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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跟随自己经商，给他当推销员。这对内心只有一个神祗——文学——的小薄伽丘而言，真是苦不堪言。很快，他的父亲就抱怨他：“你这个小淘气，买的书要比卖的货多得多”。要是这位商人能预见他是在为一项利润大得惊人的事业投资时，他大概会大吃一惊。正是他的伟大的儿子，一个私生子，使他这个本来如过眼烟云般的富商，名留千古。
经商不成，他的父亲于是把他送到那不勒斯大学，学习法律，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律师。不能不说这位严厉的父是位尽职的父亲。可是，枯燥僵死的法律条文，正如精打细算的商业一样，对于一个富于创造冲动的灵魂来说，都是一种折磨。他在那不勒斯呆了数年，没有背熟多少法律条文，倒是读了成堆成堆的古典名著。同时，这位从小缺乏爱抚的青年，也陶醉在自然的情欲之中，一度放荡不羁。
正象但丁之于贝雅特里齐·彼特拉克之于劳拉，薄伽丘也遇着了一束“小小的火焰”。但和前面两位徘徊在自然情欲与宗教感的光与影之间的诗人不同，薄伽匠是肉感的。他对“小小的火焰”（《十日谈》中的“菲亚美达”，也即薄伽丘的心上人玛丽娅）的描写没有丝毫的藏藏掖掖的罪感成分：
菲亚美达长着一头金黄的卷发，一
直披到洁白细腻的肩膀上。她那鹅蛋脸儿才真象百合花般洁白，腮帮上泛着玫瑰色。一对眼睛象鹰眼一样明亮，两瓣嘴唇有如两颗红宝石。
除了“鹰眼”这个明喻让人觉得有些可怕外，这幅色彩绚丽的头像倒真象是出自一位写实主义作家的手笔。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她被“金黄”、“洁白”、“细腻”、“玫瑰色”等质感很强的词汇裹住，显得有血有肉。她唤起的不是一种神性，而是一种地道的人性。这与但丁的冰清玉洁的天使不同，那是一个罩着圣光的影子，正和教堂里棕色调的圣母画像一样；也和彼特拉克的不肯揭开面纱的“忍心的美人”不同，这里，“面纱”恰恰成了罪感的一个象征。这和十九世纪的一位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黑面纱”之象征具有互为映衬的效果，这位常受宗教神秘主义缠挠的作家喟然叹道：“每一张脸上都有一面黑纱！”“大地也有自己的黑纱！”这是该隐的痕迹。
薄伽丘却想把“大地”的黑纱揭去，泄出绚丽的色彩。他的“菲亚美达”是个凡俗的女子，一个热情奔放的女子，一个可以喊出“爱情万岁！”的女子。当然，这绝对不会是一桩不结果实的爱情。
据薄伽丘自述，一天，他在圣罗棱索教堂 （又是教堂！这和他的朋友彼特拉克何其相似！——也许，那时，教堂才是男女青年得以接近的唯一一个公共场所），遇见了玛丽娅，两人一见钟情，难舍难分，很快结为情侣。她是那位开明的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的私生女（也是私生女！），已经结婚。这段在教堂的穹形天顶下开始的热烈的情爱给薄伽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最初映射在他在1336年到1338年间创作的《菲洛哥洛》这部欧洲第一部长篇小说里。
《菲洛哥洛》写的是一段爱情奇缘，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与一个异教青年的浪漫故事。当然，“异教徒”这样一个形象对基督教世界来说，首先就意味着障碍。这个浪漫故事的全部戏剧性正是围绕着这一信仰的障碍展开的，也可以说，有了这重障碍，《菲洛哥洛》就有了戏剧性。这一主题后来被许多作品延用，最著名的也许是夏多布里昂爵士的 《阿达拉》，里面竟有这么一句：“一个神在阻止我猛烈的感情奔流，我有时真希望这个神给消灭掉，在上帝和整个世界毁灭的时候，让你紧紧地搂着我，一道掉进无底的深渊中去。”阿达拉的这种激情发生在十九世纪宗教重建的时刻，她最终是在“希望”中死在爱人的怀抱里，她没有“掉进无底的深渊中去”，她在最后一刻否定了自己的情欲从而救赎了自己。宗教重建时期的爱情显然多么不自然啊！信仰的障碍只在幻想中才被突破，而在薄伽丘笔下，信仰的障碍正象一张床帷一样轻而易举地被撩开。这里可以看出人性的一个悖论：当中世纪过分压抑自然情爱的时候，文艺复兴时代几乎是以纵情甚至纵欲作为反抗，而后来的时代恐惧于上个时代的放纵的热情，提倡宗教精神。
