”
“你们的医生是谁？”
“谢尔比儿科小组。他们说他们将请一位儿童精神病医生来医院会诊。”她很紧张，点了一支烟。“你看他要紧吗？”
“他需要检查一下，也许得住院，夫人。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些小孩亲眼见到枪杀，或捅刀子以后就出现这样的症状。这属于精神创伤，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康复。去年有过一个案件，一个小孩亲眼看见他母亲被夜贼枪杀。这可怜的小家伙至今还在医院里。”
“他当时几岁？”
“八岁。现在九岁。他就是不说话，不肯吃东西，光吮大拇指，玩布娃娃。真可怜。”
黛安不想再听下去，便说：“我去收拾衣服。”
“你最好把自己的衣服也收拾一下，夫人。说不定你要陪他。”
“那马克怎么办？”她问道。
“你丈夫什么时候回家？”
“我没有丈夫。”
“那末把马克的衣服也收拾了。”
黛安站在厨房里，嘴里含着一支好几英寸长的香烟，试图考虑一下该怎么办。她感到害怕，心中没有数。“我没有医疗保险，”她朝着窗子喃喃说。
“圣彼得医院会接受贫困病人的。赶紧收拾东西吧。”
救护车来了，停在东街17号门口，周围马上围了一群人。医院人员走进室内，那些看热闹的人等在外面看着，相互交头接耳，指指点点。
哈迪把里基抱到担架上，其他人用皮带将孩子固定好，盖上毯子。里基想蜷缩起来，但是维尔克罗公司制造的又粗又重的绑带使他缩不起来，只好直直躺着。他呻吟了两下，但眼睛一直都没张开。黛安轻轻地松开他的右手，使他能吮大拇指。她泪汪汪的，但忍着不哭出来。
医务人员抬着担架出来了，看热闹的人从救护车的尾部向后退让。他们把里基放到车上，黛安也跟着上了车。有几个邻居大声向车里说话，表示关切，但她还没来得及回答，驾驶员就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了。马克坐在警车驾驶座旁，和哈迪在一起。哈迪一按开关，蓝色的灯光突然四射，在附近的活动住房上扫来扫去，四处跳跃。人群慢慢退去。哈迪加大油门，跑在前面，救护车尾随在后。
马克心里非常焦虑，又非常害怕，因此对那些收音机、话筒、枪支等新玩意儿也顾不上发生兴趣。他纹丝不动地坐着，闭着嘴不吭一声。
“你讲真话了，孩子？”哈迪蓦地问了一句，他又突然以警察的面貌出现了。
“是的，长官。关于什么的真话？”
“关于你所看到的？”
“是讲真话了，长官。你不信？”
“我没有说不信，但有点奇怪，就这样。”
马克等了一会儿，没吭声。但显然哈迪在等他说话，他就问道：“奇怪什么？”
“好些事情。第一，你打了电话，但不肯留姓名。为什么不肯留？要是你和里基只是碰巧发现尸体的，你为什么不肯讲出自己的姓名？第二，你为什么要偷偷溜回现场，躲在树林子里。躲躲藏藏的人心里有鬼。你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回到现场，告诉我们你所看到的事情？第三，你和里基如果看到的是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反应异常，而你却很正常，你懂我的意思吗？”
马克想了一会儿，感到想不出说什么好，就干脆不说了。他们在州际高速公路上行驶，向市中心开。看到其他车子都为他们让道，真叫人高兴。救护车的红灯紧跟在后面。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哈迪最后说道。
“哪个问题？”
“你打电话时为什么不肯告诉你的姓名？”
“我心中害怕，你知道吗？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尸体，真吓死人了。我现在还害怕呢。”
“那你为什么又潜回现场？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们？”
“我害怕，你知道吗，但就是想看看发生什么了。那不是犯罪，对吗？”
“也许不是。”
他们离开高速公路，在车流中穿来穿去快速行驶，盂菲斯市中心的高楼已经可见。
“我只是希望你讲老实话，”哈迪说道。
“难道你不相信我？”
“我有怀疑。”
马克使劲吞咽着，向侧后视镜里面看。“为什么你有怀疑？”
“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孩子。你想听吗？”
“当然想听，”马克慢吞吞地回答说。
“好，我想你们小孩子在树林里吸烟。我在有绳子的那棵树底下发现几个刚吸完烟的烟头。我猜想你们在树底下抽了一会儿烟，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
马克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血液也停止了循环，但他知道最重要的是表面上要竭力镇静。耸耸肩，别理它。哈迪又不在场。他什么也没看到。他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于是把它们放在屁股底下坐住。哈迪注视着他。
