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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图。加图使用的文字本身是古老的拉丁文，作者的复古倾向是出于修辞的考虑——引者），而（后来）模仿他的也只有塔西佗（不同的是作者使古词复活，塔西佗还‘制造’了古风的词——引者）。……这种文字是不计时间、艰难地写出来的，是精雕细琢出来的，这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地构成的一幅精细的刺绣。……“他的文体严肃而紧张，具有突出的造形美和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一种奇异的美；它给人们一种金属的震动的印象。”简洁的文字还给人一种跃动感，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从一句到另一句，往往是以跳动的方式衔接起来的，有时不得不靠读者的想像和理解加以补充，因而有很大回味的余地。但是，也还要指出，简洁也应当有一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要造成晦涩，造成起义，使读者无法准确掌握作者用意之所在。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就有一些这样的地方。
但古朴、简洁的文字不见得就不能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我们能说《诗经》、《左传》、《史记》、《战国策》之类的作品写得不细致生动吗？与撒路斯提乌斯同时的卢克莱修不也是用古朴的诗语极为生动细致地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吗？他的哲学著作和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著作都是古拉丁语文献中的杰出成就。
当然，这更多是对他的成熟作品，即他的《历史》而言的，不过在前两部作品中这些特点也确有相当程度的表现。
试看当罗马当局为对付阴谋而布置预防措施时，城内的紧张气氛在作者的笔下描写得何等活灵活现：“这些预防措施使得罗马城内人心惶惶，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由于长期的和平而造成的极端欢快轻松的气氛突然变成笼罩全城的一片阴郁（Exsummalaetitiaatquelascivia，quaediu－turnaquiespepererat，repenteomnistristitiainvaAsit）（请注意原文的音乐效果——引者）。人们都感到恐惧不安，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或任何可靠的人，他们感到这时既不像是战争时期，也不像是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内心恐惧的程度来衡量当时的危险（nequebellumgererenequepacemhabere，suoquisquemetupericulametiri）。罗马共和国的伟大过去一直使妇女不知道战争的恐怖，但现在她们也陷入极大的焦虑之中，她们向着天空伸出了恳求的双手，为她们的小孩子的命运而悲叹，……无论什么都会把她们吓得发抖（omniapavere），她们抛掉傲气和放纵，而对自己和对她们的国家已经绝望了。”对于这样细致的描述，作者还是作了很大的压缩，省略了不少必要的连词和介词，以加强场景的紧张气氛。
撒路斯提乌斯是带着感情描述喀提林最后的战斗的：“当喀提林看到他的军队已被打败并且只剩下自己身旁的一小队人的时候，他考虑到自己的高贵出身和先前的地位，于是便冲到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去，战死在那里，他是在多处负伤之后才倒下去的。”而对战斗之后战场的描述，更是拉丁文献中最动人的章节之一：“直到战斗结束之后，人们才看到喀提林的军队进行了怎样勇敢和坚决的战斗。要知道，几乎每一个人在牺牲时都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了在战斗开始他活着时所占居的位置。……但是人们发现喀提林远在他的士兵的前面，在被杀死的一堆敌人中间，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脸上表现出在他生前给他以鼓舞的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Catilinaverolongeasuisinterhostiumcadaverarepertusest，paululumetiamspiransferociamqueanimi，quamhabueratvivos，involturetinens）。……“……但是罗马人民的军队并没有取得任何欢快的和不流血的胜利，因为所有最勇敢的人不是在战斗中倒下就是在战斗时负了重伤。还有离开营地来参观战场或想打劫财物的许多人，在他们翻转叛军的尸体时，时而发现一位朋友，时而发现一位客人或亲属（hospitemautcognatum），还有一些人认出了他们的私敌。这样，全军的人便有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悲痛伤心，有人高兴，有人哀悼。”撒路斯提乌斯传世的作品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虽然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两种，而且篇幅不大，但共和国末期一些著名人物的形象和他们的心态都跃然纸上，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的人物可以举出马略、梅特路斯、苏拉、恺撒、加图、喀提林、朱古达等等。作者使用的手法有时是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描述，有时是通过这些人的发言和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性格，有时则是两种手法并用。
