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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4年《我们》的书稿才被带出苏联，在西方社会出版。
扎米亚京说过：“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干、忠诚的官员创造。”
他从一位革命的坚定拥护者变成颠覆分子，只是因为看到了问题，说了真话。
当一位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道惟命是从的时候，他和奴隶有什么分别。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小说。写了一个发生在未来的故事。
在这个未来世界里，居民已经彻底失去个性，以至于没有自己的名字，只以数字命名。
他们住在透明的玻璃房子里，使护卫更容易监视他们。
他们全穿同样的统一服装，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是四人一排行进，同时喇叭里播放着大一统国的国歌。
这个世界的人们连作息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戒律表》来进行。
王国的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对象，而是在统一领导下由王国的有关机构指定。
给那些编号的男女发一种粉红色的小票，让他们凭票进行配对，配对之后，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玻璃公寓内的幔帘一小时，进行性生活。
王国由一位被称为“造福主”的个人所统治，他每年由全体人民重选，总是全票当选。
这就是扎米亚京想象中的未来世界。一个完全没有**和自由，规矩森严的社会。
主人公是一位数学家和工程师，他偶尔会偷看古代的**，发现那时候的人们竟然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和野蛮之中。
他的生活一直循规蹈矩，直到他遇到了一位美艳的女人，唤起了他心中的**。
他以为自己得病了，去看医生。
医生告诉他。你的情况不妙，看来你已经有了灵魂。
主人公吓了一跳。怎么会突然有了灵魂，以前一直没有啊。
他认识的美艳女人是某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在她的引诱下，主人公稀里糊涂的走上了推翻王国的道路，开始造反。
只是，造反不可能顺利。
当局宣布已经发现近期动乱的原因：有人患上了幻想病。
负责幻想的神经中枢的位置被确定。这种病可以用爱克斯光疗法冶愈。
主人公接受了手术，回复了原来的状态，向当局出卖了他的同党和爱人。
那些不愿意接受手术的人则被送入造福主的机器，化为一缕烟和一滩清水，就此消失。
主人公在最后坚定了对王国理想的信念：“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严格来说，放在西方社会，这就是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
但小说中不少段落有对于俄国大革命的思考，比如下面一段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的对话。
“你意识到你所暗示的是革命吗？”
“当然是革命。为什么不呢？”
“因为不可能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永远不会再来一场，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告诉我，最后的数字是几？”
“你什么意思，最后的数字？”
“噢，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荒唐啊。数字是无限的，不可能有最后一个。”
“那你干吗说最后的革命呢？”
这或许就是小说被苏联当局禁止出版的原因。
林子轩在后世没看过《我们》，也没看过《美丽新世界》，只看过《1984》。
这是因为美国有一档叫做《老大哥》的真人秀节目。
节目的内容是从全美各地选取一群陌生人以“室友”的身份住进一间布满了摄像机及麦克风的别墅里，开始一段长达两个月的共同生活。
他们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都将被记录下来剪辑处理之后在电视上播出。
在这期间，他们需要通过竞争获得权利，通过投票赶走房间里的其他人，最终留下来的那个人获得高额的奖金。
这个节目的名字正是来自《1984》中的一句话：老大哥在看着你。
意思是身处一个随时被监控，没有自由和**的世界之中。
林子轩看了真人秀之后又去看了《1984》这本小说，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
真人秀就是个普通的娱乐节目，以室友之间互相出卖和攻击为卖点，看完后一笑了之。
小说《1984》则描写了在极权社会下人们的生活，看过后让人感觉不寒而栗，那是一个怎样恐怖的世界。
《1984》和《我们》有着某种渊源，奥威尔受到扎米亚京的影响颇深。
因为这个原因，林子轩想和扎米亚京见上一面。
他打听了一下，自1920年之后，扎米亚京一直受到苏联文学界的攻击，处境艰难。
扎米亚京的小说不能发表，写的戏剧没办法在剧院上演，还被迫退出了作家协会，生活上陷入了困顿。
在苏联的报纸上时常会出现批判扎米亚京的文章，这在莫斯科并不是什么秘密。
蒋京国对林子轩的这个想法进行劝阻。
在莫斯科接触被定义为颠覆分子的苏联作家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林子轩想了想，就放弃了，即便是见面也谈不了什么，他不想惹麻烦。
他不想惹麻烦，麻烦还是上门了。
林子轩意外的接到通知，苏联当局请他到克里姆林宫一行。（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四章 克里姆林宫的失败者
克里姆林宫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坐落在涅格林纳河和莫斯科河汇合处的鲍罗维茨丘陵上。
是一处建筑群落，由许多教堂、宫殿、钟楼、花园和多层塔楼组成。
1918年3月28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取得俄罗斯政权一年后，乘专列由圣彼得堡迁往莫斯科。
从此，克里姆林宫成为苏联政治权利的中心。
克里姆林宫的1号楼称为总统楼，列宁是第一位入住这里的国家领袖。
列宁的办公室是1号楼3层的一间50平方米的房间。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搬进了1号楼。