“小孩子抽烟你们抓吗？”马克问道，声音低了少许。
“不抓。但是向警察撒谎的小孩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
“我没有撒谎，真的。以前在那里抽过烟，但今天没有。我们只是走着穿过树林子，心想也许还能抽抽烟，我们就走到了汽车跟前，看到了罗米。”
哈迪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问道：“谁是罗米？”
马克突然警觉起来，深深地吸着气。马上，他意识到一切都完了。真该死。说得太多了，撒了太多的谎。他所编造的故事还没有持续一小时。要不断地想，他告诫自己。
“那是那个家伙的名字，对吗？”
“罗米？”
“对，你不是那样叫他的？”
“不。我告诉你母亲的是杰罗姆·克利福德，来自新奥尔良。”
“我还以为你叫他罗米·克利福德，来自新奥尔良。”
“谁听说过罗米这一名字？”
“不知道。”
车子转向右方，马克看着前面。“这是圣彼得医院吗？”
“牌子上是这样写的。”
哈迪把车停在一边，看着救护车向急诊停车处倒车。
5
尊敬的杰·罗伊·福尔特里格是一位在新奥尔良负责路易斯安那南部地区事务的美国检察官，共和党人。他刚啜饮完一罐番茄汁，伸着腿坐在他经过改造的切诺勒特轻便车的后座上。汽车沿着高速公路平稳行驶，孟菲斯就在北边，顺着55号州际高速公路一直往北，再过五个小时就能到达。他本可以乘上飞机的，但有两个原因使他误了飞机。第一个原因是日常文书的处理，或那些他可声称为与博伊德·博伊特有关的公务。他可以在这里夸张一点，那里发挥一点，应付过去，但以后得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补救，去收场。还有十八种各不相同的表格需要填写。第二个原因，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喜欢乘飞机。他本来可以在新奥尔良等上三个小时，乘上飞机一个小时后，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就可以降落在孟菲斯。但现在改乘了汽车，他们半夜才能到目的地。他没有向别人说自己怕乘飞机，但他感到总有一天不得不去找精神科医生治一治。此外，在这期间他自己掏腰包买了一辆高级轿车，车上装备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和新发明，两部电话，一台电视，甚至还有一台传真机。他乘着这辆车由沃利·博克斯驾驶着在路易斯安那南部地区到处转悠，觉得比坐大型高级轿车更合适、更舒服。
他慢慢地把穿在脚上的平跟鞋蹬掉，眼睛注视夜空中掠过的飞机。和他在一起的特工人员特鲁曼这时正在接电话，听筒紧紧地与耳朵贴在一起。衬垫垫得厚厚的后排座位的另一头坐着他的忠实助手托马斯·芬克。他是一位美国国家副检察官，在博伊特的案子上每周工作八十小时，处理审判的绝大部分事务工作，特别是做那些默默无闻别人瞧不起的活，这样他的上司当然就可以做那些容易的、抛头露面的事情了。和往常一样，芬克正在阅读一份文件，一面想听听特工特鲁曼在喃喃地说些什么。特鲁曼坐在他对面的一把转椅上，正在和孟菲斯联邦调查局通电话。
斯金珀·谢尔夫紧挨着特鲁曼，坐在一张一模一样的旋转靠椅上。他是一名新手，没有参与这件案子，但碰巧赶上去孟菲斯的汽车旅行。他在一本法律事务记录拍纸簿上潦潦草草地书写着，而且在未来的五个小时里还要继续潦草地写下去，因为在这水也难泼进的权力圈内他无话可说，而且说了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看着他的法律事务记录本，把上司的指示记下来。拉里·特鲁曼是他的上司。当然还有最高司令本人——罗伊大律师。谢尔夫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自己潦草的记录，竭力避免与福尔特里格的眼光接触。他想听清孟菲斯方面在给特鲁曼说些什么，坦白费劲。一小时以前听到克利福特自杀的消息时，事务所受到了震动。谢尔夫直到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他为什么和怎样坐上了罗伊的汽车，顺着这条高速公路急驰。特鲁曼叫他赶紧回家收拾换洗衣服，立即去福尔特里格的事务所。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现在他在这里潦草地记录，专心地聆听。
轿车司机沃利·博克斯实际上已取得了开业做律师的证书，但是他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他是一位国家副律师，和芬克一样，但事实上，他是给福尔特里格打杂跑腿的。他为上司开车，拎公文包，写讲话稿，应付新闻媒介。光和新闻媒介打交道就占了他一半时间，因为他的上司十分重视在公众中的形象。博克斯并不笨，善于玩弄政治花招，涉及他上司的事他反应敏感，竭力维护。他对上司忠心耿耿，忠于职守。福尔特里格前途无量，博克斯知道将有这么一天他和他了不起的上司会在国会山散步，自己则作为一个要员低声向这位伟人耳语献策。