例如在《喀提林阴谋》中，像我们的列传体那样，一开始他就对喀提林作了概括的介绍：“路奇乌斯·喀提林出身显贵家族（nobiligenerenatus），具有非凡的智力和体力，但禀性却是邪恶和堕落的（malopravoque）。从年轻的时候起，他便非常喜欢内战、杀戮、抢劫和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他有钢筋铁骨般的身体，经受得住常人绝对不能忍受的饥饿、寒冷和不眠。他为人胆大妄为，不讲信义，翻云覆雨，无论什么都装得出，瞒得住（Corpuspatiensinediaealgoris，vigilaesupraquamcuiquamcredibileest．Animusaudax，subdolus，varius，cuiusreilubetsimulatoracdissimulator……）他觊觎别人的财产，挥霍自己的财产；而且他的情欲十分强烈。他具有相当的口才，但是没有什么见识（satiseloquentiae，sapientiaepa－rum）。他的错乱的精神总是在贪求着穷凶极恶、难以置信和希奇古怪的东西。”对于恺撒和加图，作者不但介绍了他们各自的发言并且把他们作了十分著名的对比：“就出身、年龄和口才而论，他们两个人差不多是对等的；在精神的伟大方面他们也是旗鼓相当的，在名声方面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名声是各自不同的（后半句原文只用了七个词：magnitudoanimipar，itemgloria，sedaliaalii——引者）。恺撒被认为是伟大的，因为他仁厚而慷慨，加图则是由于他一生诚实正直。前者出名是由于他温和并富有同情心，后者的严正给他带来了威望。恺撒是通过给予、帮助和宽恕而取得了荣誉的，加图取得荣誉是因为他决不能被收买。前者是不幸的人们的一个庇护所（miserispe－reugium），后者对恶人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malispernicies）。
前者是善良的品行，而后者则是坚毅不屈的性格受到称颂。最后，恺撒把自己锻炼得能进行艰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为自己友人的幸福尽心竭力，而不把自己的放在心上，并且只要是值得给予的，从不拒绝给予。他渴望巨大的权力、一支军队和一场新的战争……反之，加图培养的是自我克制的能力、得体的风度，而首先是严正的作风。他并不和富人斗富，不和有野心的人比阴谋诡计，而是和有进取心的人比贡献，和有自制力的人比节制，和洁白无私的人比清廉。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此他越是不追求名誉，名誉越是在他身后紧追不舍。”在《朱古达战争》里我们也看到对朱古达的精彩描述：“朱古达身体强健，仪表英俊，特别是智力超群，但他一旦长大成人后却没有沾染上奢侈和懒散的恶习，而是遵照本民族的习惯，骑马、投枪、击剑……虽然他的名声超过所有的人，但是他仍然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他对自己的功业却很少谈到。”而对于苏拉，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在政治上对他持否定态度，但对于仆人的评价仍然表现了史家的公正：“苏拉出身一个旧贵族世家……他既精通希腊文学，也精通罗马文学；他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他追求享乐但是更加追求光荣。在闲暇的时候他过放纵的生活，但是他的享乐绝不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只是作为一位丈夫，他的行为本来是应当更正派些才他能言善辩，聪明伶俐，很快就能同别人交上朋友。在伪装自己的真正意图方面，其用心之深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是对于许多东西，特别是对于钱财，他出手十分大方。在他取得内战的胜利之前，他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从来不曾超过他的才干。许多人都无法肯定到底他的幸运更多有赖于他的勇敢，还是有赖于他的有利的机遇。”从撒路斯提乌斯就罗马历史所进行的说教来看，他够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古罗马人。但是从他所受教育的渊源来看，尽管他也许否认，尽管他对希腊文化抱有成见，但实际上，他更多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向来与希腊罗马文化并称。但究其实，罗马文化只能说是在希腊文化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即使时间有先后）的地位是勉强的。在罗马人崛起之前，希腊人已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殖民地，使这一部分成为希腊文化的领域。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气质上大不相同。希腊人是海上的民族，罗马人更多是山区的居民。罗马号称七山之城，离海虽然不远，但他们受海的影响较小。希腊人重思辩，重幻想，长于理论；罗马人讲求实际，重实践，吃苦耐劳，勇于作战。希腊长于艺术，罗马长于治术。罗马人是在希腊文化的抚育和浸润下才慢慢自成体系的，是附丽于希腊文化而得到成长的。后来希腊（包括地中海东部）只是被罗马用武力征服，但文化这个领域仍然掌握在希腊人手里。政治军事中心在罗马，文化艺术中心却在希腊。
在罗马主持讲坛的主要是希腊教师（有不少是赎身的奴隶），而罗马上层人物也必须到希腊“留学”才算完成学业。因此罗马人对希腊人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把他们看成是自己属下之民（这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barbari（野蛮人）；一方面要把希腊大师请进来或不惜渡海远道去求教，另一方面又多次下令驱逐到罗马来谋生的大批所谓“下九流”的希腊人。撒路斯提乌斯也是这样，他是罗马主人的身分，但是却受希腊文化的薰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看到了文字的作用而使他有了撰史的志向。这说明阅读希腊的史书给了他怎样深刻的印象：“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传闻中描述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特殊才能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在世界上便被认为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optumusquis－queeacerequamdicere），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suaabaliisbeneeactalaudariquamipsealiorumnarraremalebat）。”后面这两句出自古罗马人之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特色。