他选择了位于1号楼2层的1号办公室，那里明亮宽敞，有150平方米。
林子轩接到的不是斯大林的邀请，而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办公室的邀请。
这让他放心不少，如果真是斯大林的邀请，他就要琢磨是不是出事了，他可是向苏联邮寄了三本《高堡奇人》，心里有鬼啊。
自从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报递交上去之后，引起了苏联上层的关注。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界定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是苏联在理论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苏联国内的理论界同样争论不休。
为此，苏联的情报部门对林子轩的背景进行了调查。
他们发现林子轩本身是资本家，有西方教育背景，在英美等国的文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派。
他们还追查了林子轩在莫斯科的行踪，包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演讲和那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
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可以确认林子轩不是西方世界的奸细。
这是苏联对林子轩的第一份调查案卷。
在确认了林子轩不具有危险性之后。他们决定把林子轩找来谈一谈，看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这位中国人的突发奇想，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可不是小事情，不是谁都能提出来的。
斯大林在1924年提出了著名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从一国开始、在各国进行、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但并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因为在一国内建成而终结。
于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俄国乃至国际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能随便说说么？
而且，如果苏联采用了林子轩的这种说法，总觉得有点奇怪。毕竟林子轩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补充。
难道以后要把林子轩的名字写进苏联的理论文件之中么？
按照约定，林子轩在翻译的陪同下走进了克里姆林宫，经由卫兵带领，来到一间办公室。
几位苏联马克思理论研究家和林子轩见面，双方交谈起来。
苏联人感兴趣的是林子轩是怎么想的，来之前林子轩就想好了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苏联的革命怀有憧憬，才有了这次的苏联之行，但来到苏联后却发现苏联国内贫困状况严重。我觉得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认为你们要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由国情决定，我就是这么一提。是否采用由你们决定。”
经过一番询问，这些苏联理论家了解了林子轩的确是突发奇想，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有过深刻的研究。
其实。林子轩在后世学过政治课，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但有些话题不能说。
这时候，一位苏联人从外边走了进来。其他人都站起来敬礼，喊着口号。
林子轩也站了起来，身边的翻译告诉他来人是列夫托洛茨基同志，苏联最高领导人之一。
这两天，林子轩大致了解了苏联国内的局势。
这位托洛茨基同志是斯大林最大的竞争对手，此人是十月革命真正的发起人，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是极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是和列宁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物。
在苏联，大会代表们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托洛茨基是一位革命理论家，他过来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他对林子轩说的先发展农业再发展工业的论断颇有兴趣，事实上，他正在批判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斯大林在1925年提出苏联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重点发展重工业。
他和林子轩交流了一会，发现这个中国人和他的观点不同，就失去了兴趣，匆匆离开了。
托洛茨基认为应该实行农业集体化，土地收归国有，林子轩则坚持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虽然意见不一致，林子轩倒是因此想到一种假设。
如果托洛茨基打败斯大林，成为苏联的统治者，苏联将来的走向会如何？
这是一个很好的架空题材的历史小说。
托洛茨基曾经有机会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却错失良机。
1925年之前左翼反对派有人提出武装推翻斯大林集团、将之关禁闭，但遭到托洛茨基的反对，他当时把斯大林当做同志，想将斗争置于可控的范围内。
但斯大林对他毫不留情。
1928年，斗争失败的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12日被驱逐出国。
他出国时随身携带了30箱的档案和书籍，这些资料给斯大林带来无穷烦恼，因为其中有不少对斯大林不利的资料。
在国外，托洛茨基没有放弃斗争。
他用大量证据揭露斯大林的御用文人对历史的篡改与伪造。