博克斯知道博伊特一案的重要性。它将是福尔特里格光辉历程中最重大的一场审判。他在睡梦中也一直想着这一审判，因为它将帮他获得在全国范围内受人注目的地位。他知道福尔特里格正为尖刀巴里·马尔丹诺而伤透脑筋，睡不着觉。
拉里·特鲁曼打完了电话，放下机子。他是一位老资格的特工人员，四十刚出头，还能干十年才到退休年龄。福尔特里格等着他说话。
“他们正在努力说服孟菲斯警察局把那辆车拿出来，这样我们可以好好查看一下。恐怕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事情才能解决。他们在向孟菲斯方向解释克利福德和博伊特的事情经过，非常不容易，但是有进展。我们在孟菲斯办事处的负责人名叫贾森·麦克苏恩。他很会磨嘴皮，善于说服人，现在正在会见孟菲斯的警察局长。麦克苏恩先打电话给华盛顿，华盛顿然后再打电话给孟菲斯，一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拿到车了。死者头部有一处枪伤，显然是自伤。非常明显，他开始企图用花园浇花用的水龙带接在车尾部排气管上自杀，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成功。他服用了盐酸氟胺安定和可待因，是用杰克·丹尼尔牌威士忌吞服下去的。枪的来历尚未查明，但时间还早着呢，孟菲斯正在查，是一支点38口径的蹩脚货。他设想自己能把子弹也吞咽下去。”
“毫无疑问是自杀？”福尔特里格问道。
“毫无疑问。”
“他在哪里干的？”
“孟菲斯北面的一个什么地方。他把林肯牌黑轿车开进树林子，就结果了自己。”
“我想没有人看到吧？”
“显然没有人看到。是一两个孩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发现他尸体的。”
“他已死多久了？”
“没多久。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解剖尸体来确定死亡时问。”
“为什么在孟菲斯？”
“不清楚。要是有什么原因的话，至少我们还不清楚。”
福尔特里格一边考虑这些问题，一边啜饮番茄汁，芬克记笔记，谢尔夫潦草地写个不停。沃利·博克斯注意听每一个字。
“那张纸条怎么说？”福尔特里格问道，眼睛看着窗外。
“嗯，也许非常有意思。我们在孟菲斯的伙伴们已搞到一份，但不很清晰，几分钟后他们将设法传真给我们。看上去这张纸条是用黑墨水写的，比较容易读懂。有几段是他给秘书下达关于他的葬礼——他想死后火化——以及怎样处置他事务所里的家具的指示。纸条还告诉他的秘书，哪里可以找到他的遗嘱。纸条当然不会提到博伊特和马尔丹诺。然后，他显然想在纸条上用比克牌蓝色笔再加上几句，但他写着写着墨水用完了。加上的那些字非常潦草，很难看懂。”
“写的是什么？”
“我们不清楚。孟菲斯警察局掌握着这张纸条、手枪、药片，以及从汽车里取出的实物证据，麦克苏恩正在设法获得这些证据。他们在车子里发现了这支没有墨水的比克笔，而且这支笔似乎就是他想用来在纸条上再加几句的那支。”
“我们到达时，他们会拿到这些物证的，对吗？”福尔特里格问道。从他说话的口气可清楚地听出，他想一到孟菲斯就得到所有的物证。
“他们正在想办法搞，”特鲁曼回答说。严格地说来，福尔特里格不是他的上司，但现在这是一件诉讼案，不是调查案，它处于这位大律师的控制下。
“这么说来，杰罗姆·克利福德开着车来到孟菲斯，崩了脑袋，”福尔特里格对着窗外说。“就在审判前四星期。这件案子究竟还会发生什么怪事呢？”
这问题不需要回答。他们乘在车子上不吭一声，等着罗伊再说话。
“马尔丹诺在哪里？”他最后问道。
“新奥尔良。在我们监视之中。”
“半夜时他就会有一位新的律师了。到明天中午他将提出十几项申请，要求诉讼延期，声称杰罗姆·克利福德的惨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宪法权利。没有律师的帮助，他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我们当然要提出反对。法官会宣布在下周举行意见听证会，我们得去参加，我们得认输，这样得再需要六个月此案才能审判。六个月！你能相信吗？”
特鲁曼厌恶地摇了摇头。“至少它将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尸体。”
那是必然的，罗伊当然已想到这一点。他需要更多的时间，真的需要，但他又不能承认这一点，因为他是公诉人，代表政府反对犯罪和腐败。他是正义的代表，正义在他这一边，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他都要准备着去克服邪恶。他已作了不懈的努力，促使此案尽快审判，因为他是正确的代表，他能使被告服罪。美利坚合众国一定会胜诉。罗伊·福尔特里格将带来这一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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