《菲洛哥洛》虽是骑士文学的浮华文体的一个精致的模仿，可从中也能看出薄伽丘的才华。在这之后，他又写了一部“史诗”《苔塞伊达》，仍是歌咏他的“菲亚美达”的。这部缺乏宏伟气魄以及庄严韵调的“史诗”，结构框架非常陈旧。两个骑士，一位美女，——不用多说，单有这些，故事的轮廓读者也就明了于心了。这部“史诗”还显示了这位年轻诗人的一个弱点，即对“诗的艺术”并无特别的天份。当他读了彼特拉克的韵色优美的抒情诗后，羞愧之下，差点将这部描绘“小小的火焰”的史诗付之一炬。
不过，这些最初的作品已显示出这位诗人操纵故事的天才。他是一个天生的讲故事者，而不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这个时候他还未能发现自己的特点；在这之后，仍一意于诗的写作，有牧歌《爱米多》、诗歌《爱情的幻影》等等。
1340年，老薄伽丘的商行猝然破产，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遭此不幸的老薄伽丘召回远在那不勒斯纵情于诗情和爱情的儿子，帮助料理家务。生活拮据，昔日的奢华已成浮影，全家开始简朴度日。尽管一意撙节，家境仍然每况愈下。况且，那时的佛罗伦萨还是政治动荡的风口。已经文名初显并且声望日隆的薄伽丘，也参与了这个城邦的政治活动，极力拥护共和政体。
薄伽丘并未全身心地卷入政治。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其中颇值一提的是他的自叙体长篇小说《菲亚美达》，这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的一部作品，预示了欧洲小说的发展趋势。
《菲亚美达》（它还有另一个温柔的名字：《可爱的菲亚美达》）之后，薄伽丘重返那不勒斯，在年轻美丽而又爱好诗文的女王乔凡娜的宫廷中供事。罗伯特国王的这位孙女仿佛继承了其祖罗致文人骚客的遗风。乔凡娜和阿拉伯故事集《天方夜谭》里的那个国王一样，有爱听故事的癖好。薄伽丘向她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当然，这个讲故事者没有丝毫性命之危，他和女王关系融洽，深得女王厚爱。这些随口编出的故事在结构上成了《十日谈》的雏形，在语言风格上，成了必不可少的练笔，薄伽丘由此掌握了口语的特点，不再追逐浮华雕琢的文风。
正当三十五岁的薄伽丘在乔凡娜的宫廷里如鱼得水的时候，一场可怕的鼠疯席卷了他的故城佛罗伦萨，城内十室九空，死者相枕于路。我们不会忘记，彼特拉克的“忍心的美人”劳拉也是在这场黑死病中丧生的。这场人们事后极力想要忘却的灾难，日后成了薄伽丘《十日谈》的昏暗的背景。人们纷纷逃向郊区，象躲避梦魇一样躲避这场令人望而生畏的鼠疫。
次年，薄伽丘与当时已经诗名远播的诗人彼特拉克相识，一见如故。几个月后，老薄伽丘病故。薄伽丘返回故乡奔丧，从此定居在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政府很器重他，让他掌握财政以及外交。当时，佛罗伦萨大学正在筹建，急于罗致当代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薄伽丘推荐了彼特拉克。两位作家都在该校任过教职，对于传播古典文化，功不可灭。
正是在这一段安宁的岁月中，薄伽丘最终完成了他的传之后世的伟大作品《十日谈》。还在乔凡娜宫廷中供事的时候，薄伽丘就创作了一些短篇故事，只是，他还没有找到一个框架，能使这些仿佛零散的故事成为一个整体。没有资料表明他是否受到过《天方夜潭》的故事框架的影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阿拉伯故事很早就流入了欧洲，而且，其中一些故事被换上了意大利的外衣，进入了《十日谈》。
薄伽丘选择黑死病作为讲述故事的背景，这或许是一个谜。为什么要在这些戏谑式的故事后，罩上这么一块令人望而生畏的黑幕呢？这种醒目的色彩对比，其实揭示出了人类隐蔽的心理的一种冲动，即在宿命的阴影徒然落下的时候，趁着夕阳尚在，人们就会发疯似地尽情享乐一番。
