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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实并不怕讲课，就算不讲新诗，也可以讲讲《三国演义》，或者是《红楼梦》。
他在后世喜欢看《百家讲坛》，对易仲天的《品三国》和刘新武的《揭秘红楼梦》很有兴趣，每期必看。
等到有时间的时候他可以用来冒充文化大师，当然前提是他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两本名著，否则很容易露馅。
林子轩正在忙着创办电影公司，首先是购买拍摄器材。
在这个年代，电影拍摄器材被垄断在外国人手里，他又不可能派人到国外购买，只能让上海的洋行进行代购。
洋行是指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商行。
在18世纪60年代兴起散商贸易，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
1840年以后，外商在中国的洋行日益发展，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在1911年之前的16年当中，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120家，资本额近1亿元。
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某些企业资本甚至超过千万元，数额之大，表明了洋行企业在中国各个地区或行业中的垄断地位。
1911年之后，洋行在中国的扩张并没有中止，反而日益壮大。
林子轩发现想要购买电影拍摄器材，只能选择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
原本他在法租界小有能量，找法国人买拍摄器材最合适不过，可在法租界出售电影拍摄器材的正是上海百代公司，在公共租界还有一家英国留声机公司也出售拍摄器材。
不过英国人的设备质量比不过法国人，毕竟电影就是法国人发明出来的。
可他和百代公司正处在僵持状态，估计百代公司会狠狠的宰他一笔。
他也可以用冯敬尧的冯氏商行的名义代买，只是以后拍摄用的胶片等等，都需要购买，这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过程。
他能瞒得了一时，却不能一直瞒下去，总会被百代公司知道的。
在商言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或许和解是个不错的主意。
林子轩打听过，百代公司在被他拒绝后，仍旧推出了流行歌曲的新唱片。
这个世上从来不缺少聪明人，他们模仿林子轩歌曲的曲调，稍加改变，然后找了一位戏曲界的名伶演唱。
从作词作曲到演唱，透着一股浓浓的模仿味道。
可模仿是那么容易的么？
林子轩选择的都是经典歌曲，稍微改动就会破坏乐曲的美感，加上乱编的歌词，和名伶戏曲化的唱腔，简直惨不忍睹。
那位名伶不知道唱戏和唱流行歌曲的区别，还是用唱戏的腔调来唱流行歌曲，给人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感觉。
完全是东施效颦。
百代公司推出的这场唱片刚开始销量不错，可随之而来的是极差的口碑，勉强收回了成本，但公司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看着黎锦挥带着孟晓冬在全国巡回演出，大赚特赚。
百代公司的经理张常福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为了挽回公司的声誉，也为了公司的利益，他要联系林子轩，打造全新的唱片。
至于条件，可以继续谈。
第四十一章 鸡犬之争，渔翁得利
百代公司的经理张常福是宁波人，他虽然对于唱片录音、制片等技术问题是外行，但是他具有经营管理的眼光、能力，以及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买办”这个词语，这是外商进入中国后催生而来的。
买办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由于需要熟悉英语和对外贸易，最早的买办是广东的掮客转变而来。
随着中国的口岸开放增多，租界变广，经济业务扩大，买办紧缩，以前以合同形式与洋行形成临时雇佣的掮客逐渐成为固定的代理人，即买办。
买办不仅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管理员，还是大班的机要秘书。
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寻找一个当地有实力的买办是首要任务，他们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
随着外商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先后出现大批当地买办。
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
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
张常福就是一个标准的买办。
他头脑精明，善于抓住机会，在上海百代公司的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初正是他带着灌录设备和技师前往北平，灌录了大批京剧名家的唱片，才使得百代公司一举成名。
在灌录林子轩的唱片时，他同样持积极态度，因为他意识到流行歌曲是唱片行业的生机。
然而，林子轩得寸进尺，要求分成，这严重损害了张常福的利益。