撒路斯提乌斯受惠于希腊文化传统之处在他的传世之作里随处可见。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字风格，如前所述，论者大都说它像老加图，甚至是在抄袭他，但更多人却指出它和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关系。不过要说明的是，加图的文章古拙是因为拉丁语还没有发展到西塞罗时代的那种曲折细密的程度，而撒路斯提乌斯的古拙则是有意地避开当时风行的西塞罗体以表现它的力度，而这种力度是间接地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的。修昔底德的文体，正如修昔底德的英译者查·福斯特·史密斯（CharlesEorsterSmith）所说：“在对事件进行一般的叙述时，修昔底德的文风是清楚、直截了当、生动的，但是在描述战争和其他重大事件，在进行总结，特别在演说中，他的文风就和一般是简单和清晰的陈述形式大不相同了；在这里，陈述的往往是如此地简洁和凝缩乃至变得十分难以理解。”看来，撒路斯提乌斯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简洁和凝练的方面。有些地方连叙述的手法也是直接从修昔底德那里来的。比如，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所说的“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即使认为你的话不是荒谬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这段话，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修昔底德的同样意思的一段话：“……当发言者说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绩时，他们便认为发言者对死者过于颂扬。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物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再比如，在《朱古达战争》里作者在描述扎玛居民观战的情况时，显然是脱胎于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有关希腊人在叙拉古观看海港内海战的描述。读者只需拿来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的。维莱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Paterculus）也早就看到了撒路斯提乌斯借鉴修昔底德之处。
撒路斯提乌斯在他的传世作品中的许多看法都可以证明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在《喀提林阴谋》开头地方谈到“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听命”这一点，他显然是祖述亚理士多德的看法。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指出：“……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的统治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部分”。而作者所说的放纵肉欲是违反自己本性的说法则是当时在罗马流行的斯多噶派的学说。还有一些表述，如“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人想到荷马的《伊利亚特》里的“这种人嘴里说着一种话，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情”；而“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许正是从埃斯库罗斯的《七人攻打底比斯》里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的话：“如果说他不想看来是最好的，他是想成为最好的。”得到启发的。
再如《喀提林阴谋》中作者写到“在战斗里，胆子最小的永远是最危险的，勇敢才能起堡垒作用”这一点时，他肯定记起了色诺芬（Xenophon）的意思大致相同的话：“人们想活下去却又想逃跑，那简直是发疯了，他会懂得，胜利者能保证得救，而逃跑的人比坚守战斗岗位的人死亡的比例要大得多。”《历史》这部更成熟的作品由于只有片断保存下来，所以要从结构方面对它进行判断比较困难。但是从两个专题的历史作品来看，作者组织材料和叙事的能力还是十分出色的。他把两个历史事件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除了开头地方有少数作者本人的议论之外，他的见解已充分表现在他的叙事之中，不作过多的说教（尽管说教应当说是他的一个不小的毛病）。虽然他在剪裁上很见功夫，但是在史料的鉴别和运用上从今天的要求来看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作者在时间方面就比较马虎。喀提林阴谋的时间的顺序就不那么准确并且被作者人为地拖长了（具体的情况见于所附的注释）。
作者文字的简洁固然是一个优点，但简洁过头往往造成晦涩，甚至使人难以了解作者的本意。这一点前面已经指出了。撒路斯提乌斯虽是大手笔，但是也免不了犯这样的毛病。
而译者要把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便无法迁就原作的简洁，如果我们用与原文对等的西汉的古文来翻译，那势必造成译文的古奥与晦涩，显然这是不必要的。
原文里像希罗多德那样插笔叙述故事的地方不多，总的看来是保持了布局的完整，特别两书的结尾都十分精采，这在拉丁的历史文献中也是不多见的。插入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腓莱尼兄弟的祭坛的故事，另一个是那个利古里亚士兵因捉蜗牛而爬上山顶的故事。而严格说来，第二个故事和正文还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不能说是抛开正文讲故事。
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借重于希腊作家的地方不少，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品在古典文献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罗曼在二书的法译本的序中指出：“撒路斯提乌斯是配得上历史学家这一称号的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他没有典型可供遵循，而是自己开创，他同时提出了他的方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历史概念。单是这一情况便保证他在古代的历史学家当中占有一席地位。尽管他有一切缺点——这些缺点我当然不应当回避——他依然是一位大艺术家，并且他的短期的历史作品即使在当代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且受到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