请看看下面这样一幅城郊场景，恐怕你难以想象离这儿不怎么远的佛罗伦萨正在流行鼠疫，四万居民因此丧生，哀鸿遍野，丧钟齐鸣：三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男子与七位妙龄女郎在圣玛丽亚福音教堂邂逅相遇，一起来到城外的一所风景优美的别墅避难。那里草木葱笼，生机盎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怡乐景色。他们终日闲暇无事。为了消遣时光，驱散内心的忧伤，他们除了欢宴歌舞、欣赏风景之外，还发明了一种顶用的方法：轮流讲故事。每人每天轮流讲一个故事，十天之内，总共讲了一百个故事。《十日谈》的书名便是由此而来。
这段交待讲述地点以及讲述方式的“序曲”，立即赋予整个小说集一种形式的框架。这是一种封闭的块状结构形式，从序曲始，读者就知道了整部小说的格局，它象一座大厦的正面一样，很规则地排列着一些窗口，每个窗口彼此独立，却又嵌在大厦的整体结构之中。这使我们联想到了《神曲》的建筑风格，它是一种塔形的分层结构。这种对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强调，显示了但丁与薄伽丘的一个共同的美学原则：对称或曰均匀，这是古典艺术的一个法则。
意大利近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桑克提斯把《十日谈》称为《人曲》，认为它是《神曲》的俗本。的确，“世俗的”，这是整部《人曲》的中心主题，也是故事的一个视角。如果说但丁《神曲》的视角是一个仰角的话，那么，薄伽丘的《十日谈》的视角则是一个俯角。但丁出于一种宗教情感总把湿润的目光洒向天空，这是一种虔敬的自卑情感，认为“世俗的人”远远低于天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却把“世俗的人”抬到一个评判者的高度，这显示了“世俗的人”的一种优越意识，也是“人的发现”之后的骄傲。“世俗的人”开始嘲笑天堂，嘲笑上帝，嘲笑上帝的尘间使者——教会以及教士。他们的语言非常刻毒，真是市井的话语。这透露了这些“世俗的人”的阶级出身，他们来自市井，是些商人、手工业者。
罗马天主教会首当其冲；教会的僧侣在他笔下秽行毕露。薄伽丘在这里狠狠地揭去了伪善的面罩。伪善，这一幽灵，以后将被作为文学的一个靶子，受到无情的嘲弄。
犹太商人亚伯拉罕来到罗马，明察暗访，发现：“罗马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
这句话，让人联想到了汉姆雷特的一段句式相近的话：
丹麦是一座牢狱……一座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
其中最坏的一间。
不过，哈姆雷特不是异教徒，他的此番言论不是出自讥讽的天性，而是哲学的“疯话”。薄伽丘选择一个异教徒作为罗马靡烂风气的评判者，并且暗中与这个异教徒的评判认同，这就说明他的优越意识多么浓厚。他比他的时代高出了不知多少倍。 《人曲》正好处在神话转向传奇的转折点上：神话是对诸神的称颂，而称颂者人类，却是低于神的；传奇却把人类作了区分，它的英雄在程度上高于同类，因而具有某种优越意识。《人曲》就是带着这种优越意识看待基督教社会的。最初觉醒的新人感到自己要远远高出于他的时代，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一种内在精神，例如拉伯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巨人，尽管有些只是软弱的巨人（例如哈姆雷特，这里，对人的怀疑已经渐渐加强；到了巴尔扎克，人还原为人本身；这种还原到了卡夫卡那儿，已经成了一种贬低，——人成了虫。）。
那个犹太商人继续评判：“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违反人道，耽溺男风，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不存了；因此竟至于妓女和娈童挡道，有什么事要向教廷请求，反而要走他们的门路……”
作为这些评语的又一论证，作者还描写了一个以“圣洁”著称的女修道院院长：一天晚上，修道院里捉到一个犯了奸情的修女。有人去敲院长的门，想把这个修女交由院长处理。院长匆匆忙忙随手往头顶上戴了一方“头巾”，走出房门，来到大厅，当着全院修女严厉斥责犯奸的修女。这个修女望了院长一