在张常福的收入中，薪水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他的收入主要依靠收取佣金，而且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独立商人。
不少上海的唱片经销商背后都有他的资金，有些甚至是他亲戚开设的。
林子轩要求分成，对于法国人影响不大，只要把这笔钱转嫁到唱片价格上即可，损害的是张常福的利益。
所以，他拒绝了林子轩。
不过现在形势不妙，新唱片失败，法国人很不满意，他需要林子轩来扭转不利局面。
特别是他听说林子轩在和谋德利洋行接触的时候，就更为焦急了。
谋得利洋行是上海百代公司的最大竞争对手。
1897年，位于南京路上的英商谋得利洋行最先将蜡筒留声机和圆柱形蜡筒唱片引进上海，由于谋得利洋行的最先引进之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唱片被统称为“谋得利唱片”。
1903年3月中旬，英国留声机公司的录音技师弗雷德盖斯堡来到上海，在谋得利洋行买办徐潜麟的操持下，盖斯堡于19日进行了中国本土的首次唱片录音。
这批唱片被送往英国留声机公司位于德国汉诺威的工厂内加工成片，批量生产，然后于当年6月运抵上海，由谋得利洋行代理销售。
此后，谋得利洋行于数年内垄断了中国的唱片销售市场。
这种状况直至1908年柏德洋行（即日后的上海百代公司）成立后才逐步得以改观。
如今，在上海，谋得利洋行和上海百代公司竞争激烈。
谋得利洋行代理英国留声机公司的产品，也叫做胜利唱片，它的唱片封面上是一只正在听留声机的小狗。
东方百代公司代理法国百代唱机公司的产品，叫做百代唱片，它的唱片封面上是一只报晓的雄鸡。
所以，报纸上戏称两家公司的竞争是“鸡犬之争”。
作为竞争对手，张常福自然关注谋得利洋行的一举一动，甚至在其内部安插了眼线。
于是，他知道了林子轩和谋得利洋行即将合作的消息。
这对他来说是个糟糕的消息。
他当初之所以拒绝林子轩，是知道其他唱片公司恐怕都不会接受林子轩的分成要求。
对于他们这些买办而言，绝不会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
但事实证明，谋得利洋行可能让步了。
这些年，百代公司发展迅速，在唱片的质量和销量上都稳压谋得利洋行。
因为技术原因，谋得利洋行的唱片质量不高，但胜在价格便宜，和百代公司有一拼之力。
谋得利洋行拉拢林子轩恐怕是想在唱片内容上有所突破，从而获得发展。
想到此处，张常福坐不住了。
他要把林子轩拉拢过来，绝不能给谋得利洋行翻身的机会，否则百代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张常福在上海有深厚的人脉关系，特别是在法租界。
他知道林子轩和冯敬尧的关系，而冯敬尧和法国人关系密切，他通过法国人的关系给林子轩传达了合作的信息。
之所以弄的这么复杂，是因为他要用法国人来压一压林子轩，让林子轩有所收敛。
这样在谈判的时候就不会太过被动。
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不同，在法租界，是由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支配。
而公共租界则是当地外国侨民的地方自治体，并不直接受任何外国领事，甚至是英国领事的支配和管理，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自治体。
所以，在法租界，法国人的权利很大。
张常福的意思很明显，我老板是法国人，你就算不给我面子，也要给法国人面子。
这是借势！
买办依靠外商生存，借助外商的势力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
林子轩对这种依靠外国人打压中国人的方式很不喜欢，不过并不妨碍双方的商业合作。
谁让在这个年代中国本土的唱片公司还没有发展起来呢。
林子轩没想过和谋得利洋行合作，谋得利洋行的唱片质量差不说，名声还不好。
他们曾经为了追求利润，大批量的假冒戏曲名家的唱片，随便找个人唱，就说是名家出品，因此骗了不少人。
和谋得利洋行的合作本来就是他释放的烟雾弹。
他的确和谋得利洋行的经理谈过发行唱片的事宜，也提到过分成的问题，谋得利洋行的经理犹豫不定。
林子轩借助百代公司和谋得利洋行的竞争，给张常福施加压力。
效果很不错，他和百代公司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面。
第四十二章 符合时代的节拍
在双方都有合作意向的情况下，谈判进行的很顺利。
林子轩为孟晓冬争取到了500块灌录一张唱片的身价，这种身价只相当于一般京剧名角的价格，但对于歌星来说算是顶尖了。
而且当唱片销量过万时，林子轩会获得每张唱片一角钱的提成。
如果唱片销量过三万张，在提成的基础上要按比例分红。
销量过五万张的话……
对此，张常福只是呵呵一笑，他对唱片市场的了解颇深。
在这个年代，一般的唱片销量能破万就不错了。
就算是《夜上海》那张唱片销量最终破了两万，也是因为那是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质量上乘，受人追捧所致。
以后的流行歌曲唱片怕是没有这么高的销量了。
至于五万张，他只能呵呵了，除非林子轩制作出比《夜上海》更为经典的歌曲。
然而，张常福没有估计到今后唱片业的飞速发展。
随着留声机的普及，几年后唱片销量过三万张并不是难事，如果没有小唱片公司仿制的话，就算是过五万张也有可能。
何况林子轩对他的歌曲很有信心，为了奠定孟晓冬超一流歌星的地位，他又精心挑选了四首歌曲。
为了捧歌星，他也算是蛮拼了。
林子轩分析了第一张唱片的得失。
其中《夜上海》和《夜来香》最受欢迎，《茉莉花》次之，《甜蜜蜜》排在最后。