并撰文批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及其所作所为，如《被背叛的革命》和《斯大林评传》。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遭到暗杀身亡。
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置托洛茨基于死地而后快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托洛茨基揭露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打破了斯大林一贯正确的神话。
林子轩走出克里姆林宫，回头望着这个苏联权利的中心。
即便托洛茨基掌握了苏联的大权，这个国家恐怕仍旧会走上相同的道路，这段时期的苏联需要一位铁血而粗暴的统治者。
林子轩只是一个观光客，他无意改变，也很难改变苏联的历史。（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五章 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
林子轩最终还是决定见一见扎米亚京。
反正他以后不会来苏联了，也不依靠苏联的救济金生活，没必要顾虑太多，想的越多越办不成事，有时候就是自己吓自己。
难道苏联当局会因为他见了一位颠覆分子就把他关押起来么？
这显然不可能，他是外国人，会升级为外交事件，把事情闹大。
而且，他想取得扎米亚京作品中文版的授权，让扎米亚京的小说在中国出版。
扎米亚京能成为彼得堡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著名作家，自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他的小说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此时的扎米亚京并没有停止写作，而是继续创作。
虽然遭受迫害，却也有极少的出版社支持他，试图出版他的书籍。
但无一例外的遭到了失败，任何想要发表他作品的出版社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他的书籍在学校图书馆被严禁外借。
他是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的编委会成员，这家出版社冒着风险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他依靠在出版社对青年作家的作品做校对工作获得微薄的收入。
其实，他只要认真检讨，承认错误，再写几部讴歌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小说，以他在苏联文学界的地位，想要重回巅峰并不是难事。
不过，他是一个“凭良心又不按命令写作”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有错。
林子轩带着蒋京国来到扎米亚京的住处，他是以上海万象书局的名义前来。想和扎米亚京谈谈中文出版的问题。
和这个时代大部分苏联知识分子类似，扎米亚京的生活颇为潦倒。
他四十多岁。和妻子住在一间不太宽敞的房间里，家里陈设简单。身上衣衫破旧。
扎米亚京曾经在英国生活过，还用英文写过小说，在交流上没有问题。
刚开始他极为警惕，声称自己没有在国外出版小说的打算，直到林子轩说了自己作家的身份后才让他放松下来。
只是，他还是不知道林子轩是谁，写过什么作品。
林子轩的小说和报道不可能出现在苏联的报刊上，除非是苏联需要批判林子轩的时候才会大篇幅的报道他。
扎米亚京觉得林子轩说的不像是假话，或许认为政府不至于用一个中国人来诱骗他。
接下来的交流轻松不少。
他不承认《我们》这部小说是讽刺苏联当局。他想表达的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苏联虽然有着诸多问题，却还没有到那种抹杀一切个性的地步。
扎米亚京给林子轩讲了一个故事。
一只公鸡有个坏习惯，它每天清晨都要比别的公鸡早叫上一个小时，这让公鸡的主人很尴尬，于是，那位主人只好砍掉了那只公鸡的头。
“我就是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他自嘲的说道。“我的小说提出的问题太早了。”
但扎米亚京并不后悔。
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写小说揭露苏联当前存在的弊端，是因为他爱这个国家，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是作家的责任。
那些只知道赞美的作家不是为了国家好，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
正如德国作家格拉斯所说：作家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
扎米亚京对林子轩想要出版他的小说没有意见，很痛快的写了授权书。他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在中国会受欢迎。
通过苏联的报纸，他看到中国和苏联一样都处在一场大革命之中。
他经历过那样的时代。知道在那种狂热的氛围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既然你在苏联受到不公正待遇，你想过离开这个国家么？”最后。林子轩询问道。
“我想还可以等待下去。”沉默片刻，扎米亚京如此回答道。
他在等待国内形势的好转，等待被理解的那一天。
他没有拒绝林子轩留下的卢布，作为中文版书籍的稿费，他需要金钱来改善生活，可以到黑市上购买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扎米亚京并没有等待多久。
1931年，在国内走投无路的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申请被驱逐出苏联。
在这封信的开头他自称是“一个被判处极刑的人”，他诉说了自己在国内的遭遇，处在被全面封杀的状态，被人恶意的攻击和抹黑，甚至是妖魔化。
在信件的结尾处，他说：“我申请和妻子一同出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走投无路，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被判处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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