眼，说道：“请你先把头巾扎好，再跟我说话吧！”原来，院长匆忙之中拿起了男教士的短裤误作“头巾”。
请看这样几则对话，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作“伪善”：
一位修道士说：“太太，我只要把这一
件法衣一脱掉——这当然是一件轻而易
举的事——我就成了一个普通男子，而
不是什么修道士了。”
一位修道院院长在向农妇求欢时说：“我
虽然是一个院长，可我也和别的男子汉
一样，是一个人呀！”
禁欲主义成了伪善的一种典型的形式。若要消除伪善，必先扫除禁欲主义的阴魂，因为这种东西完全违反人性，压抑人性。薄伽丘还因此提倡僧侣可以结婚。
另一方面，薄伽丘展现了一种健康而又自然的情爱，指出爱情也是一种伟大的自然力量，要比任何教诫强大得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使自己的儿子“纯洁”，远离邪恶之物的诱惑，使他从小就与人世隔离，不知女人为何物。十八岁时，他随父亲出门，偶尔见到一种从没见过的美丽的“动物”（女人），便问父亲。他的父亲忙说那是一群“绿鹅”，这个孩子于是喊道：“带一只绿鹅回去吧！”
这是自然的本能的呼唤。
讽刺“神权”在握的教会以后，薄伽丘转向了世俗的权力，揭露那些人面兽心的爵爷如何残暴，而又如何昏庸。一个著名的悲惨故事如下：一位爵爷杀死妻女的情人，并将他们的心脏挖了出来，盛入金杯，制成佳肴，然后送给妻女，逼其饮食。与此相似的还有一个故事：莉莎贝达的三个兄长均为富商大贾，一天，发现其妹与店里伙计私通，他们合伙将其杀死。接着，又偷走了妹妹埋有情人头颅的花盆，使她憔悴而殁。
后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们是薄伽丘同一阶级的“富商大贾”；记住，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富商，而他自己则是富商之子。这是薄伽丘抛给本阶级的一记鞭子，它从这位“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的人物之手飞出，重重地落在了这个刚刚夺得政权的阶极的嘴脸上面。
当然，薄伽丘并不一味地鞭打。在一些故事中，他赞扬了市民甚至下层人民的机智。一位身材高大、面貌端正、“长得很象国王”的马夫异想天开，居然想和皇后睡觉。被国王发现后，他以机智成功地逃脱了惩罚。“这个家伙尽管出身下贱，他的头脑可不是一个下贱人的头脑。”这个吃了哑巴亏的国王承认道。
机智，这是小人物在风雨迭起的人世间行走时的保护伞。资产阶级作家最初的传奇作品，都乐于把机智赋予那些既无钱财又无权力的小人物们，并使他们捉弄钱财以及权力。《十日谈》中对机智的肯定，正是出于这种心理。
薄伽丘的《十日谈》也显示了作者的爱情哲学，这是一种不带丝毫神学色彩的肉感的爱情哲学。有时，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或者出于一种对于肉欲的强调，薄伽丘走向了肉欲哲学的极端，成了纵欲。这些狼亵的故事在作品里占了一定数量，而且也影响了后来其他一些作家的文风，其中英国的乔叟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
从但丁的时代到薄伽丘的时代，前后不出四十多年，爱情的观念经历了怎样的剧变啊！但丁的苍白的天使，彼特拉克的冷酷的美人，到薄伽丘的有血有肉的情人，这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宗教精神的阴影渐渐褪去，世俗精神渐渐加强；神让位于人，正如神权让位于俗权。这是一个解神秘化的时代，一个解构的时代，这将持续几个世纪，直至宗教彻底碎落在灰尘中。到了十九世纪，当被解构得七零八落的欧洲社会欲再恢复以前的秩序时，它首先想到的，也是恢复宗教，重建教会，把尘埃中的宗教碎片拾起来，联缀成一尊过了时的神像，很快，这尊不怎么稳固的神像在随后的风雨中再次碎裂了，而且再也不可能补缀起来了，——人类已进入了工业社会，解神秘化的世俗精神几乎已经成了先验的观念。这是后话。
总而言之，薄伽丘的爱情观不是升华，不是神化，而是占有，切实的占有。这和基督教义的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