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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些不关心政治的文学团体，它们宣扬非政治倾向的美学观，歌颂本民族过去时代的“伟大”，推崇古代语言和诗的形式的“纯美”。
当然，这些人有点不合时宜。
从后世的角度看，只有真正反应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那些歌功颂德的小说迟早会被人遗忘。
林子轩印象深刻的有一篇叫做《日瓦戈医生》的小说。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1956年创作的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
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曾说过：“我想在其中提供出最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
作者通过十月革命和内战前后的经历，塑造了一位诚实、正直，但思想极为矛盾的俄国旧知识分子形象。
小说的主线是日瓦戈的生活史。
他既是一位医生。又是一位诗人和思想者，他的活动、言论和思考构成作品的内容主干。
而他本人又以诗歌和札记的形式记述或表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
小说描写了革命暴力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相，较为深刻和多方面地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革命时期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
因此，这本小说在苏联被禁了。
1957年被意大利出版商偷运出境，并在米兰以俄文发行。
隔年又发行了意大利文和英文的版本，并在西方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反响，为作者赢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另外还有一本《静静的顿河》。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肖洛霍夫展示了1912到1922年间，俄国社会的独特群体——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中的苦难历程。
但作者被不少苏联文艺评论家批判为“异见分子”、“布尔乔亚的同路人”。说他是在宣扬“富农思想”。
肖洛霍夫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两个世界共同认可。
他也是惟一既获斯大林文学奖，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在苏俄文学史上绝无仅有。
这可能和他在每一个重要时期都站在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有关系。
有意思的是，这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都有过交锋。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苏联对此反应强烈，苏联作家协会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只是在他作了检讨并拒往领奖之后才恢复其会籍。
肖洛霍夫曾发表谈话，说“《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反苏的，把一个人开除出作家协会并不是在经济上使他为难，而是要激发他的天良。”
在1967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不同倾向的作家展开争论。
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给大会的一封信中提到出版自由的问题。
肖洛霍夫对一些青年作家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出版自由”之类的呼声感到恼火，认为这些作家是“持不同政见”的异己分子。
他宣称：索尔仁尼琴蹲过监狱，没经受得住严酷的考验，发疯了，不能让这样的人写作。
索尔仁尼琴便反击说：《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剽窃他人作品而来。
索尔仁尼琴在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在境外发表，被开除出作协，随后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
1976年，他因出版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被驱逐出国，苏联解体后才得以回国，而《古拉格群岛》也被列入俄罗斯的中学教科书。
对于林子轩来说，苏联的文学既让他熟悉又感觉陌生。
在后世，他上学的时候就学过高尔基的作品，那首散文诗《海燕》可是如雷贯耳。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句话在后世很少有人不知道，苏联的小说也能读到，但总觉得有点隔膜。
或许是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苏联已经解体了，成为了过去式，对于过去，人们大多只会怀念，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忘记。
那段属于苏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但在1924年，苏联的辉煌才刚刚开始，苏联文学也刚刚起步，高尔基完成了他的自传体三部曲，苏联文学在革命的浪潮下绽放出全新的生命。