这恐怕和这个时代音乐的水平和听众的接受能力有关。
在这个时代，听众习惯了听戏曲，而戏曲的节奏较慢，所以你不能一上来就来快节奏的音乐，如果有人在民国时期玩摇滚，那会被当成神经病。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想要改变只能循序渐进。
而且歌曲一定要符合时代特色，这样才能被快速接受，《夜上海》就是最好的例子。
林子轩让妹妹林晓玲对这四首歌曲做出评价，并询问为什么不喜欢《甜蜜蜜》。
“我不是不喜欢，只是觉得曲子有点怪。”林晓玲不置可否的说道。
这个“怪”就很能说明问题，林晓玲不懂音乐，却还是觉得曲子怪异，这表明这首曲子和这个时代是不合拍的。
这就是普通听众的判断标准，也是林子轩选歌的标准。
他这次拿出来的四首歌，分别是《何日君再来》、《明月千里寄相思》、《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月亮代表我的心》。
《何日君再来》是由周旋演唱的，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是这个时代的风格，绝对经典。
《明月千里寄相思》是由吴莺茵演唱的，此人是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星。
刚开始词作者找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她还曾以“曲调不美”而拒绝，结果后来一唱而红，成为经典名曲，被后世很多歌手翻唱。
《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姚丽，歌曲旋律轻松明快，奔放昂扬，将城市情怀和民族音调巧妙地汇成一体。
在1951年，这首歌被美国歌手弗兰基莱恩翻唱，曾高居全美音乐流行排行榜的前三名，在国外传唱至今。
《月亮代表我的心》是1972年陈芬蓝演唱的歌曲，后来被邓莉君翻唱，红遍华人世界。
林子轩想尝试一下，看看这首歌能不能被这个时代的听众所接受。
他不能光顾及歌曲是不是和这个时代合拍，也要逐步培养听众的兴趣。
在潜移默化之中，听众听啊听啊的就会习惯了。
毕竟他记得的老歌不多，以后再剽窃只能朝着八十年代看齐了，邓莉君的歌曲将是他剽窃的重点对象。
选择好了歌曲，只要等到孟晓冬巡演结束就可以灌录唱片了。
和百代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林子轩和张常福谈论起购买电影拍摄器材的话题来。
张常福对此很有兴趣，作为买办，只要货物经手卖出去，他就能提取佣金。
电影拍摄器材好谈，林子轩重点关注的是有声电影的消息，通过拍摄《上海假日》，他对无声电影厌倦透了。
张常福对技术上的事情不太懂，就找了一位法国技师前来。
法国技师对电影方面的消息了解颇深，他给林子轩讲起了有声电影的来历。
有声影片并不是一种新鲜事物。
刚开始，电影院在放映影片的时候让配音演员站在幕后说话，这种天真的方法采用了一段时间就被淘汰了。
后来，在电影放映时现场进行音乐伴奏，这个办法比较受欢迎，使用至今。
但这不是真正的有声电影。
其实，在1910年的时候，爱迪生就发明了有声电影，他发明了一台把留声机的声音和电影摄影机上的图像联系起来的电影机。
爱迪生的贡献在于他在同一时间里把声音和图像同时记录下来。
在拍摄时使用两种感光性能不同的底片，一种摄取画面，一种记录声迹。
经过一系列工艺处理，使声迹和画面合印在一条正片上，制成影片拷贝放映时，放映机附有还音装置，在映出画面的同时，能使声迹还原为声音。
不过这种发明仍旧存在缺陷。
首先，电影里发出来的声音在大剧院放映时带有浓重的鼻音。
其次，声音和画面的同步方法仍不完善，演员必须将他们嘴唇的动作同留声机唱片“重现”的声音设法配合起来。
最后，还牵扯到技术专利问题。
有声电影要使用留声机的发音技术，制造无线电器材的大电气公司于是成了有声电影机专利权的占有者。
电影公司要想拍摄有声影片就必须要交纳专利费用，在默片兴盛的年代没有电影公司愿意出这笔冤枉钱。
反正拍摄默片也能赚钱，何必冒着风险去拍摄有声电影呢。
这是有声电影发明这么多年还没有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没有人愿意去拍摄推广。
后来，有声电影几乎已被放弃了。
在1914年，上海维多利亚戏院放映了一次蜡盘发音的有声影片，因属实验性质，故而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
林子轩听罢欣喜不已，他让百代公司给他购买一套有声电影的拍摄机器。
既然外国电影厂不愿意拍摄有声电影，我愿意啊！
以后，第一部真正的有声电影就是中国制作了，还能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至于专利费，在中国你和我谈专利费，你开玩笑的吧。
第四十三章 好一场大《雷雨》
对于有声电影，林子轩有些想当然了。
就算购买了电影拍摄器材，也要有人懂得这方面的拍摄技术，这恐怕要找国外技术人员来协助拍摄，还有电影院设备更新换代的问题。
总之，拍摄有声电影的过程绝不会是一帆风顺。
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后来拍摄有声电影，是因为公司快要破产了，他们只好放手一搏。
不过一旦成功，获得的收益也是巨大的，华纳兄弟娱乐公司正因为如此成为后世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之一。
九月份的时候，欧阳予仟排演的话剧《雷雨》在上海新舞台演出，邀请他前去观看。
冯程程最终还是没有参与其中。
上海沪江大学是教会学校，对学生出勤管理较为严格，她根本没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