然而，林子轩却感觉那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文学。（未完待续。）
第二百零六章 过年
或许是因为冯程程怀孕的原因，今年过年家里格外的热闹，来往的亲戚多了不少。
即将为人父的林子轩也成熟起来，不再像往年一样找借口躲避。
他终于坦然的接受了自己在这个时代的身份，作为林家的长房长孙，担负起这个家族的兴衰荣辱，而不是像局外人一样的冷眼旁观。
这就是他穿越三年来的心路历程。
从最初的茫然到如今的坦然，林子轩改变了很多，他和这个时代正逐渐的融合。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更加的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因为自己的冒失给家族带来灾难。
他和冯程程陪着亲戚说话，彼此问候，拉近关系，就像是一个真正的民国人一样。
如果说前两年的林子轩给亲戚的感觉是冷淡和疏离，像是一个闹别扭的孩子，现在的林子轩则亲切而温和，同时带着一丝威严。
这是成熟和稳重的表现。
或许到了现在，他才真正的成为林家的人。
这种改变让林伯清很欣慰，他觉得正是因为有了孩子，才让林子轩变成了成年人，懂得了自己的责任。
今年没有回老家，就在上海租界内过这个春节。
说起来，自从民国成立后，为了推广公历，和西方社会接轨，政府把元旦定为新年，而取消了农历新年。
政府部门和学校在元旦放假三天，而春节则不放假，正常上班。
作家老社写过一篇《我的母亲》，回忆他1918年在北平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的事情。
按照北洋政府的规定，到了阴历年的年尾，学校照常上课。除夕不许回家祭祖，大年初一也不许回家拜年。
老社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回家探望母亲。
这不仅是对公务员的规定，对民间也是如此，如果发现有人违背，会被当成反动派。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百姓会私下里互相拜年，也会祭祖，只是不怎么公开而已，而且北洋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管这些事情。
到了1920年之后，政府对民间过春节的事情基本上不再干涉。
在上海租界内，更为自由，西方人虽然不过春节，可也不会禁止中国人过春节，西方人也要照顾中国的传统。
林子轩带着林晓玲和阮玲钰一起放鞭炮。冯程程在远处看着。
在这个时候，周围不时响起鞭炮声，很有过年的氛围，上了年纪的人在客厅里坐着喝茶聊天，年轻人则会四处走动，彼此交流。
放完鞭炮，林子轩回到冯程程身边，牵着手。陪她一起看着远处的热闹。
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大年初一才是拜年的高峰期，这个时代没有短信可以群发。林子轩就用电话给那些关系较远的人电话拜年，而关系亲密的人则要上门拜年。
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是冯敬尧了。
来到冯家，冯敬尧很高兴，虽然每周都能见面，但过年毕竟不同。
何况女儿怀了身孕，让他心里有了寄托。他正在把势力向着公共租界发展，只是进行的并不很顺利，双方都有死伤，接下来就会谈判。
当然，这些事情冯敬尧没必要说出来。
他吃饭的时候随口提醒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最近没事不要到公共租界去。那里比较混乱。
他同时还派了保镖暗中保护。
在冯家吃完晚饭，林子轩和冯程程便返回家中。
在他去别人家拜年的时候，也要接受别人的拜年，平禁亚等一批员工自然要来给林子轩拜年，这是作为下属的自觉。
领导不会记得谁来拜年，可却会记得谁没来拜年，这是职场的常识。
林子轩给旗下的员工放了三天假期，这已经很大方了，那些外国的洋行根本就不放假，而工厂的工人只有一天假期，有些工厂甚至没有假期。
真的有事可以请假，但没有薪水。
他要趁着新年发行一期新年特刊，特刊主要是回顾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除了回顾外，还有评论，以及对新的一年的展望。
其实可以叫做年鉴，因为是万象书局发行，所以叫做《万象年鉴》。
在林子轩的设想中，要把这份年鉴一直做下去，作为对历史的记录，要做到不偏不倚的态度，忠实于历史，不受任何势力的影响。
往小的方面说，这是对过去的回顾，往大的方面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史记”。
如果这份年鉴做的好，万象书局将在中国出版界树立起自己的品牌。
由于林子轩的重视，平禁亚等人不敢怠慢，为此忙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
虽然因为信息不畅的原因，没办法对所有的事件一一核实，但也做到了尽可能的全面和详细，还有各方观点的评论。
于是，在新年刚过的时候，《万象年鉴1923》出版发行。
年鉴内容详实，还有插图，价格也不便宜，要五块银元一本，一般人可买不起。
为此，林子轩给各大图书馆和大学免费邮寄了一本，这是为了打响知名度，而且，这种年鉴具有收藏价值。
丁灵也来给林子轩拜年，只是她还带了一个女人过来，这个女人叫做向警宇。
林子轩这才知道向警宇和丁灵的母亲在湖南常德师范学校是同学，还是结拜姐妹，丁灵叫向警宇九姨，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向警宇曾经在法国留学，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求学，广泛地接触法国工人阶级，受到具有巴黎公社斗争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的影响。
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才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只是后来失败了。
而且，向警宇还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提倡妇女解放。
她提出了“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等有关男女平权、保护妇女权益的主张。
她来找林子轩正是为了妇女解放的事情。
因为林子轩旗下有包括《家庭》和《蔷薇周刊》这类专门针对女性发行的杂志，是宣传女性解放的平台，她希望林子轩能够刊载此类文章。
这是有意义的事情，林子轩没有理由拒绝。
不过，他不能把杂志变成宣传的工具，适量的宣传可以，要是整本杂志都宣传妇女解放，那杂志恐怕就卖不出去了。（未完待续。）
第二百零七章 女性的权益
向警宇找林子轩谈论这件事，是源于林子轩建立的支持女性解放的形象。
他的小说中有独立自主的女性，他提出了新时代女性的标准，也就是“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他还支持自己的妻子开办公司。
这件事随着云裳女装公司的开业，已经人尽皆知了。
特别是殷明竹穿着全新设计的旗袍在社交场合亮相的时候，带起了一股东方风韵的服饰风潮，也让云裳女装声名鹊起。
而且，云裳女装只做女装，和其他男装女装一起做的裁缝店不同，显得更为专业。
身家丰厚的女人更喜欢这种为她们专门服务的店铺，因为只有女人才更懂得女人，云裳女装也成为了她们交际的场所。
林子轩按照后世会所的理念来经营云裳女装，在店铺内专门划分了休息室和更衣室。
并准备了茶点和咖啡，这些女人可以一边聊天，一边选择自己需要的服装。
在一些保守的家族看来，林子轩让自己的妻子开办公司是伤风败俗，女人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更多的人表示了赞赏。
毕竟时代不同了，社会越来越开放，女性逐渐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
比如一位叫做郑毓绣的女人，她是中国的第一位女律师。
她参加了同盟会，曾经刺杀过袁时凯，1914年到巴黎留学，在巴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此学位的女性。
最有名的就是“玫瑰枝事件”。
1919年6月27日。这天是巴黎合约签字的前一天。
郑毓绣作为学生组织的领袖与留学生代表、劳工代表一道包围了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陆证祥的寓所，要求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
她被推举为代表与陆证祥谈判。谈判期间，陆证祥接到北洋政府的指示在和约上签字。
郑毓绣见情势不妙。便随手折了一根玫瑰枝，用衣袖蒙住，顶住陆证祥的后腰，厉声说道：“你要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
陆证祥听后十分害怕，再也不提签字的事，于是，中国政府得以保留收回山东的权利。
1919年广州军政府外交部任命郑毓绣为外交调查名誉会员，成为中国首位参政的女性。
所以。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争取自身的权益。
这是时代的大趋势，虽然困难重重，但无可阻挡。
向警宇仔细观察过林子轩这个人，也从丁灵那里了解过林子轩，她觉得林子轩的确是在支持女性解放，而不是嘴上说说。空喊几句口号而已。
或者说，林子轩具有男女平等的观念，是一个值得争取的对象。
她提倡女性解放，不光是依靠宣传。还要有实际行动。
向警宇决定从丝厂女工开始，上海的丝厂女工受到盘剥的厉害，规定一天四角工资。还要被扣掉两角，几乎和童工的待遇差不多了。
丝厂女工的代表数次呼吁社会救助。但收效甚微。
这里要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了，上海的丝厂大部分都掌握在中国买办的手里。
中国的生丝以出口到欧美为主。为洋行生丝出口服务的买办、包括和洋行出口生丝联系密切的丝商，是上海现代缫丝工厂创办和主持者的一个重要支柱。
这些丝厂的经营者，既是洋行买办，又是兼营丝号的经纪人。
他们打着洋行的招牌，依仗着西方人的势力来扩大经营，垄断缫丝行业。
女工是丝厂和纱厂的主要工人来源，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在上海至少有四万女工在丝厂和纱厂工作。
这些女工大多数并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来自外地，以来自苏北地区的居多。
她们被包工头带到上海，安排进入工作做工。
包工头付给女孩父母一小笔钱，一般分三年支付，总额为30到50元不等，并立下包三年食宿的契约，但在这三年内包身工的工资全部归包工头所有。
因此，她们的生活处在包工头的严密控制之下。
另外还有一种“带饭”制，就是女工每月付给包工头八元的食宿费，但这个关系不签署契约，可以随时取消。
这些包工头都是社会上各种势力的成员，他们和丝厂老板勾结，共同盘剥女工。
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工厂不负责直接招工，而是交给包工头，这样一旦女工出事，也是由包工头负责处理。
一家丝厂需要上千名女工，上海十几家丝厂，丝厂女工总数就有上万。
向警宇准备组织丝厂女工罢工，抗议工厂和包工头的剥削，林家在上海纺织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她找林子轩的原因之一。
她想说服林子轩支持这次罢工，并让林家的纱厂做出表率来。
或许是上次林家的纱厂宣布了不再招收十二岁以下童工的事情，让向警宇觉得可以把林家作为突破口。
林子轩很同情那些女工，也想改善她们的处境，但这不是工厂单方面可以做到的，还牵扯到社会上的势力，包括女工家人的处境。
女工被包工头带到上海的时候签了契约。
就算工厂给女工加了工资，也会落入包工头的手中，如果工厂避开包工头，直接招工，那不仅很难招到女工，还会被包工头捣乱。
他不认为现在工厂能够摆脱包工头这个环节，特别是在上海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当然，他支持丝厂女工的正当诉求，至于结果如何，还要看双方谈判的结果。
然而，在3月10日，位于闸北的上海祥经丝厂失火，因宿舍门窗被工厂钉死，女工不及逃生，酿成百余名女工死亡的惨剧。
这件事把丝厂女工的困境再一次展现在了公众面前，舆论哗然。
林子轩代表林家宣布林家旗下的纱厂将提高女工的待遇和休假限制，改善她们的工作和生